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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社会上持“意淫”生活态度者，不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就是“奇娼名优”。他们既非“应运而生”的“大仁”，亦非“应劫而生”的“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作者通过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大堆此类人名单，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柳耆卿，唐伯虎，李龟年，卓文君，薛涛，崔莺等。
从以上五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所谓“意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戏剧舞台上的“淫”！这种“情”和“淫”，就是文学生涯中的“情痴”、“情种”，体现的是作者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肉体活动；这种“意淫”作品，当然为市井小民、闺阁红楼所欢迎，但同时又必然与以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为正宗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文学作品，不论小说还是戏剧，都是“口传”、“语达”的，出自作者之手，入于读者（观者）之目，为什么说不可“口传”、“语达”呢？这里说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创作态度。作者把心中的“情”和“淫”，用什么方式表达，表达到什么程度，表达出何种境界，确实是只能“心会”、“神通”的精神活动，无法为外人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作家，创作时心中激荡的那种“情”，谁说得清楚？
我们知道了“意淫”就是言情文学创作的一种态度或精神，对于作者在《红楼梦》中公然宣称，主人公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当会大吃一惊！什么样的作者，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自称压倒所有言情文学作品作家，位居“天下古今第一”呢？
中国的古典言情文学，肇始于唐宋元三代，而滥觞于明末清初。描写张生崔莺莺恋爱的《会真记》，以及由此改编的《西厢记》，应该是较有影响的言情作品发端。而真正掀起言情文学狂潮的开路先锋，大概非明代后期的汤显祖莫属！他的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用梦幻交织的手法，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描写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后来出现的众多言情经典作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中，随处皆可见到《牡丹亭》影响的痕迹。
清初的一百年间，大概同元代仿佛，由于同是异族统治，文网又相对较宽松，杂剧传奇曾大行其道，尤其是言情主题的戏剧，充斥着大江南北的舞台。一大批以创作言情戏剧为生涯的专业作家应运而生，如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文人，以李渔为代表的杭州风流文人等。此一时期，就是封建正统文人，也多数热中于言情作品创作，如吴梅村、尤西堂、曹雪樵等，都曾创作过言情传奇作品。
把此一时期言情文学创作推向高峰的，是“南洪北孔”双子星座！“南洪”是杭州文人洪，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北孔”是山东文人孔尚任，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长生殿》问世之后，不仅轰动宫廷，轰动士大夫阶层，更轰动了市井百姓，“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茶座舞台、青楼楚馆，“莫不知有洪先生者”。当时的文人，都把《长生殿》视为言情传奇的登峰造极之作，把洪昇视为天下古今创作言情传奇的第一人，不仅戏剧界尊重，市井小民尊重，就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也礼敬有加。史料记载江南提督张云翼、江宁织造曹寅等大官僚，在演出《长生殿》时，都把作者洪昇奉为上宾，坐在首坐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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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思想（6）
《红楼梦》中所隐写的“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应是洪老先生的夫子自道！在清初历史上，除了洪昇以外，大概没有第二人当得起此称呼。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中国言情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她应该孕育和诞生于言情文学的创作高峰期，也就是清初。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已是清代中期，此时的文坛，已经充斥着宣扬封建伦理的正统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坛土壤和气候，是不适于《红楼梦》这样作品问世的。就好像“文革”期间，能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么？硬说乾隆朝的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显有悖于历史唯物论的，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红楼梦》小说的初创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红楼梦》和《长生殿》两部言情文学的抗鼎之作，作者是同一人。这些在笔者的系列考证文章中已做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读者诸君可自去查阅。
《红楼梦》中最莫名其妙的人物，当属秦可卿。这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扑朔迷离，亦幻亦真。她的相貌风情，兼具作者心爱的宝钗、黛玉二人的特点；她在“太虚幻境”，居然引导小叔叔宝玉做“儿女”之事；她年轻轻就死了，死得“众人纳罕”；她死后大出殡，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说作者热爱她，又明显有点糟蹋她；说作者在她身上涂污秽，书中的主人公又为她的死而口吐鲜血。秦可卿身上的一系列谜团，从《红楼梦》问世起，就引起读者纷纷猜测。脂砚斋评点她同老公公贾珍不干净，有“淫丧天香楼”的丑事；刘心武先生推断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是雍正夺嫡的牺牲品；等等。这些都属于姑妄言之式的猜测而已，当不得真。如果说脂砚斋的“笨谜”猜得对，作者如何让她嘱托家族后事？如何让宝玉为她吐血？如果说刘心武先生探佚有道理，《红楼梦》就不是一篇小说，而是魔咒了！
其实，《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并非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性人物。《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红楼梦》从主题、内容、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脱胎于《长生殿》，秦可卿就是洪昇代表作《长生殿》主人公“杨贵妃”的象征。
书中对秦可卿房间中妖冶环境的描写，对秦可卿死了宝玉居然吐血的描写，好多读者感到不可理解，明白了她是杨玉环的象征，就顺理成章了。宝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中进入“太虚幻境”，秦可卿在“太虚幻景”为宝玉“导淫”，象征的就是洪昇的言情文学创作生活，是从研究“李杨爱情”、创作《长生殿》开始的。秦可卿缢死“天香楼”的暗写，就象征着杨玉环在“天香云外飘”的“太虚月宫”缠绵，而终不免缢死马嵬坡的结局。
洪昇成名于《长生殿》，也罹祸于《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洪家“百年望族”因此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难怪《红楼梦》中秦可卿死了宝玉要吐一口鲜血！《红楼梦》在秦可卿的“判词”和“曲子”中，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把“萁裘颓坠”、“家事消亡”的罪名归于秦可卿，隐指的就是自己“宿业总因情”，因留恋《长生殿》而“败家”的事实。曲中的“擅”、“秉”等词，表示的应是文学创作中的描写活动，而不是女人的相貌刻画。作品中一个女人的相貌和风情，只能由作者描写，自己怎么“擅”和“秉”？
《红楼梦》书中“警幻仙姑”是受“荣宁二公”的嘱托，用仙曲佳酿、女人迷津来规劝主人公“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的；书中那个“秦钟”，临死前也劝宝玉回归“仕途经济”正道。这些描写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作者洪昇因言情文学创作而“耽搁花笺彩纸”（洪昇的老师毛先舒语），无意仕途功名，辜负家族重托，最终坠落“迷津”而不能自拔的惨痛经历。
据史籍记载，洪昇与庄亲王世子的关系过从甚密，他之所以创作并推出《长生殿》，都是在庄亲王世子的怂恿和赞助下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庄亲王世子做如何想，是可以想见的。《红楼梦》中对大出殡和北静王“路祭”的描写，隐指的应是这段隐情。
以上这些对《红楼梦》中象征性人物情节的分析推论，与《红楼梦》通篇另一些暗示影射也是完全一致的。书中“红楼梦曲子”的开篇，就交代了此书的创作缘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洪昇创作《红楼梦》，是在因《长生殿》罹祸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的。导致“无可奈何”的“伤怀”境地的原因，说到底，“都只为风月情浓”。
《红楼梦》历史思想（7）
其实，《红楼梦》小说“开卷第一回”中，那块自怨自艾的“石头”，就交代了自己是在“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际，创作《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和创作时的心情是“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为什么愧悔呢？因为自己在“锦衣纨绔之时，饴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作者洪昇“自己之罪”，说到底就是迷恋《长生殿》等言情文学作品创作，而导致了“败家”的结果，所以，用秦可卿这个形象作为“败家根本”，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有个十分令人费解的“爱红毛病”，就是爱舔食女儿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动的表现，以宝玉的身份地位，要哪个女儿不可得？如果仅仅是异食癖，奁中盒内，胭脂尽多，何必舔食女儿嘴上那点可怜的胭脂？其实，《红楼梦》中关于“爱红毛病”的描写，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的就是从事言情传奇的创作活动。当时的言情戏剧，都是以描写女人为主的。从事这一行，正所谓“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当。
《红楼梦》主人公宝玉自命“绛洞花主”（一说“花王”），读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宝玉自命“须眉浊物”，连说“女儿”两个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时为姐妹们甘充厮役，如何以“花主”自居？众女儿又如何肯承认他的“花主”地位？其实，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红楼梦》中对《长生殿》的象征性描写，这些不可理喻的描写都不言自明了。在清初的传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顶峰是《长生殿》，洪昇在传奇界自然有“花主”的无上地位，因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红楼梦》确实不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并不十分干净。其中对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描写，对贾琏与灯姑娘的床上动作描写，对贾珍父子兄弟与二尤鬼混的描写，对秦钟和智能、茗烟和万儿幽会的描写，都属宣淫而非言情。《红楼梦》的言情宣淫写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惊世骇俗之举，特别是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对“脏唐臭汉”社会风气的否定，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强化，使封建知识分子都虚伪地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