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心思。下午3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3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北岛：断章（9）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12月18日至22日，*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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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
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出版过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
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的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的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什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把他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缅裆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碱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很要面子，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走遍全国，吃万家饭，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这个穷乡僻壤的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这块大盐碱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面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随时都可能点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3）
这个县城，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是砖房，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可以晒粮食，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二号五个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所以不是圆的，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齐活了。一开始，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灰不拉唧的。我们想，这成色的煤饺子，有法儿着吗？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