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评传
想总理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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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张瑞敏
艾丰是名人。
我认识艾丰，就是从“名”开始的，不过，这个“名”是指“名牌”。
我是1984年12月来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当时工厂的状况是亏空147万元，濒临倒闭。为了改变工厂状况，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制造技术。
“德国造”在世界上的美誉，尤其是德国人的质量意识，给了我深深的印象与刺激，因此，刚开始做冰箱时，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抓质量。但是，那时比抓质量更难的是人们对质量的认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供求关系决定了人们不会去关注质量，更别说创名牌了。
因此，1985年当我对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发展提出走“名牌战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多少人对此有理解，甚至有人觉得“名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当时青岛电冰箱厂门口每天都有人在以1500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一张“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票”。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干部、工人认真地抓质量、创名牌，他们认为你的话不着边际！“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似乎只有用这种在现在看来有点过激的方式来唤醒大家的质量意识。
因此，在这种思绪下，当我接触到艾丰关于名牌的言论时，就像遇到了名师与知己！其中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大概是在1994年，有人送我一本艾丰作序的书，序的标题是《宏伟的名牌事业》，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像一本普及名牌的教科书一样，从“什么是名牌”、“名牌的意义何在”等最基本的内容开始讲起，艾丰在这篇文章里纵横捭阖地论述了中国的名牌事业以及名牌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我。
艾丰评传
“名”人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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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三（1）
名牌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因此，它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同样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名牌是国宝，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素质的体现，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体现，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名牌是一种奇妙的财富。
它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
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它是简单的，又是纷繁的。
它是自己的，又是社会的。
它是不容易被破坏的，又是极容易被破坏的。
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今日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名牌：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名牌队伍，名牌群体！
创名牌很难，创大名牌更难，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难，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起步，不然就更迟了。
这正是我思考了很久却没有找到准确语言表达的关于“名牌”的感受！在那时，能看到如此精辟、生动、鲜明的对“名牌”内涵的阐释，对于我来说，真如“及时雨”！我当即把这篇文章复印发放给每个中层干部学习，并且专门组织干部结合我们自己的发展反复讨论，树立名牌意识，坚定走创名牌道路的信心。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心艾丰关于名牌的论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发展，创品牌才能振兴我们的民族已成为共识，尤其是不仅要创国内名牌，更要创出国际名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也正在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行动。这些年来，海尔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思路，在美国、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国际家电市场上已经初步形成了海尔全球品牌布局。尽管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还要进一步提高，甚至在创国际名牌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是创业22年来，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向着创名牌的目标迅跑，已经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名牌之间的距离，正在创造一个让中国人自豪的国际品牌！我个人感到，这其中，艾丰对包括海尔在内的一批中国企业创名牌之路以及中国名牌事业的建设竭尽了全力，他的鼓与呼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与积极的推进作用，企业与社会受益良多！
有媒体报道说我尊称艾丰为“老师”，这是实实在在的。每次去北京出差，如果有机会，我都要拜访艾丰，我开玩笑地对艾丰说：“艾老师，每次我请您吃一顿饭，您都要给我讲一个新观点！”艾丰听了大笑！每次聚餐，听他的新观点是最大的收获与享受。因为虽说我做企业多年，但毕竟不是研究理论的，非常需要向艾丰等一批名家讨教。正如韩愈《师说》中所言“术业有专攻”，名家的理论与对问题的精辟概括和分析，对解决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往往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受益无穷。
我喜欢艾丰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观点新、文采好，他往往能用很生动、很形象的文字让人一下子理解深奥的理论。比如他在《悟道海尔》一文中，对名牌与企业成长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企业不是等大了以后再搞名牌战略，而是应该利用名牌战略做大。海尔就树立了最现实的榜样。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名牌战略是企业从小成长到大的重要桥梁，而不是等到大了之后才能收获的成果。
直到现在，我仍用艾丰的这些理论对我们新进入领域的战略进行指导。
我还经常将艾丰的文章转给我们集团内部报刊《海尔人》的编辑们传阅，希望他们学习艾丰文章的风格，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说实在的，艾丰老师让我给他的传记写序，我感到很惶恐，因我对艾丰研究的领域并无太多了解，不敢妄作评价，但他在中国名牌事业上的理论研究与舆论造势不仅对于我，相信对于众多的企业与企业家都会获益匪浅。
最后，我想引《菜根谭》上的一句话作为对艾丰的印象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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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三（2）
魏杰
我认识艾丰同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是如陈年老酒，“酒味”越来越浓。艾丰同志年长于我，严格上讲是我的上一代人，但是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一点点人们所讲的代沟，而是息息相通，因为我感到艾丰同志在心态上比我还年轻。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似乎又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私交，而是改革开放把我们在思想上联结到了一起，属于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因而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并不是菜馆和饭桌，而是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报告会，有时是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是他前脚离会，我后脚到会，总之，我们见面的地方基本上是会场。
艾丰同志从出身上讲是搞新闻的，而且长期在新闻界工作并担任新闻界的各种领导职务，但是从艾丰同志的探索领域和学术成就上讲，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学家，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有人曾对我说，艾丰到底应属于什么家，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范畴，而且都有创新的火花，因而似乎应该说是一个“杂家”。我对他讲，说艾丰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学家、哲学家，都不为过，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确实都有过非常值得一提的研究成就，但是我觉得更确切的提法，应该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我读过艾丰同志的不少著作及文章，我发现他的研究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他围绕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和政策与体制建议。因此，我认为，艾丰同志的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围绕主线的多学科探索。正因为如此，艾丰同志似乎既像经济学家，又像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个集多学科的“杂家”。不过，因为艾丰同志出身于新闻学，所以他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新闻的特点表现出来，将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学术味，升华为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的大实话，深入浅出地将深刻的见解推向大众，这时他又显得是一个新闻学家。这就是艾丰的特点，他确实不同于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学家，而是一个有特色的思想家。
艾丰评传
划桨人艾丰
推荐序四（1）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及价值趋向的唯一标准也是实践。用实践这个标准来评价艾丰同志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趋向，我们清楚地看到艾丰同志无论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或者是对社会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及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同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和方向都是相趋同的。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的，这需要人在智慧上的灵气、在历史观上的锐气、在探索上的勇气的相互统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需要在思想上有厚度、高度和深度，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探索上同历史发展的进程相统一。艾丰同志做到了。我翻阅了艾丰同志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丰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踩着历史的步伐前进的。
有人曾经形容说，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人是坐船的，有的人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敬仰他。有的人经常以某种“家”或者“著名学者”的身份对人们“说教”，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所谓学术主张和思想总是同中国改革的方向相“扭向”。例如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推动农村改革，他们反对；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他们不赞成，等等。这些人虽然因各种原因仍然以某种“家”在社会上指手画脚，但是要让人在内心承认他们却是不可能的。要人在内心诚服，就必须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趋同，因为任何人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评价，包括伟人在内。
艾丰同志不仅有灵气、锐气和勇气，而且有朝气。按理说，他已经属于功成名就的人，而且也光荣退休，应该享受人生了，但是他仍然在勤奋地探索。我还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创新见解，读到他的论文及著作，在各种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看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还经常接到他邀请我参加各种会议的电话。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似乎暮气太重，应该向艾丰同志学习。有位哲学家告诉我说，凡是能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只有在忙碌和辛苦中才能获得幸福和自我的人，我想艾丰同志就是属于这种人，他要在忙碌和辛苦中体现人生和幸福。我祝愿艾丰同志的人生更幸福！激情更加燃烧！
艾丰好直言，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同感。
谈到做记者，他说：“一个好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
谈到“文革”结束，他说：“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老艾，你的时机到了。”
1990年谈到作品获奖，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篇新闻作品获奖，不过我想为此感到遗憾的应该是评奖者，这么好的一个记者我们怎么把他给遗漏了呢？”
谈到“万里行”，他说：“‘中国质量万里行’在1992年搞批评报道，当时有很大风险，因为1989年以后提‘以正面宣传为主’，搞这么大规模的揭露阴暗面的报道，扣上一个‘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帽子，所有对的批评也都不对了。我就怕这一条。”
谈到受提拔的经历，他说：“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种日子过了十年，对人的确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
谈到别人对他的观点的质疑，他说：“我不谦虚地说，也许我死后多少年，后人会说，艾丰不仅是一个记者、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有建树的文化人——他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敢于顶着压力为富人说话，而且把问题说透了！”
1987年，他在为自己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申请吴玉章奖的时候，写了三条理由：一、中国新闻采访学最高水平；二、新闻采访学世界水平；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新发展。在写完这三条理由之后，还加上了这样一句：“各位评委看过上述理由可能以为作者狂妄，但本人对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描述事物，除此之外在科学领域没有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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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四（2）
如此风格，绝对“个性”，在中国新闻界省部级高官里恐怕绝无仅有。
真正要把握艾丰的个性，又绝非易事，因为其经历之丰、身份之繁、名气之重，在新闻界也是罕见的。
艾丰评传
识得艾丰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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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评传导言
他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科技等部主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40多年来，一直作为编辑、记者活跃在中国新闻工作第一线，写过大量著名报道，作品集有《思考的笔》和《经济述评自析集》。他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出版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翻译了美国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他至少占有中国新闻界四“首”——首批高级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奖金”、首届“全国质量工作卓越领导者”获得者。
他致力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就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资本运营、加快我国城镇化、特色经济、西部大开发等重要问题发表论述，屡为中央决策层重视和采纳。他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哲学著作《中介论》在哲学圈内外激起波澜。
他涉猎广泛，出版有文学著作《沧海？桑田？乐园》、《艾丰随感210条》等。近几年集中推出《艾丰通用文库》，目前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