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3日起，台湾的电视台开始播出大陆选手的镜头，各报也开始将原报道中所用的“*”称谓，改为“中国大陆”或“大陆”。自此，台湾媒体对大陆选手的报道才多了起来。
路透社注意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细节：“组委会方面让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场时使用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意味深长。”
“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1984年6月23日，*会见香港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时说。
中英谈判期间，钟士元等人提出了谈判桌的“三脚凳”理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记述，“*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谈到，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
但是*打断他的话：“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他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北京？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本身的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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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夫妇学校
1985年1月，北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悄然出现。大约有30对青年男女每周两次聚集在一间教室里，听一些富有经验的医生、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讲授家庭管理、家庭关系以及优生优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按照性别分组学习如何协调夫妻生活。
20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段子：某正统人士老婆自述，新婚之夜，她期待着如意郎君来上一把浪漫，或是说几句幽默的话使得气氛轻松一下，谁知她的“大官人”对着她吭哧了半天，最后涨红着脸说了一句：“我们发生关系吧。”
“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英国著名的威猛乐队1985年4月10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使得上万名观众如醉如痴，有人甚至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当第一首曲目《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的前奏音乐响起时，观众席上立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负责接待乐队的一位文化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2005年7月21日，《东方早报》发表一篇文章：《皇马中国行因此地人傻钱多》。文中说：
小别中国两年之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又来了！虽然此前有媒体调侃说，“皇马”和中国已经因为从“*”变成“多夜情”而激情不再，但考虑到2003年“皇马”在昆明曾经让我们遭遇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有事先提醒一下的必要。
对此次“皇马”中国行，我有三个愿望：
一愿政府官员不要再干那种拿“荣誉市民”当廉价旅游纪念品大肆派送的傻事，上次昆明还不是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昆明市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轻慢？就是因为把身段放得太低了，过分仰视了“皇马”。至于那种“今后无论是皇马俱乐部官员，还是教练、球员到云南，都将享受全程免费接待”允诺，纯属“崽卖爷田心不痛”，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二愿“皇马”在中国期间，万一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要平衡。他们当年到昆明时，云南省大姚县刚刚发生了里氏级地震。结果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房倒塌、灾民啼饥号寒，但并不妨碍昆明街头出现由女骑警、少数民族少女和盛装大象组成的超豪华迎接阵容。云南的主要媒体也把全部的目光都锁定在皇马的一举一动上，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地震灾情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
三愿“皇马”们在给欧洲的朋友通电话时，不会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不要对民工，连几百块钱的工资都给得不痛快，对“皇马”却一掷千万而无吝色。
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最精彩的写实小说”是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有人考证，这是发自杭州市宝石山下一出租房的汇款单上的简短附言，是一位按摩女给家乡妹妹汇款时随手涂鸦的。
本广告长期有效
“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
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路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摆放的减肥广告牌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如果你一定要死，那就为国家去死！”
1985年7月24日，“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于金沙江段触礁身亡。
年初，传来美国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将于这年8月率领一个10人探险队来华漂流长江的消息，这使1979年便萌发了漂流长江念头的西南交大职工尧茂书决定提前行动。他说：“长江是中国的，征服长江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我决不能步外国人的后尘！”6月20日，他开始了长江漂流。
尧茂书遇难，报纸上说：“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两个月后，四川地理学会发起成立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几千封报名信蜂拥而至。这些请战书上大多写着“为国争光”，有的父母还写着：“老大不成功，老二再来。”一位报名参加长漂的青年对父母说：“你们不同意，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父母不再劝阻，对儿子说：“如果你一定要死，那就为国家去死！”
在“长漂精神”的感召下，来自各地的青年悲壮地告别了父母，在多数人不知漂流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站在了滚滚长江边上。后来，一位当年的队员毫不讳言：“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看到长江就不顾一切往下冲，想着美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年，中国人终于实现了首漂长江成功的梦想，然而归来的队伍没有胜利的喜色……这条维系着民族情感的大江吞噬了它的11个中国儿子。
后来，当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得知，这些中国青年冒死是为了抢在自己前面捍卫母亲河时，他不解地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1986年，肯？沃伦的漂流船被长江激流打烂，他宣布放弃，此后没有再漂过长江。
现在，离虎跳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朴素的长江漂流纪念馆。一位偶然进入的青年看到一个个死去硬汉的照片，内心震动。他说，“不论世界怎样评判，面对尧茂书他们的眼睛，我内心决不敢轻薄。我扪心自问，我哪里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足球项目在当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特点，人们渴望用胜利和成功打破生活的循规蹈矩。”
1985年刘心武的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说。
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的5？19事件，球迷的反应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不过法新社并不认同，他们的报道中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当年，球迷们给国足寄臭鞋垫子、苍蝇、刀片、子弹；现在，球迷们在网上传看《国足欢迎你》MV：“我家球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一个两个不算稀奇，再多也输得起……国足欢迎你，用净胜球感动你，你们捞足积分，我们来出局……”
抢劫君子兰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
美联社1985年11月21日北京报道：一位卖服装的个体商贩说，“我们相信改革。”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油漆工，他是放弃正式工作来从事个体经营的。
这个商贩说，“我之所以从事个体经营，钱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自己的。当这是你自己的时候，意义就不同了。”
25岁的傅铁向（音译）和他的弟弟经营了一个饭馆。他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在变，改革十分普及。”
他说，他和他弟弟每月收入七百元，相比之下，一个城市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为九十到一百元。
但是，傅说，他和他父母亲对个体经营的不稳定感到担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他解释说，个体户没有国家的医疗保健、住房和其他福利。
“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1985年长春市政府《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中说。
1984年夏，长春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干警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其时，长春人大炒君子兰，价格狂涨，最高时20万元一株。有人找到花卉养殖者郭凤仪，提出拿皇冠轿车换他的一盆君子兰，未能如愿。
长春市政府提出发展“君子兰产业”。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之物。
直到1985年夏，《吉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文给君子兰热泼冷水。
君子兰价格狂跌，从五万跌到三万、两万，最后跌到两毛。
“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赫然耸立在楼顶。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的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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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功报告
1980年代中期，全民气功热。到处是练功者，到处是气功协会，功率很大，超级马达。
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做出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科学家钱学森对有关报告进行了推荐。
1987年，气功热达到顶峰，时兴“带功报告”……台上气功师“发功”演讲，台下听众一起进入状态。听众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人边听边手舞足蹈，残疾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当年最热门的气功师是严新。夏天，严新在首都体育馆、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举办多场带功报告。甚至有传说，他发功帮助扑灭了春天时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介绍他的书。
此后数年间，气功热渐渐退潮。气功大师们隐退，留下一个盛产“大师”的气场。
有偿新闻
1987年6月11日，《中国人才报》在全国和京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称之为“真报”和“假报”：这两张报纸报名相同，期号相同，惟一的区别是京郊发行的“假报”多了三个“新闻专版”，刊登的是一些产品和企业的详细介绍，报社凭此收了两万多元。
当年9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新出现的有偿新闻严重损害了新闻事业的声誉。
当“无冕之王”开始有偿，新闻也不再成其为事业。
后来，不明真相的群众无偿贡献了一个新闻选题：防火防盗防记者。
“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
作曲家谷建芬认为“走穴”风容易使青年演员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但她也谈到助长“走穴”的一个原因是剧团臃肿，几百号人没事干。
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她们说：“什么叫私演？你们记者晚上回家给外报写稿难道也要向领导汇报？在业余时间多干些事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为什么外出演出不通知团里时她们说：“谁不愿走正当手续？可是外面来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变相不同意。”
有人建议给“穴头”以合法身份，国家照章收税，但马上有人反对：如果是这样，国家养活的30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