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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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2）
当时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绝大多数的权力之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敌对，而是打政治太极拳。然而事实是中央集权的最后一点余迹随着满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了。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实现它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和日本紧紧抓住他们在中国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国的广大农民依旧生活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来的许多思潮和观念的鼓舞启发下，就中国的出路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孙甲山领导的国民党最终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渐进的模式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陈独秀领导的八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到中国，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许多年间也一直是它的影响力量和资金来源。1921年13名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坚持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发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没能完成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大业。他的遗志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蒋介石，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闪电袭击，当他夺取了中国南部省市的控制权后，国共决裂了。随后北阀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为北平。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他开始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1930年发起猛烈攻击，四年内将共产党围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根据地。瑞金是共产党“红色政权”所在地。从这里党控制着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三万平方英里的范围。1933…1934年国民党的最后一击使“红色政权”和共产党处于溃败的边缘。1934年10月8万名红军战士开始了万里长征。最初的目标是在中俄边界寻求安全之地。
在长征的开始阶段，毛遭到了排挤。他曾被党内亲苏派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在长征的过程中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了。在长征中，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神话，日后他成为了驾驭中国政治航船的伟大掌舵者。
疾病、饥饿、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的围追堵截使得共产党红军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当他们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时，仅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成为了日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重建共产党的核心队伍。共产党执政后，长征中的很多老战士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力量。
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 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汉口的陷落（3）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斯诺都一一答应了。共产党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汉口的陷落（4）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允许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