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到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等级森严，次第分明，草寇尚且如此，何况吾辈文人耶？
我又想到了《隋唐演义》中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英雄们，想到了子虚乌有的李元霸、宇文成都，也想到了货真价实的尉迟敬德、秦叔宝，隋唐英雄一大把，可哪个又能比得了在那若干条好汉中找不到名字的秦王李世民？由此可见，算不算好汉并不见得要上排行榜，而上了那个榜的也未必就是多了不起的好汉。
如此说来你郭某岂不是不主张搞这个排行座次了吗？非也！平心而论，即以小说创作来说，起码李元霸这样的无敌英雄和白袍罗成这般*将军的出现是可以使故事热闹起来，好看起来的，只要你不是将小说当做历史写，也不要将小说当做历史看，何乐不为呢？问题恰恰在于现如今偏偏有人就是要把正史当做小说写，而把小说充做正史强推给人看。君不见某些影视剧作就故意打个“历史剧”的招牌而在干着“戏说”的勾当吗？
真正有些价值，可以示人以真善美，教人以仁德爱的排行榜也是有的，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一例。韩、柳自是一档，大宋那六位则是欧阳修为首，其余三苏、王安石、曾巩俱是欧阳修的学生，可谓一时人杰，共出一门。振兴文学，欧阳修功德无量也！其余类如“四大名著”、“唐诗三百首”，应当说也是历来公认的“上榜品牌”，座次之说看来也并非全是糟粕，郭某斗胆真个就给古今那些大大小小的诗人们排个座次看来也无可非议也。
怎么排列呢？有人说可排“古今诗人一百名”，从屈原开始，乃至三曹李杜，甚而郭沫若、毛泽东以及某某、某某，诸如此类。也有人为在下出主意，还是按“古今名诗一百首”排列更好。理由当然也非常充足，譬如南宋那个林升，莫说排一百名，你就排他三百名，怕是也轮不到他林某人的，但若以诗而论，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任谁说怕也是当之无愧的榜上有名吧。还有一说，诗人们上榜与否，与排列者的喜好也不无关系，而诗人们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注定了他们的诗词究竟能为人们接受多少。举一个例子，汪精卫汪兆铭，此人乃大汉奸也，卖国求荣，十恶不赦，与杭州岳武穆面前永远为人唾弃，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当为同类也。但他早年却是以一个革命青年的面貌出现的，而他的那一首：“慷慨歌燕市，*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若单拿了出来，你能说它不够上“榜”资格吗？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某一时段的某些作为绝不能够成为孤立的、超然的产物，而只能是其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过程。汪精卫早年的革命，恰恰是其日后走向深渊的伪装与冒险生涯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无论形式与艺术层次如何都只能是一种反面教材。
那么，当我们设定了或多或少的框框套套来以此作为诗人们入选的条件以后，是否这种评选就可以顺利进行了呢？我的答案依然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有关于一些类似评选之类的现实存在使我不得不认识到，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关于文学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强求不得的。譬如说，前一时期，某网络评选中国二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是一例。
在这次评选中，苏东坡这样的大家也仅仅有幸忝列20名之中，而更惨的要属诗祖屈原和老李老杜以及小李小杜他们，根本挤不进前20去，当然，若是再和压根就连那20名后的提名圈都没有入围的曹雪芹、吴承恩、冯梦龙、吴敬梓等人相比，则这些诗人们又要算是幸运的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令吾辈文人颇有些颜面扫地，也颇令某些策划了这种所谓文化活动的高人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原因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文化层次的落差，同时也在于当局者与网络众生的信息不对称。盲人摸象，焉得真容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今而论，形形色色的各式评选名声已然是不太好了的，当此时也，如若郭某真个将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们硬拉出来凑一回真真“海选”或暗箱操作的“评比”，则从心底害怕辱没了那些圣洁的先人。更何况，真正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是要由时间来检验的，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而往往红极一时的某些作家与作品则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君记否，曾几何时，所谓的“××诗”与“××流”不是得势于一时，也曾产生过那么几位好像“前不见古人”的代表人物吗？可是，仅仅20年光景就从“河东”晃到“河西”去了？匆匆过客，仅此而已！为了让我们圣洁的诗人们继续保持那份高雅与纯朴，我还是不要做什么费力不讨好的给诗人们排座次的尝试了吧！
我心坦白，我意真诚，我亲爱的读者与观众们见谅了。
宋人气度之再思考
读史品诗系列做了五十期了，这期间要说哪篇文章真正是意犹未尽，我个人倒未曾细想过，偏偏就有网友通过博客提了意见，认为“宋人的气度”当是真正应该再发掘一下的。说真的，所谓再发掘一下又是什么意思呢？思而三之，洒家以为还是从读史品诗这个本意上再谈一下的好。
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相比较而言，不因言而杀人，不因政见不同而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的封建王朝，大宋算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类似的情形在大唐的前期曾经有过，但武周一过，冤案无数，大多数便是政治案件。而宋朝，当然是指北宋，就不同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仅以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三位文人兼政治家来说，彼此之间，政治上互不相容，但文学上互有唱和，生活中更是关照有加。王安石变法，其为政之手腕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极端，但是，他对政敌司马光的处罚不过是到东都洛阳去做他所愿做的通鉴总编纂去，这个官儿有多大？换了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了。后来司马光当政，对王安石新政那是一风吹的政策，但当手下人提议要将王安石杀掉以泄民愤，以谢国人时，司马光却说，如果王安石也像你们这样，咱们这些人有几个能活到今天，又何谈其他呢？苏东坡一贯行事随便，一生著述颇丰，别的不说，就他那些诗词，撂在大清乾隆爷那个时候，找他几条“反词”还不是轻而易举？事实上即使是在当时也恰恰是在这些细节上为人抓到了“把柄”，不大不小给我们的大诗人弄了个“乌台诗案”，抓到局子里很不舒服了几天。这事儿，搁在我们曾经熟悉或不曾忘记的年代，弄个现反之类的是*不离十了，在苏轼及其家人看来也是在劫难逃的了。然而，最终却是王安石这个苏轼政治上的敌人在皇帝征求意见时做出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判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皇帝也就“以公一言而决”。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继续“深入生活”而已。这样的事例，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称得上文人间或政治家之间的美谈，起码与魏文帝曹丕所说的那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类相去甚远，或者说简直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政治文明”了。而单就王安石与司马光这种两“党”相斗，政见不同，而在各自执政之后又可以在官场上给对方以容身之地的政治格局来说，你又怎么能说所谓“两党制”的政治模式仅仅是西方人的近代文明呢？
举凡有宋一朝，文人学士多如牛毛，文豪大家也可以说数不胜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宋当局相对宽容的统治策略不无关系，与仁宗朝时欧阳修大力提倡文学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欧阳修的毕生努力，这才造就了以苏东坡、王安石为代表的一大批盛世贤才。仅以后人，乃至我们今日尚且当做文章典范的“唐宋八大家”来说，韩，柳而外，就有六人出现于同一时期，而这其中，欧阳修堪称导师，其余五人则无一例外全是他的学生。造就文学，欧阳修功莫大焉！而尽管是师生，是同门，包括做老师的欧阳修在内，他们彼此之间却并没有以此划界，结为一党，也没有因此而隔，一团和气，师生之间，同门之间，全因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分党结派，无论是朝堂争辩，还是亲友聚会，对垒分明，互不相让，其间两个阵营中企图搞阴谋诡计的也不是没有，诸如吕惠卿之类，但就其双方各自之主将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这一级别的人物来说，那可真正称得上是个个光明磊落，绝不含糊。若说在*中，王安石确实没有给司马光少出难题，也制造了诸多不快，但当王安石先行而去，化作故人时，却是司马光亲自找苏东坡为王安石撰写祭文，并一再叮嘱要突出王荆公人格之至纯至尚，政绩也尽量如实而叙。关于这篇祭文，虽说从它甫一出世便多有仁智争锋，但设身处地地细想一下，能做到司马公这样已经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归诗词本体，欣赏一下几位宋人彼此之间的唱和之作吧。
翰林风月三千里，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这是作为老师的欧阳修赠予王安石的诗作，在老师的眼中，当代韩昌黎，非介甫莫属也，政见异同，其间何在？而作为学生，王安石又是怎样回答老师的呢？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恭谦之至，哪里又有大宰相威风八面的影子？最后，我们再体味一下宋神宗元丰七年王安石退居金陵蒋山后，苏轼在看望这位亦恩亦怨，亦敌亦友的前宰相大文人兼为其同门学长时留下的一首《次荆公韵》吧：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就是宋人，大宋的文人，大宋的文人政治家以及他们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认识它、发掘它的，又岂是郭某小小一介文人所能胜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