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都麻烦得要命，收购本身反倒成了最快捷的事情。”我告诉林毅夫和凯文，昨日在纽约，杰米·戴蒙跟我说他三天就完成了一单收购。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地说：“杰米·戴蒙是个快枪手，他是指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吧？摩根大通做事比较激进，他们在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种风格，这种文化都和杰米·戴蒙分不开。”我点头说：“对，戴蒙先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尤其对他看准的事情。”
林毅夫接过话题，问我：“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这次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很有限，但对中国沿海一些外向型企业影响较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很大挑战。“林行长，咱们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很大难关啊。”林毅夫连连叹气，说：“现在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下来。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去年总计募集到了420亿美元资金，在未来三年内，将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是给低收入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等等。”
林毅夫身上渗透着为国为民乃至为整个社会思考的忧患意识；言语间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知性与缜密，真心希望他和世界银行能在应对本次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记
2008年10月3日到10月14日，在华尔街遭遇金融严冬的最寒冷时刻，我恰好在纽约和华盛顿，出席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开业仪式并参加世界银行年会。这10天的美国之行使我亲历了这场危机的“百年不遇”，并有幸与漩涡中心的不少关键人物会晤交流。
虽然已经时隔大半年，可华尔街衮衮诸君的言论，仍让我不时回味。那些对于金融危机成因和走势的分析，那些对于已经采取的和应该采取的策略的热烈讨论，那些对管理缺失、监管真空、决策失误的痛切反省，那些对已然逝去或错过的好时光的慨然嗟叹，以或沮丧或兴奋，或忧虑或愤慨，或直白或含蓄的方式一一道来，确实异彩纷呈。而他们一些人的故事，或听他们自己讲述或从其他渠道得知，也每每让人感慨。人间百态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历史剧里跨越时空再次呈现。
今天看来，那些对话中阐发或碰撞出的各式各样的观点，有的被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是对的，有的被正在进行的实践证明是错的，有的还有待未来的时间去检验。这些观点的对与错、是与非，现在来看已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在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未来仍不确定的环境下，反思教训、明确方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有益视角与素材。这是我时隔多时仍愿撰文以记的第一个原因。
写作此书的第二个原因，可以与一个圣经故事相联系。传说上帝毁掉巴别塔时，让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极大妨碍了人类的互相交流。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是今天的现实。但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信，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相互认同，但可以，也应该相互认识。我们走了多远？还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答案与选择都和这种“相互认识”息息相关。在同一个危机之下，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路，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美国的这10天进而延伸到为了进入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这10年中，正是通过坦诚对话和沟通，我和许多原本陌生的甚至存在各种偏见而不太友好的外国人成了朋友。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崇洋媚外的心态正渐行渐远，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但与此同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应妄自尊大。学会和不同价值观的人平等、理性、坦诚地交流和相处，应该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实践的课题。我希望以一些亲身经历带给读者一点这方面的启发。
经典社会学理论认为，危机不仅意味着一种无序状态，更意味着危险之中的机遇，弃旧之中的图新。这是我想借此书印证的第三点。
书里书外，我对此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是危机往往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条件。1857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其后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使得原本沉疴难去的奴隶制得以废除；久议不决的宅地法得以实施，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是危机往往是旧制度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它能使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受到猛烈冲击，使对旧制的弊端认识更为深刻，使改革和新政面更易达成共识。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共同深刻反思金融体制的弊端，也促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明显加强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的配合，金融危机几乎一夜之间颠覆了外界对西方金融制度的简单迷信，也使“改革金融体系、预防类似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当然，这种愿望的实现自然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尚需走很长的坎坷道路。
三是危机往往是重大历史转折的开始。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人也如此。如果不是危机的出现，克鲁格曼恐怕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没有全球救市的机会，恐怕布朗首相已难掌相印。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民众在大危机下思“新”求“变”，奥巴马即使才华盖世，也不那么容易成为美国历史上入主白宫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四是危机往往是弃旧图新的难得契机。此次金融危机，使中国切身认识到，过去粗放型的、以投资与出口驱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举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经济衰退增加了“保增长”的困难，但同样增加了创新转型的动力，中国正好趁此机会加快进行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减少对出口和海外市场的依赖，竭尽全力扩大内需，建立可持续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但却蕴涵着全新的希望。
基于上述考虑，我将这段日子发生的以及与之关联的故事，间或一些个人的思考，忠实地记录下来。当然，与史笔文心的追求还有相当距离。特别是在第一线奔波，很难挤出写书的时间，很多文稿的修改是在旅途中甚至三万英尺高空的航班上完成的，难免粗糙。不妥之处还请读者斧正。
我很感谢秦晓董事长，他给我完成这件事情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秦季章、夏津清、贺春临、陈诚、张怡、姜锵、毛学军、黄小燕、连建辉等……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我共同努力，付出很多时间与心血，让本书得以成稿。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还参阅了大量公开资料，这里一并致谢，恕不一一列举。
据说，书的最高境界是透过白纸黑字，将作者最宝贵的生命体验毫不费力地注入读者心中。对于仅仅是一个业余作者的我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本书能带给大家自由的想象空间和些微的内心触动，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马蔚华
2009年7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