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的照片，照片上的###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一次会议上提出，1992年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抓好质量工作。他说：“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最近内参上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讲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不关心质量，看了令人伤心、痛心。中华民族难道就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大家都不关心，飞机、火车不正点，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民族怎么能存在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把1991年定为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台了。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当时艾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和周围的同志从1991年9月起，就开始筹备“万里行”活动。他们设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访活动，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行政区划分几路进行，主要是了解1991年我国开展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收效，并调查还存在的问题，既进行公开报道，也准备写成内参，送给中央参考。因为采访的规模很大，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深，不仅新闻界参加，还要争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请这些部门也一并参加进来。政府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有主管企业运行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前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活动方案拟请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中国质量万里行（2）
“万里行”活动方案由生产办综合局副局长王远枝、新闻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智等起草，艾丰审定之后，于12月14日报给了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赵维臣又把活动方案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副总理。10天后，###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显而易见，活动方案上了新台阶，没想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构思这样新颖、奇特、周密、具体、易于操作，新闻界对此赞叹至今。
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薄一波同志为“中国质量万里行”题了词，并担任“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1991年12月30日，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了“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请各地、各部门将活动方案转发各地、各部门所属新闻单位，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并精心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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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全国（1）
抓质量的希望之火，在北京点燃，又迅速燎原到全国各地，其声势、影响等都为人们始料不及。
“万里行”活动怎样搞？
1991年12月30日上午，组委会主任艾丰在中国质协会议室主持了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说，这次活动意义大、规模大，难度也大。要注意抓好两个“一”，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报道要实在，少而精。反面典型重点抓几个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震动：打击面不宜宽泛，抓住一个，就弄彻底。
会议确定了发稿程序：各报台先认领组委会分配的题目或上报本单位的选题，经组委会确认后，各自采写，稿件经本单位审后，再送组委
会编审。组委会将最后定稿提前四五天分送各单位，新华社再在发稿前一天播发到各单位，有了这样的“双保险”发稿制度，重大报道就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各报台刊播。关于署名，组委会规定：凡经组委会编审的稿件，才能署“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否则，只能署“本报记者”。
会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组委会准备了10个正面报道题目，10个批评报道题目，以“招标”的方式让各家新闻单位认领。10个正面报道的题目一下子就分光了，而10个批评题目却无人问津。艾丰明白，1989年以后，由于强调稳定，媒体上的批评声音很少，而且一个批评报道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上发言。
之后，往往会引起一场官司，各种纠缠使媒体承受不起，大家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艾丰感到自己当了组委会主任，已经骑上了老虎，就不能再下来了，必须勇往直前。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批评报道，大家有顾虑。我看不要怕。这次批评报道与过去不同，第一是‘打群架’。‘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联合行动，所有的大新闻单位都参加了，要把首都新闻界都告下来，我看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第二叫‘有后台’。这次活动是有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支持的，而且这些部门都是直接管理质量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权威。所有重要的批评报道一律署名‘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万一出了问题，由组委会承担责任。”经这样一说，10个批评报道的题目也很快被认领完了。
艾丰将“万里行”的具体活动计划向###汇报，###认为：“计划很好，活动中再补充、完善。”
1992年2月11日，“万里行”正式开篇。《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消息，开篇按语说要“造成重视质量的舆论”。
十几家大报统一采用新华社稿，整齐得像“亚运会开幕”。而且，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0点，广播、电视呐喊质量的声音不绝于耳。
来头太大了，好像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有的人已从这攻势中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以外地区的“效益年”活动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连说：“没想到，没想到！声势已盖过去年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宣传。”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晚上，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三种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一起“曝光”。一瓶啤酒里面竟有24个田螺壳，威士忌中有悬浮物、昆虫，葡萄酒中有玻璃碴儿，这怎么能够叫人容忍？！
“三瓶酒”的报道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知道“万里行”的活动计划以后给艾丰打电话：“这样重要的活动你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这里有很好的反面材料供你们报道。”艾丰到了国家商检局，王久安就拿出了这三瓶酒。艾丰说感谢你提供这样好的曝光材料，但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最好先请这三个产品的厂家来，确认是不是他们的产品，责任落实。第二，因为这三瓶酒是从出口商品中查出来的，最好请示一下外贸部，我们曝光会不会影响对外贸易？第三，你们主管部门最好事先对这三种产品的厂家做出一个处理的决定。一周之后，王久安来电话，说三件事都办妥了。有关厂家确认不讳。外贸部部长李岚清亲自表态，抓质量不会影响外贸，只能促进外贸。对三家企业的处理决定也已经做出了。于是，艾丰组织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各家记者到现场采访，写好了稿子，录好音，拍好了片子。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家约定，节前不要发，让人家过个好年，过节以后，人们的心思转到工作上来了，再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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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全国（2）
这组报道好像一组重磅炸弹，炸向了劣质产品。全社会为之震动。
三家酒厂震动更大。他们虽然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知道要挨行政处罚，虽然在媒体上已经看到新闻界采取的是“查、处、帮”的方针，但在这么多的媒体上同时曝光的滋味他们还没有尝过。当地政府立刻到威士忌酒厂、葡萄酒厂调查和解决问题，并公开表态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强力啤酒受到的冲击最大，已经订货的经销商纷纷退货。“万里行”记者到强力啤酒厂采访，见到这样悲壮的场面：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厂职工站在露天操场上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关于本厂受批评的报道。此情此景，谁的心不为之颤动？
“万里行”报道的成功，是因为它首先把矛头指向危害人们健康的“恶性劣质产品”。而后，《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报道陆续发表后，人们全面明白了“万里行”的宗旨——打击假冒伪劣。
第一轮报道之后，2月27日，艾丰向###送去了前一阶段的情况汇报，并同时汇报了下一阶段活动计划。###表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反映甚佳，可喜可贺。###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赞许。
各地纷纷来信来电，为“万里行”叫好。
保定城区居民说：“‘万里行’报道，我们每天读，真解渴。”
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李保国说：“这次‘万里行’活动，新闻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把过去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过去质量检测报告公布了，人们也不重视，行政部门出面干涉，互相牵制，批评的事很难办。”
山东省长赵志浩说：“‘万里行’对山东个别产品质量问题曝光，是一件大好事，是对山东工作的推进。”
3月4日，商业部部长胡平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新闻报道活动对促进商业工作很有利，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将假冒伪劣商品赶出国营商业柜台。”
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作情况》第2期上批语：“检察机关要关心和热心支持国家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热心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分子，要依法惩处。”
在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时，中国消费者协会武高汉说，当前消费者的普遍反映是“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谈论“万里行”。虽然这次活动政府部门退到二线，但群众还是认为，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好事、实事。影响之大，超过了预料。
朱育理说，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动了很多脑筋抓质量，效果不大，而这次活动，几次报道下来，就引起全国震动，说明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会上，各主办单位就“万里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在以下五点上达成共识：
一、要在全国大造一次质量宣传攻势，全面进行一次质量意识的教育。
二、要通过宣传好的典型，使人们把质量问题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结合起来。
三、要通过批评坏典型，狠刹假冒伪劣歪风。揭露的重点是假冒伪劣，特别是恶性劣质产品。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