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6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阶级结构随同经济基础的变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夺，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力量。这种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本已得到消灭的阶级对立又被人为地发掘出来、扩大开来。1957年的“反右”、1962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直至1966年开始的“*”，使中国的阶级意识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放大到极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丢弃了人为的阶级对立，旧的阶级痕迹逐步被消弭，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新的社会分化又不可遏制地在中国呈现出来。这些分化虽然基本是以职业和行业为基础，但其中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曾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极大损害，现有的社会分配不均也将是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然而，“左”倾错误导致的社会对立毕竟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分野，它缺乏阶级对立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一旦“左”的错误结束，这种人为的对立也便结束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更大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然过程，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便会凸现出来。它们都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阶级对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已经得到弥合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聚合力。
（三）民族关系的改善
中国的多民族的国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聚合力的构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是与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改善同步推进的，而主导这种改善的基本理念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大内容之一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之后由他主持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称：“*，由中华人组织之……“*”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尽管这部临时宪法未能得到落实，但无论是当时的袁世凯，还是他之后的北洋军阀各届政府，都没能在他们制定的“宪法”和其他正式文件中改变这一原则。蒋介石执掌政权以后口称奉行三*义，因而也始终声称各民族团结平等。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讲到：“本党致力国民革命，即以实现之三*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现三*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今幸军阀之恶势力已被摧毁，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切团结于三*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而在其后的国民党文献中也屡屡强调“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六大”还通过了一项“根据三*义政纲明确承认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这说明，自辛亥革命后，随着*、自由、平等和共和等进步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在实际奉行不平等政策的旧中国，占据中心政治舞台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已将民族平等和团结奉为自己的口号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9）
然而，由于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和阶级属性的制约，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依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实现民族平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和实施了旨在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各项政策，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从法律和政治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废除了压迫少数民族的各种剥削制度，使处于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伟大跨越。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阂逐步化解，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
“左”的错误曾给我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伤害，但没有动摇平等、团结的基础。于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便迅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之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全面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小康水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重新造就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良好局面。
（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牢固基础
除了政治统一逐步推进，阶级对抗得到消除，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之外，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得以增强的最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因为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现代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尽管这种经济一度有着超前和僵化的弊端，但却通过“计划”将中国社会的不同局部有力地连通了起来，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伴随着资源开发、新工业基地建设和垦荒移民等，中国的人口迁移十分活跃，平均迁移率在40％左右。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人口迁移总数约亿，平均年迁移总人数为5 100多万。东北、西北、华中、华北等工业基地的筹建或扩大都带动了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及家属从东部沿海向这些地区的流动。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净迁入万人，年均迁入万人；北京市1950~1957年净迁入87万多人，年均迁入万人；而黑龙江1952~1958年由外省移入的垦荒人口为63 690户，379 755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各地的一体化更加深入。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封闭都变得不可能。2005年的人口抽查数据显示，当年年底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亿。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各民族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不断扩展。200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民族成分的平均值为个，占56个民族的962％；全国拥有56个民族成分的省、市、自治区已达11个。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10）
这说明，中国民族格局中的“大杂居”状态更为突出，“小聚居”状态却很难维持了；同时也说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已被市场经济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在国内则首先表现为“一体化”。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凝聚力向现代凝聚力转化中的最根本的重构。
成就、缺失和问题的检省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建立在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上：一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和旧的社会制度，也包括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的社会重建；二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民族理念的传布，依此国家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层次上自觉起来。正是有这两个背景，中国的社会改造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便融为一体，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对应状态了。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集中展现的历史时段是：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反映出的是：历史愈往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包容的社会层面愈广泛，具有的物质基础愈雄厚，体现的民族利益愈一致，民族凝聚力的状态愈强固。这是和这种凝聚力所赖以支撑的中国社会的进步相一致的，也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能在如此大的国土，如此多的民族，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内建立起这样一种凝聚力，不啻为民族国家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然而，毕竟中华民族所处的国度太大、发展太不平衡、内外环境太复杂，这便决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始终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现有的凝聚力状况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缺失，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检省和清醒的认识。
（一）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民族分裂还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台湾问题原本为中国国内政治新旧演替的遗存，但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岛内政治环境的改变，“*”势力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台湾与大陆政治上离心，文化和心理上隔阂，与中华民族整体渐行渐远。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肘腋之患。少数民族和汉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以“*”、“*”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借口少数民族“自决”和“独立”向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进行挑战。他们得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在离散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同样有着极大的危害。
（二）民族向心力中的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不和谐
毋庸讳言，由于“*”势力“去中国化”的长期经营，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或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严重损害，而他们与基于“一国两制”而回归的港澳同胞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也与大陆民众有着较大的分歧。此外，*主义或社会主义虽已是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它本身还存在一个从政治意识形态向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层面扩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以儒学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却应是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底色和民族根基。这些问题虽然得到了关注，但尚不能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与此相关，新的社会发展也对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方式和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此问题认识上的自觉，但政治核心地位的是否巩固还需经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严峻考验。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分化正对民族聚合力形成严重冲击
市场经济有造就“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有分化社会、孕育矛盾的巨大作用。如今，市场经济的这两种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明晰地呈现出来了。现今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凸现期”、“高发期”，已被中国革命所消弭的社会分化和对立正以多种新的形态出现。利益分割和社会不公制造了社会对立、激化着社会矛盾，也严重地侵蚀着民族凝聚力。
（四）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也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形成掣肘
全球化是突破国界的物质流动、文化传播和资源配置，而民族凝聚力的构建是基于国界的“民族建设”，前者体现的是“全球性”，后者则是一种“现代性”，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是在同一个时段内，因此，在中华民族凝聚力随国力增强而增强的同时，全球化也对这种增强形成着制约。这种制约包括不断增加的国际规则和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解，分裂主义的内外渗透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威胁，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侵蚀，也包括我们民族内部在外来影响面前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涣散。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进程，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掣肘和制约将是长期的。
综观上述，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但尚不能说已经完结，它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是需要我们长期应对的挑战。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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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1）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龙太江 王邦佐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法治背景下，合法性成为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在注重法治与*保障的现代社会，在公民权利意识大大觉醒的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是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增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