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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析“两恨文化”（3）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话说，当前，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而且，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据专门进行“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说，目前，0456的基尼系数可能低估了中国当前的实际差距水平。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通常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而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往往被高估，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上很低，而且其收入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无疑更低。
艾先生在批评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时，给大家讲了一个“拿着竹竿过城门”的故事：竹竿横着过不去，竖着也过不去，怎么办？顺过来不就过去了嘛！问题是关键是要允许头先过还是尾先过。反之，非要“一竿齐”，谁都甭想过去。
故事人人会讲，各有立场不同。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叫做“挤公共汽车”的故事。在车下时，大家都会向车上喊“让我上去！”，可一旦挤上车就会向车下喊“挤什么挤，等下一班吧”。
艾先生，您看，这像不像穷人和富人的对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肯定是“车上的人”之一。
再论“贫富差距”
对于所有的观念挑战，艾丰一概作为学术争鸣，大度观之。
他说：“有不同意见，甚至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都是必然的。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是好事，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的思维都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刻。”
“‘为富人说话’，在过去这是一顶可以要人命的政治帽子。现在我倒不急于摘掉这顶帽子。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问题在于怎么说，是符合客观规律地说，还是违背客观规律地说。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为穷人说话，认为这最革命，但穷人一直受穷，大家一起受穷。难道我们还要一直这样说下去吗？如果我们从符合财富增长规律的角度为富人说话，可以保护生产力不受破坏并促进它的顺利发展，其实不仅现在的富人得益，还会有更多的穷人富起来，说到底也是符合现在的穷人利益的。所以，总要有人不怕指责，敢于按照客观规律说话。”
谈到中国的基尼系数的问题，他说：“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每年的两会，也总是听到对‘分配拉大差距’甚至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呼吁。这些意见应该重视，但需要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以基尼系数为根据，就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美国，恐怕是片面的。因为我国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数量很低，即使绝对量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比例的差距也会很大。美国最低收入者的基数比较高，即使绝对量的差距很大，比例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宁夏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整个消费的比重）比广州的还要低。按照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的说法，难道宁夏的生活水平比广州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宁夏的恩格尔系数低主要是因为他们用在食品上的费用比广州少得多，即使总收入少，占的比例也会低。所以，对于各种系数，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态度，不然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决策上的错误。”
他语重心长地说，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当然应该重视，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办法。重新回到过去的“杀富济贫”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起改革开放的倒退，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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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
——艾丰的父亲
有的人说，艾丰登高为富人疾呼，是因为他自己早已大富。还传说，他一场演讲收费多少，一个策划收费多少，现在已有存款多少……
对这些说法，艾丰只是苦笑，并不做认真的辩解。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知情人为他鸣不平，说：“凭艾老师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个人价值远远没有体现。”
对此艾丰这样解释：“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会赚很多钱。太阳贡献这么大，谁给太阳付费？一种是烤电式的知识，贡献虽然小，但你有关节炎，来我这里烤电，你就要付费。在过去，我更多研究和拥有的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不能说社会亏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丰的经历，用“富人”或“穷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都不那么准确，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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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1）
艾丰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
1938年4月15日，艾丰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爷爷属于“勤俭发家”的人，在当地混得不错，成了富农。但当地普遍很穷，所谓富者，日子也不是过得那么富。穷人吃红高粱，富人多吃一点白高粱，过年才能换一点玉米吃。艾丰的父亲年轻时就出去做小买卖，贩点小东西，到处流动，最后流落到北京，从事手工业，做皮帽、草帽一类，后来定的成分是独立劳动者。
漂泊，是艾丰幼年、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人生主题。艾丰一岁的时候，跟着做小买卖的父亲漂泊到承德住过几年；后来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后又到唐山，最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贫民区——天坛附近的龙须沟一带。那时，国家处于战乱年代，社会不安定，生意很难做，小本生意更难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艾丰放学总要帮助家里干活。父母亲对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书，而是放弃学业，回家当学徒。
◎艾丰三岁时与父母亲在一起。
家庭对艾丰最大的影响，是品格的传承。“吃亏是福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占别人便宜。倘若不自觉占了人家便宜，便会相当痛苦，一定得设法挽回，这成为艾丰一种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两包子”的故事和父亲的一句话，永远镌刻在艾丰脑海里。
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时期。一天，全家人凑了点钱，到一个包子铺去改善生活。要了四两粮票的包子，服务员却稀里糊涂上了五两包子。
艾丰一看：嘿，明明买的四两包子，怎么端上来五两包子？他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给错了。”让服务员把多出来的一两包子拿了回去。
现在看，一两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当时，对于长期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一两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了！但他觉得，这个便宜，虽然是别人“送”的，自己也不能占。
事情过后，父亲对他说：“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这句话艾丰一直牢记着。
“不占便宜，吃亏是福”的信念，就这样潜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祸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产生。
1961年大学毕业，艾丰参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转正后月薪56元。当时，大学生都是这个工资标准，也没有奖金一说。56元工资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涨工资，涨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负担。艾丰的父母是手工业者，工资很低，而且关键是他母亲身体不好，很早就退职了，一次性领取一点退职金，就完全靠儿子养老。艾丰每月工资56元，拦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钱来过活，将30元钱交给家里养活父母，哪里还能指望存款？
母亲节俭惯了，生活这样清苦，仍一分钱、一分钱地储蓄，储蓄了8年，到1969年艾丰结婚时，交给了儿子一个200元的存折。
不久，艾丰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烧到了艾丰头上。以“反对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谢富治”、“反姚文元”、“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丰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要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农场，不许回家，挨批挨斗，从事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母亲又气又急，神经受刺激，得了牛皮癣。牛皮癣从一条胳膊发展到全身，所有头发都脱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点点真正的皮肤之外，全都是牛皮癣。睡觉时，皮像鱼鳞似的一块一块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扫一簸箕。皮肤一脱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着血水，发出怪味。这种病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实在无法可想，艾丰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医医院。住院两个多月后，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却没钱交住院费，不能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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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2）
母亲出不了院，急坏了艾丰，他没钱，就开始卖东西。那个时候，物资十分短缺，有专卖旧物品的地方，叫信托行，就等于旧货商店，可以把东西卖到那儿。虽然收购价很便宜，但是毕竟可以弄到钱啊！这样，艾丰就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被子、大衣、皮袄……忍痛割爱，一来二去，几乎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事后想起来，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镜。那副眼镜是他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货真价实的水晶眼镜，即便是现在，花几千块钱也未必买得到，可在当时，这副水晶眼镜只卖了18元钱。七拼八凑，才把母亲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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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