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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现在也当然很清楚，查理出了那些丑事，把我逼到了何种地步，这些事可能会把我们两人搞得身败名裂……
我简直要抓起电话，打到马赛的住所去。我暗暗地希望，不是听到查理的声音，而是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一个毫不客气而且很不耐烦的声音，简单地说，就是听到一个警察的声音。可是后来，我并没有伸手去抓电话。不能打电话，我需要宁静。
我登上这所小房子仅有的一层楼。楼上有三间卧室，一间是查理和我共用的，一间是来客时供客人住的，还有一间是给罗辛纳住的。房子空着的时候，罗辛纳便住到她母亲卡泰卢贝太太那里去，她是一位裁缝，决定着圣绍甫的时装款式。 txt小说上传分享
马赛特别快车（4）
如果我们不来圣绍甫，罗辛纳就给她母亲帮忙。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在这里过夏天。在秋天，甚至在冬天，我们也偶尔到这所小房子里来住几天。有一回，我姐妹霞葛林纳也来了，然而她过不惯乡下的生活。我呢，我倒喜欢沉浸在这种气氛里，呼吸着树林里的空气，在九月份下雨时，能接连几个钟头冒着雨，四处奔跑。每当我对城市的喧闹，对冒险和闲荡感到厌烦时，我就退隐到树林里来，就象这次一样。只是这一次前景不妙，我似乎要永远地留在这儿，种种土豆和萝卜，饲养群鹅了。
这就是我的前途了。我担心查理处理事情不机灵，如果他办事不是那么笨拙的话就好了，否则，马赛的警察就会来到圣绍甫，也要对我进行审查了。因为，坦白地说，说我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那又未免夸大其词了……
我迈着大步徘徊着。我本该把我那条狗带来的。可是道利是一条城里的狗，娇生惯养，过不来乡下的生活，它几乎跟我一样地养尊处优，而且……
我听到房子外面的花园里有脚步声，寻是男人的脚步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蠢货！绝不可能是警察……
“加尔米埃太太！”有人喊道。我立刻想到，也许不答腔要妥当些。胡说，怎么可以不答应呢？
“哎，”我嚷着，“谁呀？”
“担迪涅克！”
原来是那位年迈的乡村教师！我差点要得精神病了。我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我边想，边走过去给这位来看我的老好人开了门。“每次您回到这儿来，”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都能给我带来一些城市的文明！”
和他随便聊聊，这倒是不错的主意。聊上半个钟头，我也不至于象一只被捉住的野兽那样，在笼子里面来来去去地跑动了……
3
那位教师走了很久，罗辛纳才回来。她向我讲了一些我想了解的情况：
那个陌生男子名叫米歇尔？马雷，三十二岁，是布朗克福食品杂货店商人玛泰？马雷太太的独生子。他在阿让中学毕业以后，于1938年离开农村，搬到巴黎。战争中，他是少尉，当过俘虏，1941年逃出俘虏营，后来参加抵抗运动。罗辛纳不无自豪地补弃说：“他有一枚战争荣誉十字勋章，还有一枚别的勋章呢！”
“他在巴黎是干什么的呢？”我问道。
“这我就知道了，”罗辛纳说，“夫人，您晓得，我不想显得过分好奇呀……”
“那么这一切情况是谁告诉您的呢？”我问道。
“哦，起先我是从我母亲那里探听到一些情况，而后我去找加拉维，因为他对本地的情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这也不奇怪，他是开公共汽车的嘛！”
情况我还了解得不多。因此，我决定第二天早晨骑车到布朗克福去。在路上，我总能随便想出一个借口来，以便走进马雷太太的店铺……
灼热的阳光洒落在从拉卡佩勒通向拉绍维塔的陡坡路上。沿途我遇上几个形形色色的本地人，同他们交谈几句，谈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内容。
过了拉绍维塔，道路急转弯，穿过树林和田野，下坡到岔路口，左边折向布朗克福，右边到圣弗隆。我在指路牌前停了一下，心在剧烈地跳动着。这并不是刚才下锯木厂旁边的那个小小的斜坡引起的，因为我身强力壮，骑车不会感到疲惫，而是因为想到米歇尔。我不是象一个奔向情人的小姑娘，而是象一个将要迈出第一步的罪犯，这一步不是导致她全盘计划的实现，就是指引她走向灭亡。因此我决定，横下一条心，去达到我的目的。
离开食品杂货店几米远的地方，我下了自行车，推着车子向前走。我还一直没有想好怎样设法去见米歇尔——看来他在店里当帮工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总能找到个办法跟他相会的。
我把车子朝着窗户一靠，便走进店里。进门以前，我迅速把后轮上的气门心拧了下来，嗤的一声几乎听不出来，气泄了。如果米歇尔在的话，我算是有个借口可以缠住他了！
“你们好！”我走进这家半明半暗的店铺时说。
一个绷紧着白发的女人，站起身来，问道：
“您好！您要买什么？”
“我想买一听雀巢咖啡，”我说。
“好的，太太！”马雷太太说着，从货架上拿下一听。
“哦，”我说，“您这儿有一大批雀巢咖啡的存货呢！您就给我两听吧，或者三听更好，不知道行不行！”
司法奇闻（1）
1
毫无疑问，我写这份报告，是为了按规矩办事，是出于某种书生气的缘故，我要让这份报告存入档案。对导致一个杀人凶手得以无罪释放，并且又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的那些事件，我要迫使自己再一次加以审核。我要再一次仔细回顾我被诓骗的前前后后，我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可能会遗漏的细枝末节。我还要认真探究一下司法工作上也许仍然保留着的种种机会。然而，我写这份报告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有很多时间，至少有两个月。我刚刚从飞机场回来（从机场出来后，我还去过几个酒吧，这就不算了，我眼下的身体状况也是无关紧要的。我现在已酩酊大醉，不过明天我又会清醒过来的）。我到达机场，握着的开了保险的手枪，跳出我那辆大众牌汽车的时候，巨型飞机正载着伊萨克·柯勒荣誉博士离开地面，插入夜空，呼啸着、轻鸣着朝澳大利亚飞去。估计柯勒这个老家伙是知道我的意图的，他在上飞机之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可算是他的一大绝招了。我没有钱乘飞机去追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无可奈何，只有等待，等他回来，也许要等到6月，或者7月。要末去喝酒，是偶尔去还是我次去，那要由经济情况来决定。再就是伏案疾书，对一个穷极潦倒的律师来说，这是唯一符合身分的工作。不过，在某一点上，柯勒这位州议员完全打错了算盘：他的罪责绝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洗刷掉，不会由于我的等候而减轻，不会由于我的酗酒而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我把它写下来而得到宽恕。我通过叙述事情真相把它深深印在心头，我要等到6月，或者7月，或者随便哪个月他回来的时候（他总归要回来的），到那时不管我是烂醉如泥，还是神志清醒，我都会把我此刻只是出于冲动想要干的事情有意识地付诸行动。我写这份报告不仅仅是要说出我要杀他的理由，而且也作为杀他的准备，一次正义的谋杀他的理由。
我现在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又清醒过来了。正义只有通过我杀死他这样的方式才能得到伸张。杀掉他以后，我就去自尽，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倒不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正相反，只有这样做，我才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虽然法律上说不通，可是道义上却是合乎情理的。我掌握了事实真相，但又拿不出证据。在关键时刻，我缺少见证人。我自杀了，即使没有什么见证人，也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我不象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拿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的科学家那样去死，我死，是因为想要了结我的这桩案子。
作案现场：这个作案现场一开始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戏剧大饭店以其洛可可式的建筑外貌，在这座建筑上搞得不伦不类的城市里，堪称屈指可数的著名的建筑之一。饭店有三层，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多数人只知道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在我们的城市里，人人都早起——，可以看到一些睡眼惺忪的大学生，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意人逗留在底层，他们往往过了中午才走。稍晚一些，人们喝完咖啡和酒后，饭店就清静下来了，连女招待的踪影也不见了，直到四点钟左右，才有一些精疲力竭的教师走进店来歇脚，还有一些没精打采的公务人员进来小憩。不消说，晚餐时来的客人最多，晚餐以后，过了晚上10点半钟，接踵而来的，除了一些政界人士、经理、金融界人士以外，还有其他自由职业界的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不过也有一些大惊小怪的外国人，我们总爱把自己的城市说成是国际都市。在二楼，那就讲究得发臭了。我用发臭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在那两间低矮的四壁裱红的大厅里，象热带一样，热得要命，然而里面的人还忍受得住，女士们穿着晚礼服，先生们常常穿着黑礼服。空气里弥漫着汗臭，香水味，主要的气味还是土豆炒肉片以及本城其他独特风味菜肴的气味。人们在外面观赏了首场演出以及成交了大买卖之后，总爱到这里来聚会（他们跟楼下的人是一样的，只是在穿着上要来得讲究罢了），倒不是要来策划什么事情，而是为了已经策划好的事情庆祝一番。戏剧大饭店三楼上，更加可观。这里放荡不羁，无所不为的情景，不禁令人为之咋舌。这里，房间既高又明亮，跟价格低廉的饭店里的房间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木头椅子，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摆满端啤酒的盘子。紧靠楼梯处是个座位空着一半的小型表演场，表演的节目有平平凡凡的魔术和更加平凡的脱衣舞。大厅里，人们在打牌，打台球。这里坐着本市蔬菜水果商、建筑公司老板和百货公司老板，坐着大汽车修理行的老板和拆卸专家，这些人常常一来就呆上好几个钟头，他们下的赌注都十分可观，他们周围簇拥着一些多嘴多舌的旁观者，希奇古怪而又行迹可疑的人，也有几个妓女守候着，三个或四个，总是坐在临窗的同一张桌旁，饭店睁只眼闭只睁地让她们留在这儿，她们已是这里必不可少的陈设，她们要价也不高。因为真正富有的人是把小钱也看得很重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司法奇闻（2）
我初次与这位州议员相识时，刚通过国家考试，写完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和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我还跟上在学时一样，在斯迪西—劳埃平律师事务所当高级听差。这位斯迪西－劳埃平，由于在文蒂兄弟、罗萨？匹克、道贝巴斯以及阿姆斯勒的凶杀案中使被告获得开释，由于在特罗各假肢厂和联合国当中进行调解（使特罗格厂方得到了很大好处），已经蜚声海外。我当时要把一份关于一件捉摸不定的案子的鉴定材料送到戏剧大饭店，去交给斯迪西—劳埃平，只有他才热衷于这类案子。在三楼的一张台球桌旁，我找着了这位红极一时的律师。当时他和州议员打台球已经打完了一局。在另一张桌子上，贝诺博士、温特教授也在打着台球。此时，在我写这份反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可是后来案件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打台球真好比是这桩案子的前奏了。那时外面很冷，时值11月，或者12月——具体日期我想是不难推断的——，因为我平常不穿大衣，同时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大众牌汽车停放在离开戏剧大饭店几条马路远的地方，所以我走到这儿时，全身都已经冻僵了。
“年轻人，叫一杯格罗格酒喝喝吧，”州议员招呼我说。他一面仔细地打量我，一面叫招待过来。我下由自主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反正我要等候斯迪西－劳埃平的答复，他已接过鉴定材料，离开台球桌，就着一张桌子翻阅起来。大厅的前面，那些蔬菜商人正在赌钱，窗前有几个幽暗的影子。街上有轨电车车轮那深沉的滚动声，频频传进屋来。州议员还一直打量我，他显得无所顾忌，不加掩饰。他大概将近七十岁了。在场的人当中，唯独他没有脱去上衣，也没有出汗。我终于作了自我介绍，猜想对方必然是社会名流，可是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
“您跟施佩特上校有亲戚关系吗？”他问我说，他仍然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他或许以为自己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或许以为我已经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施佩特上校何许人也？一个昔日的粗野的农夫，如今一跃而为联邦议员，是个主张搞原子武器的家伙。）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回答说。（为了一次头说个清楚，在这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生于1930年。母亲叫安娜？施佩特，我对她却没有什么了解，也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我是在一家孤院里长大的，回想起那家孤儿院，心里就感到高兴——特别是想到那个与孤儿院毗连的一望无际的森林，心里更感到高兴，孤儿院的院长和教师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的青年时代也很幸福。说实在的，有父母也不见得一定就有好处。我的不幸是从与伊萨克？柯勒名誉博士打交道开始的，先前我虽说境况不佳，但也不至于落到绝望的地步。）
“您要作斯迪西—劳埃平的搭档吗？”他问道。
我惊讶地望着他说：“我可没有这样想。”
“他对您很器重呢。”
“他从来没有向我流露过。”
“斯迪西—劳埃平从来是不动声色的。”老人干巴巴地说。
“这是他的错，”我毫不在乎地说，“我想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是很困难的。”
“可能吧。”
老人笑了起来，说：“您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在我们国家里，要想单枪匹马地混出个名堂来，谈何容易呀。——您会打台球吗？”他接着又突然问道。
我说不会。
“这可是您的一个缺点了，”他说着，又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异，看来他说这话是一本正经的，不是在嘲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