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官场上买官卖官已非个别现象。目前在我国官场上存在的大量受贿现象，就其受贿源而言，一部分属于外源贿赂，即源自于官场外的人员向官员受贿。例如，刘方仁的亲属易某借助刘方仁的权势帮助商人刘志远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得到世纪中天国有股的股权后，从刘志远那里得到了500万元的贿赂；另一部分属于内源贿赂，即源自于官场内的成员向其上级受贿，如在辽宁发生的马德案中，绥远市的一位副处级官员向当时作为*绥远市委书记的马德送去30万元贿赂，然后马德利用其职权将这位行贿人提升为某县县长。这种内源式贿赂，多半与买官卖官有关。
第三，部分行政官员追求享受，生活腐化堕落。在目前已经查实的绝大多数*案件中，多数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情妇或“二奶”。例如，作为权倾一方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竟有一个理发小姐郑某作情妇，刘方仁身上所发生的很多贪污受贿案都与这个情妇有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的贪污受贿案与他的情妇李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甚者，有的贪官包养多个情妇，生有多个孩子，过着“三妻四妾”的腐朽生活。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作为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必须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竞争，而*必然会削弱我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政府官员的*既会增加我国经济运行的成本，也会降低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信用，破坏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反*公约》，这种全球化的反*浪潮更是对中国政府存在的某些官员的*现象提出更直接的挑战。
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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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选与权力开放（1）
公选与权力开放
任 剑 涛
作为公共生活事件，公选已经逐渐为公众所熟悉，许多省份都举行了公选，国家也在法律层面上开展了公选法规的制定实施工作。公选的积极效果正在显现出来。随着公选的日渐成熟，全面审视公选，并从权力走向开放的视角观察分析其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程序视野中
“公选”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简称，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治理国家的重要支点不外有二，一是国家治理的健全制度架构的建立与运行，二是合理的人才吸纳机制的设计与运作。无疑，公选领导干部既属于前者的范畴，更属于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前者来讲，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它的运行依靠的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基础上的有效制度架构。缺乏这样一个架构，国家治理就会陷入无序、紊乱的状态之中。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使得国家治理结构方面的人事任用建制得以建立起来，它对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健全化走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后者来讲，在国家治理具有制度支撑的前提条件下，如何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诸方面人才吸纳到治理的诸机构与事务中来，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以，类似公选的人才选拔机制，在现代国家中屡见不鲜。只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现代转型开始仅仅20余年，制度建设与人才吸纳的规范建制所存在的缺口还比较大，在这个意义上讲，公选具有的特殊的中国意义值得特别肯定。
吸纳人才的制度机制，关键不在人才的判定问题，而在人才选拔的方式问题。因此，作为专门吸纳人才的公选工作，着力点也就不在它有没有必要进行的问题上，而在有没有精细设计的合理程序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公选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程序设计问题。建立公选的程序架构优先于实质意义的大思路，可以说是公选得以有效进行的首要保障条件。广东的公选，或其他地区的公选，对于程序精细设计的重视，显示了公选程序优先的人才选拔特质。
公选的程序设计必须是精细的和周密的。选才的程序设计，其实也就是选才的制度设计。这一设计落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是公选的工作过程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公选的人才判断要素的确认。前者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选什么人，二是如何选人，三是选出来如何有效使用。后者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谁来选拔人才，二是人才如何可以自我表现其才能。就前者分析，这三个问题构成为公选工作程序设计的三个环节。在广东的公选设计中，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就第一方面讲，首先，由省委组织部、市县组织部组成公选机构，调查汇总厅级、处级、科级干部的现存状况与任用情形，从新的任用、到流动需要、再到机构调整变动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一个公选名单。其次，以公报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需要吸纳人才的领导干部的职位，并通过组织动员，使得公选职位有足够多的人才参与竞争，并设计出一套考试的程序，保证考试的公平性与有效性。再次，对于公选考试的诸环节如统一部署、确定职位、制定实施办法、发布公告、动员报名、资格审查、命题、改卷、面试，组织考察，以及试用和正式任用等设计一套经得起检验的程序。同时，在谁来选任和被选对象的自我表现机制上，设计了动员足以保证考试权威性的社会资源的一整套程序。从而将公选机构的高层领导、大学与研究院的专家、实际部门的领导纳入到考试的考官行列，使得考试具有可靠性。从整体上讲，我们国家的公选体现了程序优先的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精神。
公选与权力开放（2）
文本解读
在公选过程中，引人注意的当然是它是否能够让参与选拔的人士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并通过他们对于自己才能的有效展示，使得公选足以选拔出令人信服的领导干部来。因此，就考试构成要素的考卷与答卷状况来说，成为判断公选之作为考试可靠与否的切入点，其中，从考卷的文本与答卷的文本来审视公选，足以说明考试者与应试者是否在考试意图上达到一致，从而求得一个选拔出真正领导人才的良好结果来。
从考卷文本审视公选的权威性，就是从考试者出题意图、考试策略、考试预计后果等方面审视公选的可靠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卷设计的主观意图，以及考卷的实际设问，针对考生不同能力要素设计的不同考卷，以及对于参考者对答的预期，是判断考试在设计考试的一方是否具有可靠性的几个依据。假如在解读考卷文本中发现考试设计者、实际上也就是选官者对于被选拔者的选拔指标设计是合理的，那么，考试对于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候任领导干部就是有意义，并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假如情况刚好相反，那么这种考试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了。以广东公选考试的考卷文本为例，广东公选考试的考卷分为两类四种。严格地说，面试的考卷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因为它要求的回答是对话性的，而不是卷面性的，考试成绩不是依据卷面，而是依据面试的考官。具有整体意义的考卷，是笔试考卷。又以广东为例，广东的笔试考卷分为三类。一是公共知识题，二是论述题，三是申论。公共知识题分为单选、多选和判断，虽然卷面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知识题，但是已经体现出了考试者试图综观参考者的综合知识素质，这就与领导干部选拔考试“不是考秀才考学生”而是考候任领导干部的考试意图合拢起来。论述题的考试形式虽有改变，即有的时候放在笔试里，有的时候又放在面试中，但是考试的题型设计意图围绕考生的能力测评则是没有疑问的。申论这一考试题型，则可以说是专门为公选这种考试设计出来的。它源自古代中国的“策论”传统，着意在围绕高层领袖的施政意图展开的应对策略。这是一个既表现知识素质，更表现从政思路和能力的测试形式。参加考试者是否对于自己成功通过考试后，在职位占据与职权行使中要应对的高层领袖的施政意图有一个全面的、合理的理解，确实是影响他能否成功进入领导过程的重大因素。因为中国现行的领导制度决定了，一个对于上级意图缺乏理解的下级，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这些考卷形式的设计，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而适应当下的。
至于考生的答卷文本，则反映出考试在考官意图与考生实际之间的统一状态。统一程度越高，证明考卷越足以促进考生考出真实水准。统一程度越低，证明考卷设计存在阻碍参考者表现自己真实水平的严重问题。所以，在公选考试中阅读参考者的答卷文本，对于说明公选考试的效用有更为直接的意义。简短的案例分析也许是有意义的。今年广东公选考试中的申论答卷，有两篇可能被视为“范文”的答卷刊登在报纸与网络上，这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方便。今年广东申论考卷，明确以中央领导和广东省委领导提出的“追兵、标兵、排头兵”问题为副题，要求参考者申述自己的见解。一篇范文从“应有意识”来申论三者关系，申论思路简洁明了，可以说把握了申论的要领。另一篇申论从“历史演变”入手讨论三者联系，申论表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且具有强化领导论述的深度的意味。如果不是从整体出发看问题，而是通过两篇范文管中窥豹的话，可以说参考者的答卷与主考者的设计意图之间具有的统一度还是蛮高的。
公选与权力开放（3）
制度与绩效
我们有理由断定，像公选这样的考试今后会成为国家考试，而不仅仅是一些省份、少数国家机关试行的领导干部选才用人的方式，这是趋势。同时，这样的考试将不会停留在一年一试的状态，而会制度性地举办，这是规范要求。并且，公选考试不会只是一年一度临时召集专家进行的一场考试，而会逐渐走向专家不为单一次项考试服务的持续性国家考试服务的局面，这是必然性表现。这样的一些走向表明，公选考试必须以制度建设作为它的有力支撑。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在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具有积极社会效应的政策举措，必须借助制度化的安排，才能够显现它的规模效应和制度力量。否则，一试一应的权宜性、策略性举措，对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规范化走向，意义都是极为有限的。就此而言，制度化安排，是领导举措具有制度绩效的前提，即是主观领导意图换算为客观效用的保障条件。
进行了为数有年的公选考试，事实上也在向制度的方向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诸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的颁布，将会有力促进公选考试的进行。国家领导人对于公选意义的论述，在制度绩效尚未显现出来的时候，也将有力推动公选考试的持续开展。这些都是公选考试向制度化方向运行的有利条件。同时，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规划、对于人才选拔制度的筹划、对于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强调，也将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从国家领导人关于公选的制度筹划来讲，主观意图与制度安排的轨迹是可以明确加以把握的。他们强调，以公选方式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在比例上应该达到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比例。说它不大，是因为占干部总数的比例还较低；说它不小，是因为相对于现有干部队伍通过公选诞生的干部比例而言还很有空间。因此，以党管干部原则指引的公选考试，以国家人事部主管基层干部选任的制度安排来讨论，*中央组织部对于强化干部公选的指示、中央人事部对于国家机构内部中层干部职位公选的规定，将极大地推进公选的制度建设。两个对于公选考试直接组织与制约的机构，对于公选考试的考试意图、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规划，并强调了这种考试的分类、考试的内容范围、考试的可靠性保障条件对于考试成功举办的关键影响。
公选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的。像广东最近几年的公选考试，每年在制度安排上都有改进。比如对于笔试题的构成有了更为务实的导向，对于面试的有效性有了进一步的强调，对于考试成本的降低有了更为明确的意识，对于考试的收益也有更加明确的举措。说到底，公选就是要为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干部更为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它要求我们必须高绩效地选才用人。公选也必须有成本效益原则。此前的公选考试，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公选考试的成本还很高，这是必须降低的。否则，公选变质为成本极为高昂的选用领导干部的方式，将丧失降低行政成本而提高行政绩效的改革正当性。而当公选一直徘徊在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引导的状态中，它就失去了体现公选持续的、长效的、制度的功用。在这个意义上，公选必须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它才足以凸显自己改善中国公共机构、公职人员工作绩效的价值内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公选与权力开放（4）
从整体上讲，因为公选开展的时间还较为短暂，就决定了公选在制度建设上的匮乏、在考试设计上的不符人意、在技术手段上的短缺、在绩效评估上的有欠精确、在社会积极效应发挥上的欠缺广泛。作为现代选用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公选还有必要大胆借鉴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的优点，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考试的长处。对于前者具有的考试客观性、有效性，对于后者具有的考查政治忠诚性、伦理诚实性加以有效综合，克制制度的短缺，强化考试的效用，从而真正选拔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干部人才。
开放权力与人才问题
古人云：“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道，首在择人。”公选恰恰切中的是治国之道和为政之道的根本道理。但是，举贤与择人在古典社会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社会是一个对于权力合法来源不加追问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