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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走向危险的境地。我不仅注意到了我们的民族诗人对民族主义的异乎寻常的敌意，还诊断出我们国父的民族主义是欺骗性的。更糟糕的是，我倒是把他的暗杀者的民族主义理解为是真诚的，根植于主导当代的理智和理性观念之中。然而，请注意，我没有指责这两位当代印度的至贤不爱国。对那些认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同一件事的人，我认为，即使要以简单化作为代价，我也有责任在此说明，民族主义和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而被我称作为爱国主义的观念之间的区别。15
要说显而易见的第一点，那就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的状态、连结或投入，是一种感情。非特定、非意识形态的领地观念（territoriality）——甚至在许多种类的非人类哺乳动物，以及某些种类的鸟类和昆虫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领地观念，正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人们认为这种领地感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不论是有这种感觉的人，还是宣称没有这种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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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并非是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定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政治心理学家使用的那个意识形态——人类性格中态度、信仰、价值和需求的可辨模式。就连那些不在意其意识形态内容而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术语的人，最终也吸取了它的部分内容。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时常与那些背负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包袱的人打交道，受到这种交感性确认（consensualvalidation）的影响。因此，民族主义是更明确的、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深深“热爱自己同类”的形式，本质上是自我防御性（egodefensive）的，建立在对“外来者”一定程度的因恐惧而产生的厌恶，或是正面的敌意上。其自我防御性通常来自对内心未被承认的恐惧，或是对心理上的无家可归感的一种反应。前者是对于被原子化的恐惧，而后者也是由于人的初始纽带的不断弱化和分解，不断增长的个体化、异化的工作，以及固有职业的消亡所导致，而这些又是技术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结果。通常这样的民族主义因为被迫迁离家园——以及因此产生的失落感而加剧——而这也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所致。。tenluo
在这个层面上，民族主义是一种补偿性机制。它以民族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伪社群，如汉娜阿伦特曾称呼的那样；或者说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1936年8月26日），美国著名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学者，以《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享誉全球。用更长的篇幅来描述的那样。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假定了社群而不是国家的存在，给了它们应有的认可，有时甚至是优先权。它至少模糊地认识到，民族的需要和社群的需要可以是矛盾的。不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不宣称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不经调停的。
第二，民族主义还部分地是对这样一种意识的回应：世界是被民族国家所主宰的，是围绕民族国家形成的，而且国际外交和政治攻势的规则也是在谨记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架构的。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要求掌握这些规则和应对规则的技巧，以及能够轻松自如地面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于是，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就成了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附属品。16
爱国主义则没有这样的假定或要求。作为一种感情，它不需要围绕民族国家的概念成立。即使当国家在某些情境下成为中心，比如当一个国家面临攻击，爱国情感被激发，即便如此，国家的中心地位也会转瞬即逝，而且具有明确的工具性作用。
第12节；
还有，与要求对国家有统一的拥护和忠诚的民族主义不同，爱国主义可以接受对国家在不同层面上的忠诚、附属和拥护。国家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有商讨余地的。有些人可能通过上交实质性的或名义上的贡品来表示拥护，其他人通过投身国家军队，还有些人通过为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提供某种单方面的特权。17这还意味着爱国主义很可能只能通过创造社会共识才能为了某个特别的理由把人们凝聚起来。而这种共识通常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例如，爱国主义孕育出的反帝主义并不是自动受到同质化的民族国家之梦驱使的，而这种国家往往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模仿，除了它们的统治者们来自于原来被殖民的对象以外。
总之，民族主义的关键前提是，国家即便不是生活的中心，也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在后殖民社会中，民族主义通常与从全球文化常识中拾取的黑格尔国家观念的通俗低级版本形影不离。爱国主义可以是中央集权的，也可以不是，但它通常不会对公民社会感觉不适。在日常生活中，国家扮演的是一个疏离的角色。
第三，民族主义坚持民族身份比建立在亚民族忠诚之上的认同——如宗教、种姓、派别、语言联系和种族——更重要。它推崇断章取义的公式和口号，如“我们首先是印度人，其次才是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或达利特（贱民）”。因为民族主义认为所有身份都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一般规则，民族主义把其他认同当做潜在竞争对手和颠覆性的存在而甚为恐惧。爱国主义则不会自动地要求这种首要地位，总体而言，人们期待着国家服务于社会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第四，紧接着前三点，民族主义预设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爱国主义则不是。而且众所周知，爱国主义在现代化之前以及在非现代社会就已蓬勃涌现。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后民族主义和后现代的世界也更为开放。有人怀疑，社群的生存和少许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广泛质疑，是非民族主义形式的爱国主义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领地观念的一种形式，爱国主义中“家”的概念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块地区，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
第13节；
然而，要勾勒出全部的图景就必须加入如下元素：当中产阶级开始在理论上热爱民族主义，同时开始将其视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和追求社会认可的享乐主义——这可能是新近的发展——的不必要的限制时，一旦超过一定限度，现代性和个人化就会开始钝化民族主义的刀锋。中国和印度今天成了世界上两个最为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并不奇怪，虽然它们的统治者还常常哀叹他们的公民不够民族主义。现代化和个人主义化在这些社会里都不是“彻底”的。
第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着民族主义者必须遵守的正面内容。这种内容有时可能是松散的规定，有时也可能还有灵活处置的余地，但它总在那里。因此，民族主义内部有充裕的空间可以指认异己和叛徒，实施政治迫害。爱国主义则没有既定内容；它并不能清晰地校准一个爱国者的特征。它是一种不固定形式的领地观念，只能说这种观念更愿意自己的领地成为坏人最不可能聚集的地方。18
这还意味着在南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大多数公民中只有很稀薄的存在。不仅宗教在这一地区富于活力，而且在传统宇宙哲学中与宗教一致或有关联的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从这些宇宙哲学中描绘出你自己的神祇和圣人、魔鬼和女巫，而不必按照民族主义的命令——或者就这件事而论，任何意识形态的命令——去崇拜或是追捕他们。民族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意识形态实体，主要对在城市里受教育的现代公民这一小部分人群产生作用。对这些人来说，旧有生活方式的准则已经摇摇欲坠。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地区的公共生活会在短期热烈癫狂的民族主义和同样热烈的对民族主义核心教义的违抗或无视之间波澜壮阔地来回摇摆。
第六，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必须不只具有一种明确的内容，也须具备一个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有多粗糙和重复。它包括一套目的和手段；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社群的一系列议题，其起源和差异；以及一个取代一切大于或小于民族范略的利益集合的民族利益观。这些被视为现存或潜在民族国家的基石。在南半球，尤其是在现代精英中，某些神奇品质被注入这个框架中，并将其看作西方力量和成功的重要线索。全球中产阶级的文化常识尚未走得那么远，但它确实视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无可逃遁的一部分。甚至那些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包括许多视之为绝对恶魔的人，通常相信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这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将民族主义转变为一种单质力量，成为现代国家中同爱国主义分离出来的一个版本。在这个方面，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事世同世俗主义意识形态并驾齐驱。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制造成驯服可控版本的字教，以便现代国家可以轻易与之建立交换条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正如从马克思主义到发展主义，从女权主义到印度特性主义（Hindutva），民族主义遵循了与所有意识形态相联的铁律——民族主义就其核心而言，对待它的目标收益人最好是不适和模棱两可，而最差的情况则是蔑视。从左翼黑格尔对不够革命的大众的不满，到印度特性主义对看来不够阳刚、善战和有组织的印度人的蔑视，都是同样的道理。民族主义者总是担心一个民族不够民族主义，担心它在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需要方面太轻信，对耻辱太不敏感，总是不愿意实现它的全部潜能。因此，民族主义者越是热爱叫做民族的抽象实体，就越不喜欢构成这个民族的真实的人和社群。19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迫害正是此种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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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让我重申，那两位20世纪印度最伟大人物期待的后殖民印度，同时也应当是后民族主义的印度。他们可能没有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他们的意见，但那是因为他们其时所能使用的政治词汇较为有限。确实他们有些文章会让草率的读者把他们归类为民族主义者——印度官方已经这么做，并侥幸成功——至少他们两位都是不完美的或糟糕的民族主义者。把他们称为民族主义者是为了提出一种在地的白话形式的领地观念，一种明显仿造的民族主义。
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如果爱国主义是一种前意识形态（preideological）的心理状态，更接近我们生物学的自身，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民族主义应该更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然而，民族主义的内容中鲜有跨越文化和地理边界的变化。这可能和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南半球的胜利姿态有关。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样式，如果它当初在南方没有被视为普世的现代技术的话——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欧洲的魔力，必须要掌握它才能用欧洲的游戏规则来击败欧洲。民族主义在它的早期，成为社会进化论者信仰的一部分，出口给被打败的文明并被那里的人们内化。
对印度世俗的或信教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所幸的是，我在这里讨论的这两位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带来的邪恶影响正日渐式微。我们现在正骄傲地迈向真正的教科书版本的民族主义——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1925年12月9日1995年11月5日），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20世纪晚期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所说的那种你不需要到世界各地检查它的内容，因为它们永远是一样的20那种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吊诡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从来不具民族特色；它生来就是全球化的——早在全球化成为热门词汇之前的几十年。最近在44个国家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世界上民族主义程度最高的是印度人。让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高兴的是，现在印度已经比巴基斯坦、美国和英国还要民族主义。21泰戈尔和甘地两位，如果他们还活着，可能都会认为这是带来灾难的一剂毒药，不过好在他们死了。的确，为了发泄对他们的怨恨，卡迪尔汗A。Q。Khan（1936年4月27日），巴基斯坦核科学家。教授和拉贾拉曼拉RajaRamanna（1925年1月28日2004年9月23日），印度核科学家。教授的克隆版本现在遍布整个南亚。谁还在乎两个精疲力竭、软弱无力、头脑不清的梦想家对旧文化的留恋，在乎他们认为印度的过去是它未来的资源，这种毫无鉴别力的、浪漫化了的愚蠢看法？
（翻译：卢隽婷校订：陈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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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注释
注释：
1这篇论文是2005年9月9日在孟买尼赫鲁中心召开的第三届乌沙梅塔（UshaMehta）纪念讲座的修订版，发表于2006年8月12日的《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其之后的一个修订版收录于《阿希斯南迪读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我很感谢主持这场讲座的海库帕瑞（BhikhuParekh）给我的详尽而极有帮助的意见，也感谢来自许多听众的批评和建议。当前这个版本要尤其感谢桑迪班东帕德海（SandipBandopadhyay），不仅将此文翻译成孟加拉语，还指出了较早版本中的一些错误。
2维奈拉尔，《板球，吉尼斯和甘地：印度的历史和文化论文集》，加尔各答，海鸥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见第2页，45行。
3同上。
4罗宾德拉纳德泰戈尔，《论民族主义》，1917年，马德拉斯，麦克米伦出版社，1930年。
5同上，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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