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扇神秘的门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
2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吃了饭,厄特森先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柜橱上的锁,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亨利·杰基尔博士的遗嘱,是立书人亲笔写的。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个月不见踪影,”遗嘱上写道,“我希望把所有一切留给我亲爱的朋友——爱德华·海德。”
这份遗嘱让厄特森先生坐立不安。作为一名律师,他觉得这样的遗嘱既少见又危险。直到今天以前,他对这个爱德华·海德一无所知,这就够糟的了。可现在知道了一些有关海德的事情,遗嘱就更让他生气了。如果说以前这一切看起来是疯狂的,那么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令人发指的。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把文件放进柜子里,穿上大衣,去找他的老朋友兰宁医生。
兰宁医生正在品着饭后的咖啡。“哈!老朋友,快进来!”他大声嚷着。他们俩从上学的时候起就认识。俩人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闲扯着,最后厄特森先生谈起了自己心中的不安。
“我想,兰宁,”他说,“你我应该是亨利·杰基尔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想是吧,”兰宁医生说,“不过,我最近不常见他了。”
“哦,是吗?”厄特森有些吃惊地问道,“我还以为你和他兴趣相投呢!”
“曾经有过,”医生接着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那以后,亨利·杰基尔变得——嗯,对我来讲太不可思议了。他脑子里装了一些奇怪、荒唐、不科学的想法,我就是这么和他说的,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
厄特森先生看着朋友气呼呼、涨红的脸,心想:“只不过是科学见解上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动声色地又问:“你有没有见过杰基尔的一个朋友——一个叫海德的朋友?”
“海德?”医生重复道,“没有,从来没有。”
不一会儿,律师道了晚安,回家睡觉,可他躺在床上好长时间还想着恩菲尔德说的海德的样子,还有杰基尔博士的遗嘱。好不容易睡着了,可是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让他心绪不宁。梦里仿佛看见一个没有脸的人重重踩过孩子的身体,又看见老朋友杰基尔躺在床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站在他身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着实让他担心。
“走着瞧,海德先生,”律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找到你,亲眼看看你的模样。”
以后的好几个星期,厄特森先生在恩菲尔德看见海德的那条背街上徘徊了好久。他在那扇神秘的门旁耐心等着,希望能发现海德先生的踪迹。终于,一个清冷的冬夜他遇上了海德。那天晚上,街道空荡荡的,寂静无声,一点响动声都能传出去好远,律师突然听见了脚步声。他躲在阴暗处,等着。一个小个子男人转过街角,朝那扇神秘的门走去。虽然看不见陌生人的脸,但厄特森先生还是强烈地感到一种憎恨。
厄特森先生紧走几步,轻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
“正是,”陌生人冷冰冰地说,“你想怎么样?”
“我看见您正要进门。我是杰基尔博士的好朋友,叫厄特森,您一定听他提过我,我能和您一起进去吗?”
“杰基尔博士这会儿不在家,”海德回答说。突然他机容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先让我看看您的脸再说,”律师回答道。
海德犹豫了一下,接着站到路灯下,律师看清了他的脸,说:“谢谢您,我有幸认识您了,这也许会有用的。”
“不错,”海德说,“确实会有用的。喏,还有我的地址,说不定有一天您用得着。”他说了自己的住处,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
“天哪!”律师想,“海德一定知道杰基尔的遗嘱吧?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但律师没说出来。
“那么,”海德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呢?”
“听人跟我讲起过您。”
“谁说的?”
“咱们都认识的,”律师说。
“是谁?”海德厉声问道。
“譬如说,杰基尔博士,”律师答道。
“他决不会和你说的!”海德突然生气地吼了起来,“别想骗我了!”还没等律师答话,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消失在屋里。
厄特森先生盯着紧闭的大门,自言自语道:“我怎么那么不喜欢他呢?恩菲尔德说得对,这个人骨子里有股邪气。可怜的亨利·杰基尔,真让人为你担心,你这个新朋友会给你惹麻烦的。”
在小街的拐弯处有一个广场,里面的建筑都是些富丽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杰基尔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响了前门,仆人开了门,告诉他博士这会儿不在家。
“我看见海德先生从屋子后面的街上,从实验室的门进来了,”律师说。
“是的,厄特森先生,”仆人回答说,“海德先生自己有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主人吩咐过我们要服从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时,心里更担心了。
两个星期后,杰基尔博士请老朋友上他家吃饭,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别人都告辞了。
“杰基尔,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律师说,“是你那个遗嘱的事。”
杰基尔博士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总是一副安详、和善的表情。“我可怜的朋友,”他说,“真没必要担什么心,就和那个可怜的兰宁医生一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却说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让我失望。”
律师并不想谈兰宁医生,他接着说:“你明白,我从来就没同意过你那个遗嘱!”
“你早告诉过我好几回了!”博士的话有点刺耳。
“那就好。不过我最近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师继续说。
博士那英俊、红润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灰白。“我不想再听了,”他说,“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有多困难,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诉我,”厄特森先生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摆脱这个海德先生。但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对可怜的海德也极为关注。我知道你见过他——他告诉我了,我担心他对你有所冲撞,但我确实很关心他,要是我出了什么不测,你一定要保证让他继承我的财产。”
“我没法假装自己喜欢他,”律师说。
“我并不要求你喜欢他,”他的朋友说,“我只要你帮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应你,”厄特森先生忧郁地说。
3 卡鲁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缩,非常惊讶,接着他抄起手杖,举起来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无助的老人,我都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难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苏醒过来,已是凌晨2点了,她去报了警,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尸体还躺在地上,旁边就是凶器。手杖从中间断开了,一半滚落在尸体旁边,另一半警察断定是凶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了一块金表和一个钱包,但没有名片或任何纸张,只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给了律师,他们一起赶到警察局,尸体还在那儿停放着。
警长带他看了尸体。
“不错,我认识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他是丹佛斯·卡鲁爵士。”
“谢谢您,先生,”警长说,“您也认识这个吗?”说着他拿出折断的手杖让厄特森先生看,又给他讲了女仆看到的情况。
厄特森先生一下认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尔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老早以前送给他的。”
他问:“这个海德先生是不是个相貌凶狠的小矮个?”
“女仆是这么说的,先生,”警长附和道。
“跟我来,”厄特森先生对警长说,“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厄特森先生把他带到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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