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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党中央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即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必须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中说：“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致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是发给东南局的。为什么要单单向东南局发出这项指示呢？因为东南局的书记项英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央的方针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的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惟恐违反了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受到国民党的指责，影响到统一战线。反之，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项英仍然不愿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新四军总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坏抗战、消灭异己的罪恶的铁证。对我党来说，其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 想看书来
大智篇（12）
而当时任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的陈毅同志，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对中央的方针不仅竭诚拥护，而且领会得很深。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能依赖国民党的补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去发展。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进，即越过长江进入江南敌后。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气，动员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进入苏南的高淳。随后他本人也进入江南的茅山地区。粟裕进入江南沦陷区不数日，即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一个车队，首战告捷。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但却震动了江南。因为周围国民党虽有正规军数万去而复来，但都住在沦陷区边缘，号称五万之众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虽进入敌后，但都不敢与日军交手。所以新四军虽只取得了一个小胜，江南沦陷的老百姓却从新四军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新四军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从而站住了脚跟。茅山根据地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当局给江南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且境内敌寇据点密布，交通发达，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事实上等于对新四军画地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灭。早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一指示深合陈毅的心意，并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运输掠夺物资的咽喉。由此，陈毅决心向江北发展，把进军苏北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但是，江北的局面是复杂的。除了日伪军占据了各水陆要冲外，有国民党系统的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的七万人，还有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的三万人。此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共三个团。其中韩德勤是主要的###顽固势力，他从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不向他进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残抗日力量上。“两李”则实际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既与韩德勤有矛盾，也对新四军深怀戒心。陈毅经过分析，认为如欲在苏北发展，必须确立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而尤以联李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处在我挺进纵队与韩德勤部队之间，正是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与“两李”的关系搞好，不仅可以减少摩擦，且可以作为顽我之间的缓冲。为此，陈毅曾两进泰州，主动做好宣传团结工作。正好这时李明扬有求于我，他通过老友向三战区要来一批子弹，却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他运过一小批，不知是谁从中掉包，运到的子弹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转托陈毅。从远在浙皖交界处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了这件事的。陈毅遇此请求，立即慷慨答应，并予以圆满实现。李明扬得到弹药，自然大为高兴，觉得新四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诚意，双方关系大为改善。陈毅在取得“两李”的谅解后，即派以陶勇为首的部队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叶飞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至此，已经初步奠定了向北发展的基础。但是，其间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曲折。由于挺进纵队领导大做争取“两李”部下的工作，事机不密，引起“两李”的反感，再加上韩德勤的极力挑拨，于是发生了“两李”向我驻郭村部队乘虚进攻的不幸事件。由于挺进纵队打得英勇顽强，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敌垒，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两李”才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带。此时，我军本可乘势直捣泰州，但陈毅考虑到，如果这样，则很可能促使“两李”同韩德勤进一步联合，对我今后发展壮大甚为不利。于是在攻克塘头，进至距泰州七里处的面粉厂时，毅然收兵。“两李”得知我军本可轻取泰州而不入时，大喜过望。随后我军又主动送还两千余名战俘及全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我东进。“两李”对此极为感激。陈毅与粟裕为了集中东进兵力，又向“两李”投下了一着高棋：即在部队东进之后，愿将每月可收税务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我方根据地让给“两李”。此举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我军东进后不分兵把守吴家桥，而将后方与伤员委托“两李”保护，无疑请“两李”替我看家，大有利于对韩决战。对“两李”来说，既可增加税收，还可把新四军送走，何乐不为！遂欣然同意，协助我军东进黄桥。1940年7月25日，陈毅决然率部东进。在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对空鸣枪，向韩德勤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陈毅用尽心机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于此得到了报偿。
大智篇（13）
陈毅的东进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困死新四军的牢笼，全军士气高昂，加上“两李”之助，进展顺利，一举占领黄桥。黄桥地区是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在此处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也可与江南部队策应，掌握长江通道。而且此处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德勤是苏北最顽固的###势力头子。他多次受蒋密计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为了鼓励他的###积极性，还在重庆召见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陈毅的进占黄桥，岂是他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新四军占领黄桥之后不久，他即动员了二十余个团向我进攻，同时，还开始了粮食封锁，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粮食南运。在韩军向我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在路东向我“扫荡”，双方的行动显然颇为默契。但是韩军的这次进攻并未成功，我也因为诱敌深入不够，仅歼其两个团。韩军见我军势盛，即逃遁缩回。这时韩德勤才认识到新四军力量的强大，不集中大的军力是不能决战的。于是他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动员了四到五个旅及炮兵部队，加上各保安旅及“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共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企图将孤悬于江北的陈毅部“一鼓而荡平之”。
韩德勤为了师出有名，在进攻前首先提出了要我军退出重镇姜埝；姜埝税收丰足，他估计我是不会退出的。但是陈毅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却真的将姜埝让与“两李”。这一着不仅出乎韩德勤的意外，也出乎各界人士的意外。但韩德勤的进攻计划是确定了的，并不因新四军退出姜埝而停止下来。这一来彻底暴露了韩德勤的真面目，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中间派人士韩国钧说：“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很想当江苏省主席的李明扬也给蒋介石打电报说：“苏北局势日非，措置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
可是，一切呼吁都制止不住韩德勤的野心，自10月3日开始，进攻黄桥的作战还是打响了。其右路军为“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韩德勤既用十万元拉拢，复用高压手段令其向黄桥以西进攻；左路则由五个保安旅担任，进击黄桥东南；中路则由韩军的一万三千人作为主力，攻击黄桥北面。同时，日寇也加强了沿江封锁，顽军则劫走船只，不让我军“逃往江南”。历史上被称为的“黄桥决战”，是抗战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作战。
与进攻兵力相比，我驻守黄桥的部队则远远居于劣势。尤其是回旋余地狭小，不易发挥我军运动的特长。这个作战方案是相当难以制定的。但是，在陈毅、粟裕与钟期光、叶飞、王必成、陶勇诸将的精心策划下，终于制定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以独六旅为首歼对象的作战计划。尤其出敌意外的是，以四分之三的兵力（近六千人）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足两千人）驻守黄桥。战斗开始后，由于我军指挥高妙，将士浴血奋战，不到数小时即将敌独六旅歼灭，旅长翁达中将自杀。随后我军三个纵队将89军的一万之众逐步包围，经过反复恶战，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其中将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乱兵拥于河中淹死。此役韩军主力89军及独六旅共被歼十二个团，连同保安旅，共歼顽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这次气势汹汹所谓“一鼓荡平”的进攻，于此彻底失败。韩德勤从东台逃入兴化水网地区，一面增修工事，一面托韩国钧前来求和。中央根据全国形势，认为对韩暂时不宜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免得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这次摩擦就这样停了下来。
以上事例，在《陈毅传》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述。从陈毅同志东进北上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看出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深刻领会和运用的艺术，而且看出这些原则是何等的正确！假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华中抗战的局面呢？又怎么会有日后那么一支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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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两个重要的品质。其一，是目标始终如一，有如钢铁般的坚定，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其二，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够识破一切阴谋诡计，不为敌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骗 这样才能使革命的航船达到胜利的彼岸。在这两种品质上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和鲁迅。这不是说别的革命家身上不具备这两种品质，而是说上述两个人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
有人可能以为，上述第一种品质的确是不简单的，至于说第二种品质——不受敌人的欺骗，岂不是很简单吗？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的领导人怎么还会受敌人的欺骗呢？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因上当受骗而失败者，并不罕见。即使足智多谋、精明过人之士亦在所难免。例如石达开，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名将了，当他在大渡河边处于绝境之际，他本想投水自尽，但他忽然转念一想，自己固不惜一死，而这些部卒随自己多年，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却如之何！清廷今日步步紧逼，无非是要自己的头颅，如能以自己的头颅换取部属的生存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遂修书敌营要求谈判。敌将立刻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可以到洗马姑共商善后。石达开信了这话，第二天就带了几个人前去谈判，还未到达洗马姑即被生擒，剩下的数千部卒竟全被坑杀，无一幸免。和敌人战斗了一生的名将竟落到这个下场，真令人可叹！汉朝有一位开国的元帅韩信，可说是一位无人不知的“智多星”了。他一生打了那么多胜仗，献出了那么多妙计，但最后却被吕后与萧何设计诱入宫中斩首，最后还叹息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可见人是很容易受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那是一个最阴险、最毒辣，也是一个诡计多端最善于骗人的家伙，与他同时代的军阀，差不多全被他用武力征服，或用分化、收买、利诱等手段一个个地消除了。可以说除了共产党没有被他搞垮以外，在这一点上没有谁顶得过他。
回顾历史，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是最为扑朔迷离、前途难测的。在中国人的面前，有如隔着一道浓重的雾障，或者难知的深渊。抗战之初，由于外来的灾难笼罩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民族的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就构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各阶级团结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