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个娜农靠长期而持久的积蓄，才凑成这笔巨大的数目；每个当女佣的，只看到六十上下的老妈子吃喝有靠，眼红得很，却不想想她的这笔血汗钱是当牛做马换来的。二十二岁那年，可怜她还是姑娘的时候，找不到人家落脚，因为她的长相似乎丑得吓人；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公正：倘若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准还能被人赞不绝口呢。可惜，据说什么都有个般配的问题。她早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的，农庄失火，她丢了饭碗，她凭干什么都不憷的勇气，进城来找差事。格朗台老爹那时想结婚而没有结婚，却已经考虑日后成家过日子了。他注意到这个到处吃闭门羹的姑娘了。身为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的；他盘算下来，认为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那样粗壮的姑娘大可利用。她站着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六十年的老橡树，膀粗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像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跟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牢靠。雄赳赳的脸上布满疣子，皮色红得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青筋暴起，穿一身破衣烂衫，娜农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于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大高个娜农受到这样的善待，快活得偷偷哭了，从此忠心耿耿服侍这位把她当家奴使唤的箍桶匠。她把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裳，洗罢用肩膀扛回来；她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看场地，防备有人捡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实地看护主人的财物；总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服，主人的念头哪怕多么不合情理，她都照办，决无怨言。一八一一年是多事的一年，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辛苦，格朗台决定把自己的一只旧表，送给在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娜农，那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尽管他不时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农穿着倒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三个月才得到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老丫头由于缺这少那变得十分吝啬，终于使格朗台像喜欢一条狗那样喜欢起她来；娜农也乐得伸长脖子由主人套上颈圈，连颈圈上的铁刺，也扎不疼她了。要是格朗台分发面包时切得太薄，娜农也决不抱怨；她高高兴兴地赞同这家人从节制饮食中得到卫生方面的好处，确实从来没有人生过病。娜农已跟这家人打成一片：格朗台笑，她也笑；她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享有这样的平等，她能得到多少亲切的补偿啊！主人从来不怪她在树底下贪吃杏子或酸桃，李子或油柿。“吃吧，吃够了算，娜农”。遇到果子把树枝压弯的年份，佃户们不得不用水果喂猪，格朗台也乐得大方。从小只受到虐待的农村女子，总算有人发善心收留下她，看见格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微笑，简直像看到灿烂的阳光一样。而且娜农心地纯朴、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心眼。三十五年来，她总时时看到自己光着脚，衣衫褴褛地站在格朗台老爹的工场门口，听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而她的感激之情始终同年轻时一样。有几次格朗台先生想，这可怜虫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奉承话，也不知道女人能引发男人什么样的感情，将来被召到上帝跟前时，会比圣母玛丽亚更贞洁；想到这些，格朗台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不禁说了句：“可怜的娜农！”老妈子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朝他看一眼。这感叹久而久之构成一条不断的友谊之链，每感叹一次等于给这链条又增添一环。格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固然让老姑娘感激涕零，但其中总有点不知何来的恐怖成分。这种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醒了老箍桶匠的种种快感，对于娜农而言，却构成了她的全部的幸福。谁不会也叫一声“可怜的娜农”啊？只有上帝才能从语气的抑扬顿挫和有所流露的奥妙的惋惜之情中听出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在索缪，不少人家对待佣人要好得多，佣人却仍对主人不满。于是就产生下面这种议论：“格朗台家对大高个娜农不知下了什么功夫，能让她这样忠心耿耿，简直肯为他们赴汤蹈火！”厨房的窗户对着院子，窗上装着铁栅，里面总是干净、整洁、清冷，名符其实是守财奴的厨房。没有一样东西会糟蹋掉。娜农洗罢碗盏，收好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客厅去，坐在主人们的身旁绩麻。一支蜡烛就足够全家人一晚的照明。女佣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墙洞漏进一点光线。多亏她身子骨结实，睡在这样的窝里居然毫无亏损。她在那里可以听到日夜都静悄悄的这个家里的一丝一毫的响动，而且像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休息时都不误守夜。
这幢房子里的其余部分，待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再来描述。但是对全家最奢华的那间客厅的素描足以使人预想到楼上的寒伧了。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傍晚，大高个娜农第一次生火。那年秋天一直很暖和。那天恰好是克吕旭党和格拉珊党都熟记在心的节日。所有六位双方的主角准备全副武装到格朗台家的客厅来交锋，比一比谁跟这家的交情更深。索缪城里的居民一早就看见娜农跟在格朗台太太和小姐的后面，去教区的教堂望弥撒，他们都记得那天是欧叶妮小姐的生日。所以，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神父和克·德·蓬丰先生算准了格朗台家该吃罢晚饭的时候，急忙抢在格拉珊一家之前，赶来祝贺格朗台小姐生日快乐。他们三人都捧着从自家的小暖房里摘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束鲜花精心地裹上了白缎带，还带着金色的流苏。那天一早，格朗台先生照例像往常欧叶妮过生日和命名日一样，趁她还没有起床就闯进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送她一件作为父亲的礼物，十三年来的老规矩，总是一枚希罕的金币。格朗台太太一般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夏天穿的连衣裙，这得看什么节日。一年两件连衣裙，还有父亲在元旦和节日送给她的金币，构成她一年一小笔约有五六百法郎的收入。格朗台高兴地看到她都攒着。这样，他的钱不就等于只换个储钱罐吗？而且简直等于手把手地教女儿学会吝啬。他有时要问女儿一共攒下多少金币，里面还包括倍特里埃夫妇留给重外孙女的钱。他说：“这是你将来陪嫁的压箱钱。”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如今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还很盛行。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娘家或婆家要给她一笔钱，十二枚，或十二份十二枚，或一百二十枚金币或银币，看家境而定。最穷的放羊姑娘出嫁时也得有压箱钱，哪怕用铜钱充数。听说伊苏屯有个富家千金出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不知道是娘家给的还是婆家给的，反正至今还有人说起这件事。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出嫁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金勋章，作为她同亨利二世成亲的陪嫁。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欧叶妮穿了一身新前裳显得格外漂亮，便十分高兴地嚷道：“既然是欧叶妮的生日，咱们今天就生火！热热乎乎地取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有喜事，要成亲了，”大高个娜农撤走桌上吃剩的鹅肉时，这么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索缪城里我看没有与她般配的人，”格朗台太太接茬说道，一面胆怯地望着丈夫。她这把年纪，还这样小心翼翼，足见她完全唯丈夫之命是从，可怜巴巴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
格朗台把女儿打量了一番，快活地叫道：“她今天过二十三岁的生日，这孩子，得为她操点心了。”
欧叶妮和她的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看看。
格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色蜡黄，举止迟缓笨拙，像是生来就受暴君压制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那种失去香味和水份、嚼起来像棉花球那样的果子。发黑的牙齿已所剩无几，嘴巴四周皱纹密布，下巴颏像鞋头往上翘的木靴。她为人极好，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吕旭神父有心找机会说她当年曾长得不错，她信了。她像天使那样温柔，像被孩子们捉弄的昆虫那样与世无争，虔诚得少有，心境始终坦荡如水，什么都激不起丝毫波澜，心地善良，使得人人都可怜她，敬重她。丈夫给她的零花钱，从来没有一次超过六法郎。她虽然相貌可笑，她的倍嫁和她承继到的遗产，给格朗台老爹增添了三十多万法郎的家底儿，然而她始终打心眼儿里感到自卑，感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柔和的天性不允许她反抗，她从来不要一分钱，克吕旭公证人要她签署什么文件，她从不提出什么问题。这种埋在心底的、愚不可及的傲气，这种一直不被格朗台理解、而且一直受到他伤害的慷慨胸怀，支配了她的行为。格朗台太太长年穿一身绿得泛白的连衣裙，而且照例穿上一年；披一条棉料的白围巾，戴一顶草帽，胸前几乎总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她深居简出，鞋子很省。总之，她从不想为自己要些什么。所以，格朗台有时良心发现，想到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之后已经很久，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中规定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好处，要购货的荷兰人或比利时人破费四五枚金路易，这就是格朗台太太年收入中最可观的进账。可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时，格朗台往往会对她说，好像他们的钱都是公用的：“你借我一点用用好吗？”可怜的妻子乐于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告诉她，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所以在冬闲时她总要从所得的好处中掏出一些金币来还给她。格朗台从口袭里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日常零用和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扣上钱袋之后，总不忘问一声妻子：“你呢，孩子她妈，你要买点什么？”
“亲爱的，”格朗台太太顿时感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回答说：“以后再说吧。”
这种崇高纯属多余！格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哲学家们倘若遇到娜农、格朗台太太和欧叶妮这样的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吗？那天晚饭桌上，第一次提到了欧叶妮的婚事。晚饭过后，娜农到格朗台先生的房里去拿一瓶果子酒，下楼时几乎摔一跤。
“大牲口，”男主人说道，“你也会像别人那样摔跤吗？”
“先生，是您的楼梯吃不住呀。”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您早该让人来修修了。昨天，欧叶妮差点儿崴了脚脖子。”
“那好，”格朗台看到娜农面色刷白，对他说：“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又差点儿摔跤，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我算赚到了一杯酒，”娜农说：“换个别人，这瓶洒早摔碎了；可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举着瓶子，不让它摔着。”
“这可怜的娜农！”格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倒酒。
“你摔疼了吧？”欧叶妮望着她，关切地问。
“没有，我打了一个挺就站稳了。”
“好！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格朗台说，“那我就去替你们修修踏脚板吧。你们啊，你们就不会把脚落在还结实的角上！”
格朗台拿走了烛台，让妻子、女儿和女佣坐在除了壁炉里烧得正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中。他到烤面包的小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木工工具。
“要帮忙吗？”娜农听到楼梯那边有敲敲打打的声音，朝那边喊道。
“不用！不用！这事我在行，”老箍桶匠回答说。
格朗台在亲自修补虫蚀的楼梯时，想到年轻时的往事，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克吕旭叔侄敲门来了。
“是克吕旭先生吗？”娜农从门眼里往外看看，问道。
“是我，”庭长答道。
娜农打开大门，壁炉里的火光照到门洞上面，克吕旭叔侄总算看清客厅的门口，
“啊！你们是祝贺生日来的，”娜农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啊，诸位，”格朗台听出了朋友的声音，朝外间喊道，“我马上就来！不怕见笑，我在亲自动手修补楼梯踏板呢。”
“不忙，不忙，格朗台先生，煤黑子在家，大小是市长①，”庭长引经据典地说罢，独自呵呵地笑了，为无人领会他的影射而得意洋洋。
①法语成语原为：“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克吕旭庭长有意把长说成市长，影射格朗台当年曾主持索缪市政。
格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客。庭长趁屋里没有灯火，悄悄对欧叶妮说：“请允许我，小姐，在您生日的今天，祝您年年快乐，岁岁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缪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捏住女继承人的臂肘，在她的脖子两边各亲一下，那样的巴结使欧叶妮羞臊不堪。庭长像一颗生锈的大铁钉，以为这就叫求爱。
“不必拘束，”格朗台进来，说道：“就跟您平时过节一样，庭长先生。”
“可是，”捧着一束鲜花的克吕旭神父回答说，“跟令爱在一起，我的侄子觉得天天在过节呢。”
神父吻了一下欧叶妮的手。克吕旭公证人则老实不客气，亲了亲姑娘两边的腮帮，说：“真是岁月催人！年年十二个月。”
格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要是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就会三番五次地说个够。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叶妮的福，咱们也来个灯火齐明吧。”
他小小翼翼地摘下烛台上的每一根杈枝，给灯座安上托盘，又从娜农手里接过一支卷在纸头里的新蜡烛，把它插进烛座洞里，插妥之后，点亮蜡烛，然后坐到妻子的身旁，把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过来。克吕旭神父矮小肥胖，混身是肉，戴着平塌塌的茶色假发套，模样好比在赌钱的老太婆，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向前一伸，问道：“格拉珊家没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