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跳出局外评判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否成立，相对于自己分析案情要轻松一些。而我喜欢按照卷宗的顺序，从案发到现场勘察、侦查过程、搜集证据、抓捕、审讯、供述，一直到公诉，一本接一本看下去，这样就好像在看一个故事，有起因，有发展，有承接转折，情节的每一个发展都在预期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在这个过程里，故事的主角展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犯罪，而是他的整个生活——他的童年、家庭、事业，他的喜怒哀乐、贪嗔妒怨。而我，只是一个静静的旁观者，从头到尾都在。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绝不曾想到自己的秘密将被我窥视——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最终，我要来评判这一切的是非对错，并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我的工作，亦是我的使命。
由此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是当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候才会获得的那种满足。
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这样的成就感其实非常的狭隘。虽然我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由来和发展，旁观前因与后果，但是所有我能做的，也只是旁观而已。——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毕竟只能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机会身临其境，挺身而出，成为英雄，或者烈士。当我出现的时候，这场故事已经成为了一个案件，有编号，有档案，故事的主角们有的成了凶手，有的成了死者或被害人——一切已成定局。纵然我给出我的评价，也无法使时光倒流，起死回生。这个事实让曾为此自命不凡的我感觉非常沮丧。
有一次我对朱舜尧说：“我很惆怅，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小了，本来想主宰的事情，最终发现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内。”
朱舜尧沉思了一会，说：“你又被哪个姑娘甩了吗？”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跟兄弟聊美女，聊足球，聊政治，聊经济，聊明星，聊网游，聊房价，聊八卦……聊我们想聊的任何话题，但就是不能聊他妈的惆怅。
由此，我又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姑娘，特别是在我们惆怅的时候。姑娘，尤其是漂亮姑娘，她们能够抚平我们虚无缥缈的惆怅，让我们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掉进另一个幻想中去。不幸的是，漂亮的姑娘们往往肩负着普度众生的重任，满足任何一个人的幻想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于是她们往往在让我们掉进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之后，转身而去抚平其他人的惆怅。这不禁让人更加惆怅得要绝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姑娘的作用如同毒品，越是漂亮的姑娘毒性也就越强。她们在让你忘却烦恼和惆怅的同时使你脱离现实，抛弃理性，沉溺在短暂的感官快感之中不能自拔。但快感终究是暂时的，换来的是无尽的空虚和落寞。
问题是，在如今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谁都需要这样的毒品来麻醉自己。我们都不能离开姑娘，所以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如此的空虚和落寞。
邢勇案的卷宗里有20多本全是照片，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头几本全是发现碎尸的现场，黑色的塑料垃圾袋，背景是河滩或者乱石岗，之后是打开袋子拍的照片，满眼肉色。有一张大照片上，一颗红色的人头赫然摆在桌面上，把我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人脸已经面目全非，鼻子、耳朵、嘴唇被割掉，头发稀疏。因为被煮过，所以是暗红色，龇着两排牙齿，面目狰狞。
梁素梅的父母就是通过这颗红色的脑袋认出了自己的女儿。我实在不愿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
卷宗里有一张被害人生前的生活照。照片上的梁素梅很漂亮，身材高挑，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的假山下面，笑容灿烂。才刚刚20岁啊，这个如花般的姑娘现在变成了这颗红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和一千多片的碎肉，纵使我竭尽所能也不能挽救她。这让我的心一直像被揪着一样。
案件的侦破比预想的要简单得多。不难想象，凶手之所以费尽心思，将尸体细致切割又下锅煮熟，就是为了给侦破增加难度，企图逃脱制裁。而侦查工作也确实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就在警方因没有线索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凶手自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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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妥协 十四（1）
五月十八号的上午，在案发一个多月后，犯罪嫌疑人邢勇在双胞胎弟弟邢智的陪同下，来到涂城公安局自首。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方对二人进行了大量的审讯和问话，装订这些笔录的卷宗多达30本。
邢智的证词从头到尾都很稳定，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刑警问：“说说你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
邢智说：“我和邢勇是双胞胎兄弟，今年都是30岁。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三胞胎，邢勇是老二，我是老三，老大在出生第二天就夭折了。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母亲在去世前对我们说了我们还有个三胞胎哥哥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邢勇就不太正常了。”
刑警问：“怎么不正常？”
邢智说：“他认定自己还有个大哥，经常自言自语，不爱跟人交流，还对我说大哥来找他了。后来我带他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还有自闭症。”
我看到证据卷里有一份《患者精神疾病诊断书》的复印件，诊断结论是：“患者双亲早逝，童年缺乏关爱，这样的经历导致其在得知曾经有一个哥哥的时候，幻想哥哥还活着，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样的幻想使患者分裂为双重人格，一个人格是自己的哥哥，这个人格的特征为坚强、冷静；另一个人格是自己，特征为软弱，自闭，依赖性强。”
刑警问：“你们现在从事什么职业？”
邢智说：“我是涂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我哥哥在涂城师范大学的锅炉房，烧锅炉的。”
刑警问：“你怎么知道你哥哥杀人的？”
邢智说：“他告诉我的。”
刑警：“说说当时的情况。”
邢智说：“在几个月前，我哥哥就跟我说，他跟学校里一个女生谈恋爱了。我没见过那个女生，但是我哥哥显得很高兴，那段时间精神状态也很好。但是前阵子他突然变得很抑郁，跟我说那女生要跟他分手。他说他不愿意分手。后来就出事了。我最早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就去问他，他一开始不说，后来害怕了就告诉我了。”
刑警：“他怎么说的？”
邢智说：“他说他把那女孩杀了。那天女孩到他的宿舍，说跟其他男生好上了，叫我哥哥以后不要再纠缠她。我哥哥一着急就发病了。我估计是他的另一个人格在当时表现出来了，因为平时他很老实很胆小的，鸡都不敢杀，见血就晕的那种。他说他把那女的压在枕头下面捂死了，然后觉得必须要把尸体处理掉。白天人多眼杂，他等到天黑之后，把尸体搬到锅炉房里，在地上铺了厚厚的报纸，上面又撒了厚厚的煤炭粉，在上面把尸体切割了，装在很多个袋子里，然后把报纸和煤炭粉都铲到锅炉里烧掉了，销毁了血迹。”
刑警问：“那他怎么抛尸的？”
邢智说：“他平时给学校食堂运泔水，有个摩托车，后面挂两个很大的泔水桶。他趁晚上把装尸体的袋子藏在泔水桶里，每次装个四五袋，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扔掉。这样跑了很多趟。”
刑警问：“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尸体切成一千多块？”
邢智说：“没有。我哥哥精神分裂很多年了，但平时表现出来的人格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所以我对他的另一个人格并不熟悉。感觉那个人格是很冷静，很残忍的那种。可能那个人格出现的时候，做事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毕竟是精神不正常啊。”
刑警问：“现在还有十几斤的碎尸没有找到，你哥哥跟你说过在哪里吗？”
决不妥协 十四（2）
邢智说：“没有，他只说他跑了很多趟，具体都去了哪些地方他已经不记得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就像在梦游一样，身体是被自己的大哥控制的，迷迷糊糊的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刑警问：“被害人的骨头在哪？”
邢智说：“不知道。他没说。”
刑警说：“你以上的证言属实吗？”
邢智说：“属实。”
每份笔录下面都有邢智的签名，他的字写得很潇洒，笔锋厚重，骨架凌厉，跟通常医生手下的“蚯蚓体”书法有很大的差别。
再看对邢勇本人的审讯，内容就少得多。可能是自闭症的原因，邢勇的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就算说也经常就这一句：“不是我干的，是我哥哥杀的。”
一般这个时候刑警就会追问：“你哥哥在哪呢？”
笔录上记载邢勇对这个问题很回避，有时候不回答，有时候没头没脑地说：“我哥哥是保护我的，我也会保护我哥哥的。”
到了审讯后期，倒是有几份笔录很完整，里面有邢勇大段的供述，内容和邢智的证词相吻合，但是说得也并不详细。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和他之前的供述风格差别比较大，而且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们的公安部门获取口供的办法是很多样化的。
于是我给张计打了个电话，问他知不知道邢勇案的审讯情况。他偷偷告诉我说，这个案件影响太大，是侦查处领导亲自审讯的，省公安厅派员监督，全程保密，他们局里的一般干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
打完电话，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到饭点了。小潘喊我一起去食堂，我想到卷宗里的那些照片，食欲全无，让小潘带着小双去吃饭，自己待在办公室里继续看卷。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邢勇案的所有卷宗。这一个星期内我去看望了两次朱舜尧，第一次在医院，第二次在他的家里。他已经出院，曹卉卉依然陪护着他。
我每天带小双上下班，她学会了帮小潘装订卷宗，录入文件，整理案件材料。她在上班时间一般不来打搅我，除了做事，就上网看电视剧。下班回家后她会做好晚饭，跟我愉快地炫耀今天做了多少事情。
她说：“桂哥哥你看卷的时候好投入哦，我都不敢跟你讲话，怕打搅了你。”
我说：“不会的，有话你就跟我说呗。”
小双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好神圣的，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且你工作起来真的好认真，半天都不动一下，也不说话，好敬业哦，我要向你学习！”
我笑起来：“好，你要怎么学习啊。”
小双拿出一本书，黄色封皮的，我一看是一本《刑法学》。
她很得意地对我晃了晃黄书，说：“我也在学法律哦。小潘哥哥借给我看的，他说等我看完了就能跟你讨论案子了呢。”
我说：“很好，那我就期待那一天了。”
我从宜家买了一张单人床，放在客厅里。我跟小双说你睡卧室吧，我睡客厅。小双不同意，说那样的话她做早餐时会把我吵醒的。
后期的卷宗比较简单，都是一些程序上的东西：接警记录、出警笔录、现场勘验笔录、逮捕证、提押票、精神病鉴定书……几眼就可以扫过。当终于看完最后一本时，我合上卷宗，长出一口气，闭上眼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隐约总觉得哪里不是很踏实。
我跟小潘说：“安排个时间，咱们过两天去看守所提审邢勇。”
小潘应了一声好。我看到他正在忙碌，桌上摊了一大堆材料。我问：“你在忙什么呢？”
小潘说：“忙结案啊，孙芸的那个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是个女的，叫徐歆的。”
我很诧异：“不是新案子吗？刚开了一次庭，这么快就结案了？”
小潘说：“嗯，被告人在看守所死了。”
决不妥协 十五
分管刑事的郭院长找我谈了次话，大概意思是邢勇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媒体和网络都在密切关注，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领导嘱咐我要认真谨慎，不能出差错，而且随时要把审理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听取院领导的意见。
院长的意思就是：虽然这个案子名义上的承办人是你，但你可不能乱来啊，怎么判要听领导的，不然出了事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一般来说，重大的、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都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有这么多的眼睛在盯着，一不小心弄出点纰漏来就难逃被口水淹没的命运。
我跟郭院长说，这个案子目前卷宗里的证据不足，邢勇的口供很简单，没有详细的认罪供述，被害人的骨头也没找到，检察院仅凭邢智的证言就公诉了，这让我很难办。
郭院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这是个大案子，你要办踏实了，办成铁案。”
我还能认出徐歆的妈妈，在我们小时候总爱板起脸来教训我不要欺负她家的女儿，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也总会向我爸爸告状，让我难逃一顿打。
这让我一直很怕她。印象中她是一个严厉得有点凶巴巴的阿姨，穿得很漂亮整齐，说话时嗓门很大。但是当她在我们法院门口痛哭失声的时候，看上去显得那么的苍老，那么的脆弱，脆弱得让人心疼。当她拉着“严惩凶手，还我女儿”的横幅，情绪激动地向过往的路人倾诉的时候，她的声音也已经暗淡嘶哑，嘶哑得让我鼻子发酸。而且，当我从她身边低头走过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总是欺负自己女儿的顽童已经长大懂事了，而一直放在心头呵护疼爱的宝贝女儿，却丢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她不回家不吃饭，连续几天守候在法院门口，不顾法警扯破了她的棉衣，围观的人群换了一批又一批。她只为讨个说法，虽然什么样的说法也无法换回女儿的生命。我不知道几天里她流了多少泪，也无法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的一种心碎，但每当我低着头匆匆走过她的身边，她声泪俱下的控诉敲打在我的心上，那种绝望的心酸总让我忍不住为这个曾经害怕的小老太太流下眼泪。
关于徐歆的死，看守所给法院发了一份内部函，给出的解释是徐歆在看守所内企图自杀，经劝说无效，为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