欤踔潦呛苌Ｋ呷凰担骸拔揖筒恍牛嗣裎朔砀愣氛褡寰突崦鹜觯 �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谈判自然是可以的，从积极方面看，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但这封电报显然也是一种压力，毛泽东从内心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应给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的。
不久之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全面内战爆发了。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顶住了来自革命营垒的压力，摈弃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针，实行了自己正确的方针，大大超过预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是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发展未免使斯大林这位伟人感到内疚。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曾察觉了这一点。 。 想看书来
大德篇（5）
大约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二层楼上欢宴中共代表团。席间，他曾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而且说，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当有某种分工，就是说，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说到动情处，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少奇同志作了有礼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后，斯大林说：“胜利都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接着又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语气讲了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两封电报的事或者还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的面所作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动。
与中国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不妨举一点另一方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的经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举世皆知的，是非常动人的。当时法共组织和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对法西斯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历时数年的广泛战斗。法###员已发展到五十四万多人。法共领导的群众组织解放委员会已经遍及城乡，力量相当强大。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击德国鬼子和伪民警，烧毁或炸毁德国人的卡车、机动车停车场和为德军生产武器的工厂。1944年8月，在盟军迫近的有利形势下，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整个巴黎，到处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们攻取了德军在城内的各个据点，占领了警察局等要点。最后又不惜伤亡，前仆后继，攻下了纳粹军队最后据守的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国广场，迫使巴黎德军最高司令官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巴黎就这样在警车宣布德军投降的喇叭声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义勇军游击队、爱国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这是巴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此后肃清全国各地的德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战斗中，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法###史分析，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空前有利的局面：首先是法共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从来没有的崇高威信；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于法国战败和投降，已经威信扫地并且陷于瘫痪；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机构虽然得到了某种响应，可是很不稳定，所以不得不寻求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为其担保；法共推动起来的民族阵线、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队已经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来，同时给予这个统一一种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会的和进步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规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同盟军之间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纲领——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管理了市政和省。
大德篇（6）
这是一种对法共、对人民多么有利的形势！如果法共以适当形式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家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法共的总书记莫利斯？多列士从苏联居住数年后回来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苏联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为了打击共产党，曾企图以逃避兵役为罪名判处多列士徒刑，这时他却欢迎多列士回来。据戴高乐的回忆录说，多列士的回来是有利无害的。果然，多列士回来之后，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谘议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警的武装。他认为，这些爱国民警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复员的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接着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动，解散解放委员会。这个群众基础很强、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在战争期间，早已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到全国三级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机构。本来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可惜这样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被解散了。接着是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也瓦解了。根据法###史分析，以当时情况，即使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民主政权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光明的远景被放弃了，停留在单纯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范围内。党和人民在战争期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被放弃了，仅仅换了政府中两三个部长，而这两三个部长也在几年后被撤换了。
法共的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的沉痛啊！
多列士与我国的王明，颇有一点类似之处，这正像毛泽东对王明的评价：他想别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说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不仅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而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恶性的发展。这就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也就表现得更鲜明。
1958年夏，苏联通过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表示苏联领导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于同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中方搞一个联合舰队。尽管尤金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经常同他探讨哲学问题，但听到这个要求，毛泽东却不免感到震惊和意外。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当即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搞这个？”尤金一时说不清楚，毛泽东便严肃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7月2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在颐年堂同他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解释说，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也在太平洋活动，但只有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基地，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而且特别说明他们的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毛泽东见他说话不着边际，便有些恼火，立刻说：“你讲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讲到正题。请你讲清楚，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电台属于谁倒无所谓，我们甚至可以把电台送给你们。”毛泽东发火了，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红着脸说：“我们不过是来同你们商量商量。”毛泽东立即反驳道：“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见毛泽东真的发了火，他不乏机智，马上狡辩道：“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毛泽东断然说：“不要！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你们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 想看书来
大德篇（7）
“好，那我们就不提这个建议了。”赫鲁晓夫尴尬地说。
上述场景，是当年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同志提供的。事后毛泽东还问李越然：“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我用手指他的鼻子，你为什么不用手指他？”可见当年赫鲁晓夫损害我们民族利益的企图，的确是触痛了毛泽东属于炎黄子孙的那根神经，毛泽东确实是存心要教训他。
但是，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似乎还嫌不够，第二年，即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来到了北京。他这次兴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原来他把列宁在特殊情况下所作的让步，当做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实际是要中国承认台湾脱离中国。毛泽东一听，立刻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你所说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吗？”赫鲁晓夫见此计不成，又碰了一个钉子，立即转变话题，要求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在中国东北被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难办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原来赫鲁晓夫在美国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他这时只好叹了口气，可是谁又让他替中国越俎代庖呢！
同类的事件还可以举出尼赫鲁制造的中印冲突。这件事也与赫鲁晓夫有关。他曾设想把中国的一块领土划给尼赫鲁，认为“那只不过是块荒无人烟的冻土地”，如果能说服毛泽东，就能换取尼赫鲁“反帝”。事实上他在背后已经答应了尼赫鲁。尼赫鲁在这种背景下，于1959年8月派印度军队侵占了朗久，挑起了冲突。随后又提出要占领我国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这完全是荒谬无理的。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这一仗打得相当干脆漂亮，几乎使入侵的印军全军覆没，仅有小部分逃窜。尼赫鲁本来有恃无恐，宣布要把我军“清除掉”，不料却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我们考虑到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今后还要团结它，于是战后将全部缴获的武器以及所有俘虏全部送还。这一仗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和指挥的。战前连续七次向印方提出抗议，又让周总理连写三封信给尼赫鲁，劝其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可谓做到仁至义尽。印军入侵后，又等他们深入我国领土一段距离，便于包围歼灭后，才开始反击，因此大获全胜。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从头到尾，从政治到军事，从战斗到送还武器、俘虏，其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创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高手，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千古奇文的。毛泽东曾经估计，中印边界这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安定，这种安定局面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至于来自美国的压力，毛泽东尤其采取蔑视的态度。1944年，那个后来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赫尔利，就曾来到延安调停过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他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据师哲同志介绍，此人相当粗鲁无礼。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拿出帝国主义者的架势，蛮横地说：中共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要打内战。如果你们答应，美国的武器就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