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嵬与陈波儿一行人回上海去了，他和瑞芳的合作演出，带给她的不仅是表演艺术上的提高，更是思想上的拓展和启蒙。崔嵬走后，瑞芳开始投入“沙龙剧团”的演出，先是在《日出》中扮演女主角陈白露，潘经理和小东西由石挥和鼎鼎有名的白光扮演。“沙龙剧团”还请来了陈绵教授作导演，排演《雷雨》和《复活》，瑞芳分别扮演四风和玛丝洛娃的角色。在同一个时间里，交错演出中外名著中的重要角色，这对正在话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瑞芳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卢沟桥的炮声彻底地打碎了张家二小姐平静的心情，各种消息不断地传来：在妙峰山打游击的学生，立即赶回北平参加抗战工作；在西苑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前线去和士兵并肩战斗；城里各自为政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了；*号召捐一万条麻袋，第二天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堆满了麻袋！还有长辛店的工人、卢沟桥的农民去前沿帮助士兵修工事、抬伤兵……所有的一切冲击着她，使她再也无法沉浸在陈白露的角色里，有时候她嘴里念着台词，脑子里却不断闪现着和崔嵬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景：那层层叠叠的人群，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那流着眼泪的青年朋友和平民百姓……
一天晚上，瑞芳走进陈绵教授家的客厅，石挥和朋友们都在，她对大家说自己是来告别的，希望他们也尽快离开北平。原本打算在一起对词的朋友们都沉默了，大家在一起吃了最后一次为排戏准备的夜宵，然后送她出门，当他们穿过客厅走过静夜的花园的时候，远远地正听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进行着最后的拼搏。
她把要走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郑曾祜，郑曾祜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喜欢瑞芳，在学校里也总是扮演着呵护瑞芳的角色，为此还引起了其它希望和瑞芳搭腔的男生们的不满，他的自行车老是被扎，几乎天天要去补带。他还收到过恐吓信，警告他“不要老是和张小姐呆在一起，否则小心你的脑可（壳）”，没多久还真的挨了打。尽管如此，这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儿子仍然坚持不离瑞芳左右。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连瑞芳的姐妹们对他都有了一种认可。
一向被呵护着的二小姐竟然作出了这么大胆的决定，这让郑曾祜既吃惊又感到难过，瑞芳见状便劝他一起走，他的琵琶弹的很出色，可以派上用场，但郑曾祜下不了决心，他觉得中途辍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劝瑞芳还是把书读完再说。那天分手时，郑曾祜一个劲地流着眼泪，很是恋恋不舍，倒是瑞芳豪爽地说：一年半载我就回来了，大不了算我休学一年，到时候咱们再一起玩……
1937年7月的一天，在清华骑河楼的同学会里，荣高棠和黄敬、李昌坐在一起，低声细语地进行了一场谈话。黄敬对荣高棠说，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要南下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上决定派人去，希望他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荣高棠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党正组织进步青年离开北平，一批批的人在撤离，他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走的，组织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吧。黄敬简单地说了一下剧团的情况，荣高棠去了以后公开的身份是剧团总务，实际上是党的支部书记……能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荣高棠匆匆离开同学会，汗水已经把衬衣的后背湿透了。这个25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生在河北霸县一个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两耳失聪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地位，母亲却是性情开朗聪明伶俐，因为从小爱看戏，懂得不少事理。荣高棠受母亲影响，自幼好学，念完小学后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到北平上了中学，之后又凭着良好的成绩考上了国立清华大学，并很快就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共青团，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北平市农委委员、书记。他精力充沛开朗活跃，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永远都使不完的劲，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难倒自己。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他一心只想作开路的先锋。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
1937年7月15日，年轻的一群人聚集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剧团成立会议。
郝龙来了，这个美术专业的学生个子不高，壮壮的，浑身都透着热情。随他来的还有郭同震，那个被黄敬提醒有叛徒嫌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据说是沙滩“民先”（住在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起来的“民先”大队）大队长，人称“杂牌大队长”，在北平已经演过一些戏了，一介绍，大家立刻就笑着简称他为“杂牌”了。
杨易辰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这是一个性情豪爽无话不说的人，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身世。杨易辰出身在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父亲多年前也毕业于中国大学经济系，在政府里有着一份很好的职业。杨易辰是独子，深得父母的疼爱，他本该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但是，在沈阳读书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终生难忘，并永远地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
那是“九。一八”之夜，在沈阳冯庸大学预科高中的操场上，杨易辰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被日本兵当作人质围困了三天三夜。那夜，警报凄厉火光冲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强令校方交出训练用的枪械。后来，天上下起了大雨，被困的人又冷又饿，滴水未进的师生们支持不住就昏倒在地上。最终，为了大家的安全，校方不得不交出枪械，日本兵撤离，并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三天三夜决定了这个只有17岁的少年，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离开东北，只身前往北平打算投奔义勇军。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天津工作，他途径天津时竟过家门而不入。父亲听说宝贝儿子到了北平，赶紧派人去接他，却遭到了拒绝。后来，父亲硬是让表叔把他拖了回来，苦苦相劝。没有能参军的杨易辰只好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读书。两年后，转入中国大学法律系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在“一二。九”运动中跟着老同学任仲夷冲锋陷阵表现的十分勇敢，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1937年7月15日，对于他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还来了不少同学，他们相互介绍，有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的却从此成为一生彼此依靠的朋友。
那天，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把剧团的名字定为“农村服务旅行团”，他们还三三两两地抢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一起唱歌，情绪激动而热烈……在过去了很多年以后，虽然他们几乎无法说清那天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但回忆起那一天时，感觉还是那样兴奋和新鲜，那一天，对于他们永远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决定了他们中间多数人以后的命运，张瑞芳后来填写履历表时就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定在了那一天。在此之后的无数个漫长的日子里，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过那一天，都曾很多次地在心里对那一天的情景作过回放，他们常常会把后来那些艰难的、快乐的、苦涩的、自豪的，许许多多的体验都融汇到那一天里去描绘和感受。那一天，和以后许多的日子交汇，融合，变成了一体，永远地镶嵌在他们的生命中。
别了，北平
一切都做了准备，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8月7日，北平到天津的火车通车，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作出决定，由荣高棠、郝龙、荒煤、张楠、张瑞芳乘坐第一天的火车先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进行联络。
8月6日深夜，两姐妹穿上花旗袍打扮成回南方的阔小姐离开了家，行前，她们既兴奋又不舍，几次想要到娘的床前告别，但看到娘好像睡得很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作娘的怎么会睡得着呢，女儿一出门，娘就立即起身，追到窗前，一直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院落拐角处，很久，娘才转身默默地回到床上，发出了深深的叹息：没想到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却要分开……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出现在北平正阳门东的火车站。那是一个有着西式风格的老火车站。站门口上方的屋顶是弧形的，左侧是一个高高耸立起来的尖顶塔楼，结实的墙体上镶嵌着许多有着细密格子的长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风格。
那天，依然骄阳似火，火车站上人潮涌动，荒煤一袭洋装和同路的刘白羽一起陪伴在两姐妹左右，荣高棠剃了个光头装扮成佣人跟在她们的身后。大家事先说好了，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荒煤是她们的表兄，荣高棠是从老家来接她们的。
一行人裹在拥挤的人流中终于上了车。车厢里几乎全是流亡学生，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端着大盖枪的日本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时而趴在车窗上向里张望，或许是因为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有力量对付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没有上车检查。8月炎热的气息释放着威力，使得整个车厢像是要着起火来，人们在难耐的灼热中沉默着，对着车窗外的日本人闪动着仇视的目光。
汽笛总算是拉响了，荣高棠松了口气，荒煤松了口气，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瑞芳望着窗外，炎炎烈日下的站台、树木缓缓地向后倒去，越来越远。她知道这次是真的走了，想到娘和弟妹们，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灯光明亮的剧院里扮演《日出》中的陈白露，沙龙剧团还一再邀请自己出演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曹禺《雷雨》中的四凤……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而今天，自己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走向抗日前线，这选择是对的吗？她看看旁边的姐姐，张楠正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秘密信件的小包，一脸沉思地望着前方……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有人哼起了歌，沉闷嘶哑的歌声刚一响起来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响应，歌声从弱到强，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高亢，那一节节沙丁鱼罐头般密不透风的车厢就带着满车汗流浃背的青年们和他们的歌声，驶出了车站，驶向城外，开始了他们复仇的行程……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
从离开北平，他们就过起了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日子，现在总算是住下了，但生活的困窘立刻就显现了出来。他们睡在教室里，课桌就是床，没有被褥和枕头，好在正值盛夏，盖件衣服就可以睡。张楠和瑞芳两姐妹睡在一张乒乓球台上，用捡来的罐头盒当作枕头用，夜间翻身时，一不小心罐头盒滚落在地发出当朗朗的响声，惊得一屋子人都心跳不已。有时候睡不着，就不由地想起娘和北平那个温暖舒适的家……长这么大，她们还是第一次体验挨饿的滋味，每天只有两顿饭：馒头、芥菜丝、米汤。白天还好，饿了就找水喝，一到深夜肚子就咕咕叫个不停，偏偏隔墙的街上不时地传来卖烧鸡的吆喝声，这更让大伙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天，瑞芳实在忍不住了，悄悄向姐姐要烧鸡吃，张楠没有答应。瑞芳想起了临离开家时娘给的那份钱，一出发就被姐姐收走了。在家一向大手大脚的姐姐自从做了剧团的财务总管就变成了铁公鸡，她板着脸教训妹妹说：大家的钱都凑到一起了，到实在揭不开锅时才能用呢！瑞芳知道姐姐说得有道理，但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委屈的样子。张楠心软了，叹了口气跑了出去，回来后她把妹妹带到操场上，递给她一个纸包，里面裹着一只比鸽子还小的烧鸡。几十年后，瑞芳都记得那只自己一生中吃得最香的小烧鸡，记得大姐那半带心疼半带不满的表情，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把纸包捧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吃着，并且没有忘记让姐姐也吃一点，可姐姐拧着身子背对着她拒绝了。
为剧团改名正是这时候。一天，他们在报上看到邹韬奋发表的《战地移动剧团》，感到很受启发，原有的“农村服务旅行社”的名字已经不再适用，他们的阵地不再限于农村，而要向前线转移。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把剧团定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新改的名字使他们既自豪也很兴奋，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移动剧团也只有这一个。
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的江凌秘密地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员关系的任仲夷。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他们不能在济南久留，必须南下。南下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找到崔嵬，让他加入剧团，这是荒煤在北平时提出来的。他坚持认为要担当抗日演剧的任务，必须有真正懂得戏剧的人参加剧团，眼前这支队伍，除了张瑞芳、郝龙以外多数都是没有什么演剧经验的大学生，他有些担心。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们便决定到南京去。那天，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棠担任了大队长，他奔前跑后地指挥着同学们上了火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火车开了，坐在货物的缝隙中间，8月的风穿过原野吹拂着他们，开始他们还觉得挺舒服挺得意，没想到车刚过徐州就下起了大雨，他们急忙把包行李的油布解下来撑在头顶上。雨越下越大，水不停地从油布的四周流下来，很快敞篷车厢里就积满了水，行李也湿透了。正在焦急中，荣高棠忽然挥舞着手臂喊道：女同学们，别客气了，你们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的腿上来吧！哄笑中，女同学便纷纷毫不客气地坐到了男生们的腿上。雨还是下个不停，油布中间的积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沉，眼看油布就撑不住了，荒煤赶紧站起来拿个棍子往中间一捅，水哗地从四周倾泻下来，洒得大家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