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愁眉稍展，也笑了起来，说：“招商银行一直都是做得不错的，我相信你们能渡过难关。而且，国内的情况比起这里，还是好很多啊。”从麦克唐纳那里出来，我就一直在观察，表面上看，华盛顿繁华依旧，似乎并未被金融海啸抹去多少光彩，街道上依然人来人往。然而稍加留意，你便会看出端倪，那些出售奢侈品的专卖店贴满了打折海报，店里都很冷清。奢侈品产业自二战后由欧洲传至美国之后，一直很火，香水、珠宝、服饰、钟表、红酒，美国上流社会对这些东西的追逐，从未停止过。可是眼前这番景象，隐隐地透露出风暴的影响力之强，多次来华府，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着。
我把这些告诉他们，林毅夫身旁的凯文说：“您真细致，现在确实是这样的，高级商店和消费场所去的人少了，大家都愁着找工作，有钱的不敢乱花积蓄，没钱的更不敢奢侈。这样一来，沃尔玛这样的平价超市反而很火爆，大家挤破了头，有的老太太排几个小时的队，为了抢一点打折的橄榄油。”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3）
事实上，这种情况目前并非美国特有，即使是在以快餐文化为耻的法国，2008年上半年就有数千间独立经营的高档法国餐厅申请破产。据媒体报道，麦当劳成为本次危机的受惠者，而法国则成为美国以外麦当劳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眼前的这些情况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情形确有相似之处，从1929年到1933年，短短几年时间里，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跌得只剩十分之一，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近80美元跌至8美元；近五千家银行倒闭，十多万家企业关门，失业人口占全国劳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数字构成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恐怖的记忆。
面对危机，电影院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最佳选择，无数失业者或失意者涌进电影院寻求安慰。文艺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好莱坞恐怖片鼻祖《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著名的喜剧《鸭汤》（Duck Soup）等都是大萧条期间的作品。
这种情况甚至延伸到大萧条之后，“美女与野兽”型幻想故事《金刚》1933年上映，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几十年后它被翻拍的盛况。卓别林的《摩登时代》（Charles Chaplin in Modern Times）1936年上映也风靡一时。美国百年百部最佳电影，30年代拍摄的影片占了很大比例。
“国家不幸诗家幸”，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文学界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百花齐放。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升级，左翼作家、与前花旗CEO同名的约翰·里德的价值被重新认识；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第一年，南方作家福克纳带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诅咒，站在道德、宗教的立场上对其大加批判，意识流小说殿堂级作品《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在这一年问世。
想起这些，我跟凯文说：“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现在的情况很像，玩资本的人少了，做别的事情的人就多了。文艺界很繁荣，催生出很多好的电影和小说。”凯文表示赞同，他说：“现在风行的是电子游戏机，失业人员都留在家里打游戏消磨时光。”
我们当然希望沉迷于网游的美国人能在推开家门、走上街头的那天，发现华尔街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危机已经变成历史，新的繁荣等待着他们去创造。然而，如同好莱坞、迪斯尼或者福克纳们无法承担拯救大萧条的责任一样，如今我们亦无法寄希望于沃尔玛等零售商或者游戏软件开发者们能让道琼斯指数抬头。
我不无担忧地问道：“林行长，您看金融风暴的态势在年底的时候能稳定下来吗？”林毅夫思考良久，然后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本次金融风暴并非正常的事情，我们对危机的应对都是依靠以往的经验，一旦超出了经验，就得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曾经和很多同事，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过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1987年经济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日本所经历的经济危机的起因和经验教训。我们找出当年的资料和各类数据，一起回顾当时所采取的防治危机蔓延的种种手段，结果发现这些规律都不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一个案例的情况是可以完全借鉴的，规律的不可复制性导致了现在这种束手无策的状态。”
他顿了一下，又说：“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缓解危机的方法，就是政府为所有银行之间的债务提供担保。”他的意见与麦克唐纳一样。确实如此，现在救市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塑市场信心，而政府似乎是普通民众唯一相信的机构了，如果政府愿意担保，银行之间恢复资金流动，才会使得金融秩序回到正轨。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4）
网络泡沫的复仇
这次危机的确与以往不同，但恢复市场信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解决方法。“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信心的危机，”我对林毅夫说，“雷曼一被撂倒，立即导致了市场的雪崩效应，人们的信心在瞬间垮了。所有银行都聚精会神地关注、猜测，下一家倒闭的将会是谁，并迅速抛售持有的这家机构的债券。什么叫危机？这就叫危机。如果大家都去卖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肯定倒；卖高盛倒的就是高盛。”
林毅夫深为认同，他说：“抛出雷曼原本是为了杀鸡儆猴，但这只鸡确实是不该杀的，鸡杀了，市场信心就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就好比狼群。它们在不饥饿的时候是非常团结的，但是一出现饥饿，就相互吃，吃到最后，就剩不下几条活的了。银行之间平时很注重同业合作，一旦出现危机，唯恐自己牵涉进去，抛售债券、拒绝拆借，很快就把市场搞得血雨腥风。”
聊到危机产生的原因，凯文认为：“深层次追究的话，是美国的消费观念导致了今天的问题。借钱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是真的。”这种借钱消费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鼻祖是格林斯潘。经济危机以来，他的理念备受质疑。格林斯潘信奉市场有很好的自我监管功能，而且对风险具有自我恢复和抵消功能，主张放松对市场的监管。
凯文说：“引用格林斯潘自己的话说：‘现在美国的金融形势很好，到处都有减震器。但它到底在哪里呢？我也没有看到，但肯定是有。’现在好了，老人家吹捧的减震器失灵了。”
我看看林毅夫，他若有所思，接过凯文的话说：“我一直觉得，金融危机是网络泡沫对市场的报复，是格林斯潘为了解决互联网泡沫破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从常规上看，当时美国经济本应该承担一次泡沫破灭带来的萧条，但美联储一直拒绝接受这个事实，连续27次降息。这一举动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贷款和投资增多。更重要的是，侧面刺激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他们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经济萧条，弥补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引起的财富流失。”
“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企图，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激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之下，金融创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创新跟上来了，监管却一直滞后，人们认为监管是不好的，是保守的。市场自己会监管自己，这些观念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2000年3月，互联网危机全面爆发。曾经备受关注的互联网经济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碎，被科技与概念冲昏了头脑的投资者纷纷落马，美国经济眼看着就要迎来一次严峻的挑战。此时的美联储，掌舵人还是信奉自由经济的格林斯潘，在他的主持下，联储多次降息，这一措施很快奏效，表面上平息了互联网泡沫的危机。
然而，格林斯潘等人并没有想到，他们对流动性总量的调整，并没有解决资源投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反而为另一种失衡创造了机会。到2003年年中，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幸存资本从网络版块逃逸到具有丰厚回报的房地产领域，美国房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疯涨。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4月间，私营领域新增工作岗位中有43％与房地产行业有关，房地产泡沫现象可见一斑。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5）
华尔街的金融玩家们开始挖空心思地寻找盈利的方式，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再次兴起。所谓次级按揭贷款，是指向那些低信用评分和收入偏低的人员，甚至被戏称为“三无”（无稳定工作、无收入证明、无足够资产）的购房人发放的按揭贷款。由于次级按揭贷款对贷款者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要求不高，因此，贷款利率相应地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很多。利欲熏心的放贷机构于是乐此不疲地发放次贷，从中赚取丰厚的回报。祸根在一片繁华中悄然种下，伺机爆发。
乱局之中须审慎
林毅夫说完，大家都表示赞同，我补充说：“监管是一门艺术，需要在支持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根据市场的情况不断寻求平衡。作为本次危机第一阶段的次债危机，具体来说有两类机构是其产生的根源：投行是始作俑者，而评级机构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投行不断地包装CDO，而评级机构并未尽责。在利益面前，他们未能坚持公正的立场，对高风险债券给予了过高的评级。有报道说：“华尔街在2002~2007年间涌现大批CDO产品，三大评级机构通过为它们评级赚取丰厚利润，总收入由2002年的30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60亿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至2007年间就升了3倍。”
因为评级机构的盈利来源是金融机构而非投资者，因此，所谓的“专业评级”，也早已在金融机构的糖衣炮弹中沦为粉饰的工具。
同时，评级机构反应迟钝，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从整个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评级机构的动作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慢了节拍。事实上，次贷危机于2006年底便已初现端倪，在2007年三四月间正式爆发，大量次级贷款和中间级贷款违约风险急剧上升，导致相关的债券和衍生产品质量严重恶化。但直至2007年7月，评级机构才开始大规模调降次级债券的评级，这一动作反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未能起到预警作用，其评级更新甚至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
而且，整个评级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甚至放任一些低级错误的出现。
国际清算银行的相关调查曾指出，在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评级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评估信用风险，而且直接参与产品的构建，发行方会获得评级机构的建议以提高产品评级，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极易产生利益冲突问题。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来看，面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的评级，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曾经有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调查还显示，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相关产品评级费用的确定工作。
“在次债还未到来的时候，经过评级的CDO被卖给全球的投资者。这时候投资者已经远离了风险源，因此次债风险的隐蔽性很强，事前确实很难被预见到，很难看得明白。”对我的看法，林毅夫表现出很高的兴趣，说，“您说得很对，评级机构并未履行其职责，在对抗风险上，投资者基本是孤军奋战。高盛的次债损失少，但他们的高层在剑桥学习班上讲课也承认：并非是有先见之明，只是恰好在风险爆发之前将这些债券卖出而已。不过，高盛管理风险的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在产品研究部和风险管理部之间设防火墙。当两个部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对事务看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争吵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高盛就会警觉，就会非常慎重，首席风险官就会亲自过问此事，他们在避免次债危机的过程中就是这么做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6）
“现在国内外投资者都在观望美国，大家都想知道能不能从本次危机中找到一些机遇，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呢？”我问道。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现在来美国投资或者并购的时机都不是很成熟，难道贵行有什么打算吗？”林毅夫惊诧地问我。我笑着说：“我们的纽约分行刚刚开业，如何让它稳健地发展是我们最大的打算。”林毅夫点头说：“东京三菱日联银行乃是前车之鉴啊。”
“本次危机又正好发生在大选期间，美国所谓的两党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影响及时决策，平时体现不出来，像金融风暴这种分秒必争的事情，一旦贻误了救市的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话锋一转，谈起大选对救市的影响。
对这个问题，我深以为然：“国会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你投一票，我投一票，力求保持票数均衡，两党都怕担责任，结果没有通过7 000亿美元注资救市的方案。这个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其中很多人将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失去了救市的良机。现在虽然通过了方案，但损失已经扩大了，而且，按照麦克唐纳的观点，这次的7 000亿目标并不明确，并未起到重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一天看的电视节目，有一个媒体讨论着：“美国政府现在拿钱收购金融机构股权与中国政府注资国有银行有什么区别？”我笑着问林毅夫：“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林毅夫说：“美国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大公司的背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凯文补充说，他认为中国政府注资行为比美国政府要聪明，起码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现在什么都麻烦得要命，收购本身反倒成了最快捷的事情。”我告诉林毅夫和凯文，昨日在纽约，杰米·戴蒙跟我说他三天就完成了一单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