衄r与朕并无私交。至玄武门之变，又是亏得萧瑀力谏，父皇才禅位于朕，萧瑀实在是一位真正的社稷之臣啊。可是你们几位与他都合不来，朕才调他去了东宫，现在看来，萧瑀辅导太子也是最称职的。以他之赤心为国，诸位还有什么不可互相包容的呢？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皆为萧瑀的忠直所打动，也为太宗的良苦用心所折服。而萧瑀也似乎一下子与大家重新认识了一般，从此之后，竟也与众臣相处融洽，再无隔阂。
太宗以武功平天下，以文治治天下，其并不算特别富有艺术风采的诗词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而我想的是，真正的“劲草”，大概非止萧瑀、魏征辈，而在云波诡谲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能够把稳船舵，使之平衡前进的舵手唐太宗才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劲草”。
欲有和谐社会，先有和谐文化，太宗之诗，当为楷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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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诗意浓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山丘，森林，湖泊，大海，应有尽有；杭州又是个传神的地方，白娘子，雷峰塔，灵隐寺，六和塔，济公和尚，武二行者，范蠡下海，西施泛舟……奇奥的传说，迷人的风光，无奇不有。住在这样一个城市，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哑巴都想歌唱，诗人们大概就更不可忍耐，不甘寂寞了。于是乎，就像那西湖的山水一般，围绕着这个城市，诞生出无数美妙的诗词，千百年来，为人们代代传颂；千百年来，为后人世世欣赏。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这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恰如其题目中所表述的一样，道出了欣赏西湖胜景的最佳时刻。
应该说，与大多数读者一样，我对西湖的印象，最初就是建立在这首诗的基础上的。除了欣赏，还是欣赏，除了享受，还是享受，西湖景色，杭城风光，那应该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天堂”啊。
然而，当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一步步走过，当我捧读诗词一行行咀嚼过，当我在历史的长河中稍加审视，便发现这西湖，这杭州所留给东坡的决非仅仅是“淡妆浓抹”的“相宜”，也决非时时都是“初晴后雨”。
作为地方官员，苏轼初次出任杭州通判的两年多里，当地的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苏轼写道：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注意，这里的白衣仙人，明指观音菩萨，暗指对农民疾苦毫不关心的各级官吏。而苏轼之所以写这样的诗，也完全是出于对农夫的同情和对“牢不可破”的官僚体制的无奈和忿懑。
当然，也有可以令我们的这位官场诗人一逞快意的事情。还是在苏轼担任主管司法工作的“通判”时，有一次遇到这样一件案子：灵隐寺里的一位执事和尚名曰了然，凡心不改，色心难戒，拿了寺院里的香火钱去泡妞，后来那女子另有新欢，不肯见他，和尚就借酒发疯，霸王硬上弓，末了还将那女子给杀了。此事被人告发，不想却引来一帮又一帮为了然和尚说情的，直把个通判府的门槛都踏断了。苏轼原本对了然此事便愤怒已极，这说情的越多，反而越坚定了他依法办案的决心。恰巧那和尚做事不秘，公堂会审，竟发现其臂上刺了两行诗句：
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后世苦相思。
活活将自己证了个无可抵赖，于是苏通判大笔一挥，判了此贼死刑。那朱笔放下之后，苏轼又提起狼毫，写下一首颇有特色的词作：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由此可见，一样的西湖，一样的杭州，留给东坡先生的原来并不是一样的感觉，而先生留给我们的诗词原来也并不只有一样的颜色。其实，再往大处看，我们便可以发现同样的道理也并非只适用于东坡，更适用于我等芸芸众生。
遥想当年，另一位比苏东坡还要早几百年来杭州做地方官的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和苏轼一样在任上确确实实为老百姓办了一些诸如修堤筑坝，疏浚泥塘之类的形象工程，而且也留下一系列赞美杭州山水的好诗，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写给好友元稹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就写意而言，这大约是浩若烟海的西湖诗词中仅有的能够和苏东坡的诗并足比肩的了。但是，若论影响之深远，动人以心弦的，我以为大约还要数并非著名诗人或官方学者的南*民诗人林升留在酒肆墙头却刻在人民心中的那一首《西湖》：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
诗如匕首，诗比钢鞭。然而，毫无疑问，如果不是靖康之变带来的历史变迁，如果不是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现实，如果林升只是像当初的白居易、苏东坡一样漫步于西湖边，饮酒于游船上，任你再是高手也绝写不出这般令人热血涌动，令人拍案而起的好诗的。尽管你可以说林诗不及苏诗工仗，不及白诗艺术，但你绝不能说林诗的影响、林诗的品位比他们哪一位稍低一些。
这就是诗歌，这就是历史，它再一次说明了历史之与诗歌的关系：真正的好诗，必诞生于历史动荡之中。即便是身在“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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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话功臣（1）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大约是汉初功臣韩信所留传至今的仅有诗歌了，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前四句尚且是战国时越国谋臣范蠡写给老朋友文种信中的内容，只有后面两句才是韩信自己的创作。但是，恰恰是这短短的两句诗，六个字，*裸地展现了封建时代君主与功臣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尔虞我诈的血淋淋的关系，千百年来，警醒着后来者，比照着后来人，也一次次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它的可复制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
韩信者，何许人也？太史公将其评价为领衔萧何与张良的“兴汉三杰”，也称“汉初三杰”、“汉三杰”之首，在整个楚汉相争的战场上，在刘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韩信功高，莫可比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臣兼统帅，却从来没有被刘邦视为“自己人”。当然，细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刘邦，谁叫你韩信曾经是项羽的人呢？此其一也。
更有甚者，当韩信率军连克齐地七十城时，恰巧刘邦统帅的另一支大军却被项羽团团围困于荥阳。刘邦无奈，派军使命韩信“伸出手来拉老兄一把”。韩信却并不着急派兵，而是要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表面上说是为了便于治理整顿齐地事务，实则被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为借机要挟，有不臣之心。原本刘邦此时就已怒不可遏，多亏陈平偷偷往他脚背上踩了一脚，使刘邦从震怒回到理智与现实中来，不仅没有见怪于韩信，反而封他做了“齐王”，连个“假”字都顺便删了。但就此一事，韩信是喜形于色，很快便带兵解了刘邦的围，救了刘邦的驾，而刘邦心中却深深为韩信记下一条死罪。此其二也。
后来，刘项决战，刘邦约韩信同时发兵，到时却不见韩信兵马，导致刘邦再吃败仗，直到刘邦故伎重演，再次向韩信许愿，韩信才大举发兵，一战破楚，逼项羽乌江自刎，为汉家天下的初建立下不朽奇功。不过，韩信此时还意识不到，项羽的被消灭，也就意味着刘邦没有了外患，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对于刘邦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反而是他韩信的存在已被刘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其三也。
有了这三条，刘邦向韩信下手那就只是等时间找机会的问题了。至于理由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不会拿明面上的事来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打败项羽一年后，刘邦借口南游云梦，兜里却揣着或许便是他自己指使人炮制的告楚王韩信谋反的信件，召韩信见驾。而韩信这个人，对敌作战总能审时度势，奇谋百胜；唯对内部，对主子从不设防，自认为凭本事吃饭，别人奈何不得。所以才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被人擒拿起来，也就在此时，很少写诗的韩信从口中喊出了六句十八字的这一段“名诗”。
或许是刘邦自己心虚，手中并无韩信必反的真凭实据；或许是出于某种恻隐之心，韩信如此一嚷嚷，倒使刘邦有点不好下手，只好将韩信暂且带回洛阳，贬为淮阴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也对群臣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应。倒是他那位心智更毒的皇后吕雉，不愧是流氓皇帝的妻子，隔些日子，趁着刘邦率军*陈稀造反，偷偷摸摸便将韩信给杀了。
刘邦杀韩信，表面上是个案，其实揭示了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还是以“汉三杰”为例。韩信为刘邦忌恨，这多少还“情有可原”，或事出有因，那么，一贯勤勤恳恳，做人并不高调的“贤相”萧何又怎么样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兔死狗烹话功臣（2）
韩信被斩后，刘邦拜萧何为相，赏赐重金并加派五百卫士于相府。为此事，满朝文武尽来祝贺，唯有一朋友却悄悄提醒萧何：“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说明皇上已经瞄上您了，这五百卫士，并非来保护你，而是来监视你的啊。”萧何大惊，问计安在，朋友如此这般一番妙计，萧何第二天就将全部家产捐出来劳了军，刘邦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五百卫士也不再提了。
以萧何之贤尚遭刘邦猜忌，在他手下当官做事，尤其是做好事，做大事就不能不多留个心眼。这方面，汉三杰中的另一人张良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很早就为自己编了一个遇仙而得兵书的故事，胜利后，马上就宣布身体有恙，要闭关修炼，不食五谷杂粮了。而这一来，就彻底赢得了刘邦的信任，从来不找张良的麻烦。
往大了说，刘邦与韩信的故事其实也不止影响了一代人，而聪明的臣子们每每从中汲取的便是功成身退的保命术。还以汉代为例，后来大将军卫青七征匈奴，每战必胜，功不可谓不高，而且姐姐又做了正宫皇后，要搁一般人，早不知身重几何了，卫青却步步小心，从不逾矩，说到底我看卫大将军就是看透了功臣与主子之间那种关系的奥妙，何况他的主子汉武帝刘彻也绝不是个善茬。
在常人看来，帝王与他身边那位或几位主要助手的关系一定要亲密无间，如鱼水之交，而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几乎绝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助手如萧何式的宰相太“贤”了，便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弄不好就是一个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要助手，无论是萧何式的“贤相”还是韩信式的“良将”的命运便危险了。
隔叶黄鹏空好音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这首《蜀相》可以说是在所有怀念三国人物的众多诗词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而此诗出自杜甫之手，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说其偶然，那是因为如果不是不期而至的八年安史之乱，在京城里做官做得还算滋润的杜甫无论如何不可能跑到蜀道难行的四川来一待就是好几年，那也就未必会一个人跑到当时还荒凉寂寥的武侯祠来凭吊一番，大发思古之幽情。说其必然，则是因为在杜甫的血管里奔涌着和诸葛武侯一样的忧国忧民的血液，诸葛之宏志，孔明之才学，其实很早就是杜甫心目中的榜样与标杆。
事实上，回顾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经历，我们就不难看出，时也，势也，杜甫实不能与诸葛武侯相比，他始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刘皇叔”。但是，身处乱世，颠沛流离，杜甫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即便是被叛军抓获，滞留长安，也还是一心想着朝廷，绝不依附于伪政权，在这一点上，就实在比同是大诗人的王维要显得高风亮节得多。而一旦稍有机会，便不惧艰辛，跋山涉水，投奔朝廷。而朝堂之上，尽管他仅仅是个刚刚够资格向皇上上书直谏的小小左拾遗，他却将这份司以“诤谏”的职责视为神圣，自以为可以像魏征、房玄龄“诤谏”唐太宗一样去向那个尚在危难之中却独有贪欢之念的唐肃宗去建言谏议，据理力争，直把个唐肃宗惹得龙颜大怒，当下就想把杜甫赶出朝堂，永不录用，亏得宰相张镐珍爱杜甫之才，在皇帝面前为杜甫说了不少好话，这才换得肃宗一道特殊的处罚圣旨：着杜甫少携钱币回鄜州探亲去。算是暂时少了眼前的烦恼，也还保住了朝廷不杀谏官的名声。直到朝廷大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统帅下打了几个胜仗，一举收复长安、洛阳之后，这才给杜甫授了个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而此时的华州，是距离河阳主战场最近的“游击区”，随时都有叛军出没的可能，当然随时也都有唐军各色人等往来穿梭，杜甫最著名的两组诗“三吏”“三别”就写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毫无疑问，既忠于朝廷又同情人民的杜甫此时处在一种极端的两难之间，于是他把满腔的忿怒指向叛军，无限的同情寄予人民，而又在同情的同时规劝人民为消灭叛军，为国家复兴再努一把力，再坚持最后一个时期。就此种心态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中下层官吏，我们可爱的诗人杜甫难道不是和先贤诸葛丞相一样做到了“鞠躬尽瘁”，并且完全是准备着“死而后已”的吗？
兔死狗烹话功臣（3）
具体说到《蜀相》一诗，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友人严武的召唤，而严武此时官任四川节度使，手中有兵有权有钱粮，是真正的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