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派兵攻掠江西、浙江，“三藩”挑起的战火烧遍长江以南。清廷的平叛大军进驻浙江多年，杭州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康熙十四年秋天，洪昇的父亲洪起鲛“因事获罪”，被“械送京师”、关押在一个破庙里。是否即《红楼梦》的“狱神庙”，不得而知。获的是什么罪，今已无考，但从时间和地点来推断，似乎是受“三藩之乱”的牵累。在“三藩”占领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没有“殉国”，没有“抵抗”，朝廷都视为“罪臣”，这是毫无疑义的。联想到《红楼梦》中贾赦的罪名“交结外官”，十分耐人寻味。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探春远嫁，乘着大海船，嫁给“西海沿子”一个“藩王”为妃，洪家是否因为与耿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亦非空穴来风。
洪起鲛的罪案一直拖了五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在总清算的时候，于康熙十八年深秋，决定把洪的父母一起“发配充军”，远流黑龙江宁古塔。洪昇一方面在京师为父母奔走呼号，求情辩冤，一方面又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侍奉父母“充军”。这年的除夕，就是在发配犯官的阴冷潮湿的遣送船上过的。此时何种心情，可想而知。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洪昇和父母才免遭“充军”之苦。
那时凡罪行严重到发配充军的官员，必被“抄家”，财产被抄掠一空，家人被赏赐变卖，百年“望族”洪家，至此落得个“曲终人散”、“食尽鸟投林”悲惨下场。遇赦后发还的府宅，也只能是一个空“园子”了，这与脂批透露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悲凉结局相同。
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后，家中留下的除三弟中令外，还有两个妹妹。洪昇的两个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用洪昇诗的语言表达，就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洪昇对妹妹感情笃深，总是在诗中慨叹，自己虽为“堂堂须眉”，但比不上身为“裙钗”却“齐家”有方的妹妹。但洪昇的妹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规律，出嫁后，可能是所遇非偶，她们都年纪轻轻地就悲惨而死，其下场同《红楼梦》中的迎春、探春如出一辙。
洪昇终生都刻骨思念两个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妹妹，康熙三十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把二弟夫妻和两个妹妹的尸骨都迁葬故乡父母身旁，并含泪泣血写了“诔词”和一系列怀念弟妹的诗章。这些与《红楼梦》作者在交代创作缘起时，说此书创作的宗旨，就是为了“记述当日的闺友闺情，”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首秋天的挽歌——仕途绝路：洪昇在离开家庭后，虽然仍不脱纨绔习气，厌恶走“仕途经济”道路，但是从当时文人惟一的出路着想，从家族面临的危机出发，还是无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中，继续其“国子监生”的生涯，希图有一天考取功名，重振颓败的“百年望族”。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洪昇，虽然有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传奇”剧本《长生殿》的创作。这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也是谋生的需要，搬演剧本的剧班和观演“传奇”的富贵人家给予的赏赐，是洪昇在京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洪昇创作《长生殿》，始于“天伦之变”前，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经过“十年辛苦”、“三易其稿”，终于杀青了。一经传演，立即轰动京师，平民百姓爱看，官僚富商更是趋之若鹜，就连当朝皇帝康熙爷，也亲自观演，并钦赐了二十两白银，成了当时公认的“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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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情结（13）
正当洪昇得意忘形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了。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康熙帝青梅竹马的表姐、成年后的皇贵妃、临终前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刚刚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二天，就呜呼哀哉了，《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灯谜，正是当朝皇后的真实写照！就是此时，洪昇陷进了一生最绝望境地。
皇后薨逝，按规矩臣民必须居二十七天“国丧”，一切娱乐活动都必须停止，但洪昇和他的朋友们却于此时干了一件蠢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处罚。演出《长生殿》大获成功的京师“内聚班”，为了答谢剧本作者洪昇，遍请京师名流，“中秋”“国丧”期间，在“生公园”“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朝廷震怒，参与“聚演”的人员都受到了严厉处分。洪昇被“逮捕下狱”、“枷号示众”，并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时人作诗嘲笑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谓深刻。康熙二十八年秋天的悲剧，不仅断送了洪昇个人的前程，事实上也断送了洪氏“百年望族”复兴的惟一一线希望。
出狱后的洪昇，在万念俱灰、满腔愤悲的心境下，骑了一条毛驴，奔赴京东盘山，欲在清沟禅院剃度出家。盘山多巨石，相传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创“大荒”之处，又有女娲庙证明是“炼五色石补天”处。洪昇在这里抚今追昔，其心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把自己比喻为“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弃置不用的顽石，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这也正应该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红楼梦》书中交代，作者创作此书，是于“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这“一番梦幻”，正是洪昇人生中发生在秋天三次噩梦！感叹家族的败亡，感叹姐妹的惨死，感叹自己的坎坷，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理由，不是最充分不过了么？《红楼梦》的主题和内容，不是与洪昇的真实经历最吻合么？
对于发生在洪昇身上的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归咎于洪昇的“不肖”，“不肖”恶名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文人都难以承受的，但洪昇自己又百口莫辩。创作《红楼梦》，“追踪蹑迹”去记载秋天的三场噩梦，为自己的恶名辩白，应是洪昇的本意。但按照封建伦理，洪昇在书中既不敢指责君王，又不能讪谤父母，只好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作，巧妙地制造了“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洪昇创作此书面临着两难选择，既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用意，又怕别人知道自己指斥君父的事实，所以一再流露出“谁解其中味”、“谁解诉秋心”的无奈心情。
《红楼梦》历史思想（1）
第一节 “男泥女水”思想
毛泽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产生于后天实践。其实毛泽东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岂只是正确思想，就是不太正确的乃至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凭空产生，凡是现实的思想，都有其社会根源。
《红楼梦》一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书中表现的奇特的女性观。红学界的诸多大师，在连篇累牍的考证研究文章中，都把这一奇特的女性观的产生，归因于曹雪芹的天才，似乎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也有人归因于曹家特殊的织造家庭的风月繁华，其实这同天上掉下来也没有多大差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文学是人类社会的心灵史，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反映其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画鬼容易画人难，《红楼梦》刻画的当然不是鬼，而是一系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者的思想，必然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红楼梦》作者曾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清代学者也曾判定，此书纯属“扯老婆舌头”。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会承认，该书确实是一部主要描写家庭中女人生活的书，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女人的痛苦和欢乐，女人的希冀和绝望，女人的成功和失败，女人的辉煌和黯淡，女人的高雅和庸俗，女人的超脱和魔障，如此等等。
《红楼梦》书中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作者摆脱了传统文学描写女性的惯常手法，很少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一类词汇去刻画女人的外观容貌，而是侧重描写女性的内在气质，从而使女性美达到了从内到外的高度统一。这种重在气质的创作手法，更加鲜明突出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观。从书中描写的大量女性生活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者四个方面的独特视角：
其一，“女清男浊”说。作者通过男主人公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感到清爽，见了男人就感到浊臭逼人。”书中众多男女的形象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迎、探、惜贾府三艳，钗、黛、湘三表姐妹，袭、晴、鸳、棋、钏等众多女婢，一个个形象确实清纯可爱；主人公宝玉虽是男性，但有性别倒错之嫌，爱以女性自居；而贾珍、贾琏、贾蓉、贾瑞、贾芹等哥们爷们，一个个都显得可憎可厌可怜可笑，就连主人公宝玉的父亲，和一众清客相公，也全部显得委琐无聊，令人避之不及。
其二，女子胜男说。在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男儿的责任，可是作者在书中却沉痛地感叹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书中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篇章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女性的胆识、韬略、气魄、手段；就是在平儿、鸳鸯、袭人等女性婢仆身上，也展现了治家理事的高超才能。而书中的敬、赦、政、珍、蓉等应该承担治家职责的男人，则统统是一派庸碌无能的形象。
其三，“才女有德”说。中国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通行标准是“郎才女貌”，是“德容工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红楼梦》一反传统观念，把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描写为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宝钗、黛玉、湘云等表姐妹，诗做得比宝玉好，字写得比宝玉强，知识比宝玉渊博，道理比宝玉透彻，就是参禅论道也比宝玉来得深刻。不要说一干才女，连那个从小被拐卖的香菱，也通过“苦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女诗人。这些才女不仅有丰富的个人文化生活，还结桃花社、海棠社，咏菊花、讽螃蟹，品名茶，啖鹿肉，雪晴联诗，月夜对句，抚琴绘画，灯谜酒令，一派“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形象，颇似现代人的文学沙龙，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千红一哭”说。《红楼梦》中的所有才女，因为生逢“末世”的同样原因，下场都十分悲惨凄凉，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金簪雪里埋”、“冷月葬诗魂”、“寒塘渡鹤影”、“终陷泥淖中”、“误嫁中山狼”、“东风一梦遥”、“青灯古佛旁”、“淫丧天香楼”等等，无一好下场。就连女奴们，金钏投井、晴雯被逐、鸳鸯上吊、司棋撞墙、芳官出家、袭人别嫁、二姐吞金、三姐自刎等等，也无一得善果。
其五，“鱼眼睛”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歌颂所有的女人，而只歌颂闺中的纯情少女。对于婚后的女人，则视为珍珠变成的“鱼眼睛”，令人可憎可厌。什么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多姑娘、秦显家的、璜姑奶奶、林之孝老婆、鸳鸯嫂子等等，统统是一堆死鱼眼睛形象。就连主人公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嫂子兼表姐王熙凤，作者虽然笔下留情，但其心狠手辣的种种恶行，也令人齿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妒妇”持强烈的批判观念，在夏金桂虐待香菱、王熙凤虐待二姐两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宝玉去寻什么“妒妇方”，欲治疗妇女嫉妒病。
《红楼梦》历史思想（2）
《红楼梦》的女性观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时间界定，大约是从明万历后期到清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公历17世纪的一百年间。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常的一个世纪！农民战争，清兵入关，平定三藩，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动荡！痛苦造文化，愤怒出诗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文化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观念上的激烈变革和文学上的独特创新，因而呈现出了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辉煌局面！《红楼梦》所反映的女性观，正是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
其一，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仅政治上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经济上经受了兵匪双方的洗劫，在身心上还经受了一次剔发蓄辨的奇耻大辱！按照当时的通行说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现实。女人可以继续着“民装”，裹小脚，插戴传统钗钏，而男人则必须剃掉前额头发，脑后拖一条猪尾巴辫子，并改穿旗人装束。
清庭为了强制推行在江南的剃发易服措施，实行了残酷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高压政策。今天的人们看易服剃发行为，似乎并非什么原则问题，但在当时与封建正统观念却发生了严重冲突，更何况还使亡国灭种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堂堂男子汉不可避免地会羡慕女人的传统装束，并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浊”，见了女人“清爽”，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当时文人的笔下，就记载了流行于杭州、苏州、南京一带的民间谚语：“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红楼梦》这样描写，不是什么作者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对当时江南男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屈辱心态的忠实记录。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确实涌现出来一大批女性作家。他们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