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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王明回国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重点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上的许多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自由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指名批评刘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该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用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许多与会者盲目信赖，一时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据王明的错误观点，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自己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作了辩白和说明。但会议未对分歧展开进一步的辩论。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书记，并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派赴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王明到了武汉，并任中共长江局的书记后，便在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当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问题上，从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退了。随后又于次年1月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散布了许多对国民党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他在武汉大学的讲演，走得更远。甚至说什么“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劣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还说，“现在都谈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以这种退让为满足，更不欣赏他的“共同负责，共同领导”那一套，还是照旧坚持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对这种叫嚣，王明不敢反驳，而是以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形式来反驳。而他起草的这个“谈话”，却并未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审阅。王明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王明不但在长江局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党中央，甚至发展到以通知的口吻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在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声中，他竟也提出建立几十个新式装备的师团，“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军令”、“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待遇”的主张。这一主张，无异于响应和屈服于国民党“统一军令”吞并我军的压力。如果实行这种主张，共产党还有什么独立自主呢？敌后的游击战还怎样开展呢？尽管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王明硬是不听。王明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按中央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致武汉失守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在这些地区乡村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使新四军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这时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已蓬蓬勃勃地发展，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严重的教训。当然也要指明，大量国民党军的阻挠，使新四军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条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德篇（3）
正在这时，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好消息。由于1938年4月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与任弼时，他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这就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的心脏。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发挥出这样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别的，是千百万群众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而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什么能发动起来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旧式政权改造成为新型的民主政权，砸碎了封建的枷锁，这就使千百年被压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得以抬起头来，一如经受了雨水滋润的春草，勃发出潜在的生机；再一个就是经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在封建剥削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农民，能够缓过一口气来。尽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农民仍然保证交一定的地租，但总的说来已经减轻了负担。实行了这两项改革，自然使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共产党在毫无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所以能够坚持在极其困难的敌后抗战，其原因就在这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他们根本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连这样的字眼也不愿听。因此在国统区内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借抗战之机，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税，大发国难财，使人民越发不堪重负，比之抗战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试问，这样困境中的人民群众，从哪里来的积极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有采取抓壮丁的办法，将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送上前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不一触即溃？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在敌后留下一点部队，打算搞点游击战争。但他们因为根本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脱离群众，所以在敌后无法立足。例如在中条山地区，国民党也留下几十万部队，但在日寇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们接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切照国民党的办法做，则根本不会有那样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会有人民力量的壮大。即使勉强能够存在，在日本投降后，也决难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如果不是执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德篇（4）
近几年，反“左”谈得比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只反“左”不反右，甚至讳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实，“左”和右在历史上对党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壮大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战中不是坚决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的陈独秀路线，抗战的胜利既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武装，随着二次大战的胜利，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合法政府，革命的胜利也就从此遥遥无期了。而中国则不然，二战结束数年后就接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所引来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大德方面的表现。
二、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毛泽东不仅具有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在维护民族利益上，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压力。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帝国主义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中国，表现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中。“在野兽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所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态度。这方面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即使对于来自同盟者或革命营垒内部的压力，凡是有损于民族利益者，他也决不让步，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有多么强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运用和平方式促进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只有用革命战争迎击敌人的反革命战争。
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回忆说：在重庆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国民党在局部地区已经向我进攻的紧张时刻，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由于来电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看了电文，引起了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愤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