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二是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
。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
的时候，这一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
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产权与财富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又成热点。因此，对这场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
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反而怪了，
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
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按照常理，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
的办法就越应该是“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但“国退民进”过程不是
会出现腐败吗？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保留国有企业，那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
。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
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为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
实际上，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既简单又远比“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和经济发展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士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
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
：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
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
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
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
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去赌场那天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
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赢了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
“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的确也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
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
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产权与财富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
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在有关论述中，有的人士以2001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岛啤酒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
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这个结论非常牵强。其实，这位人
士并没界定清楚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并没有证明：2001
~2003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
们更没有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严格来讲，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改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彭作义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收购
，收购了各地很多的啤酒厂。到了2001年，青啤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基地，啤酒差不多可以就地生产，不再需要远途运输，成本就节
省了很多。可以说，这为2001年以后青啤业绩提升做了很好的准备。如果没有彭作义的大规模举债收购，或许青啤2001年后的业
绩提升也不会这么快。
过去几年青啤在香港H股的股价确实上涨不少，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期间所有H股股价都在上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新
的中国概念基金公司于过去两年建立，大家都想买中国股票，而且2003年是全球新兴股票市场过去几十年里上涨最多的一年。当海外
基金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时，分到投资中国的比例也会很多，它们投资中国股票的主要途径又是香港H股、红筹股和B股。这样一来，
水涨船高，青啤的H股不上涨才怪呢！
因此，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上涨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造成的。更何况，正如前面讲的“阿炳的故事”一样
，单个或几个案例不能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再者，一些人讲到的“信托责任”，就像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要讲道德”、“要有责任感”，等等，讲了50多年，结果呢？并
不是我们不向往“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问题是，“信托责任”不是靠道德式训话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套的市场竞争与制度逼出
来的。中国50多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甚至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国企改变成“非职业
”的经理人。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培养职业经理人、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从二战以后也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最后这些国有企
业都被迫民营化，为什么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差，当时也试通过奖金激励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
培养其管理者的成本意识，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仍然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试过奖金制度，实行过“承包制”，但
结果却是经理人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而采取了很多短期行为，导致这种激励方式最终失败。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制度可能与“信托责任”的说
法最接近，它们的国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较少，但是国有企业在意大利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985年开启了私有化道路。
产权与财富
国家持股是世界现象？（1）
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指出，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并举例说，奥地利国家持股高达14。81％，在芬兰、德国、法
国、意大利都有类似数量的国家持股。因此得出结论：企业国家持股并不只有中国才有；既然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中国要“国退民进”
？
因为国家持股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虽然比例不高），从而下结论说产权安排不重要。这个基于某一时间点的状况而下的
结论，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结论似是而非。
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忽视了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各洲的120多个不同国家，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比如说他谈到的奥地利，现在国家持股14。81％，但这并没讲出过去二十几年奥地利对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
收，德国留下来的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产出占比约22％
。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1984年间国有企业所有的红利总和。
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1987年奥地利尝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
等方式套现。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
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个国家，1987年有两个国家，1988年和1989年分别有9个和1
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私有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个国家要
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难道它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权无关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20多年全球私
有化的大趋势。
第二，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大国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济起来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
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宋明时期也不是靠国有经济。苏联当年靠国有经济发展军工，辉煌了短短二十几年之后走向衰
落。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越来越国有”，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民营”，让越来越
多的潜能释放出来，才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经历不正是证明了“产权不但有关，而且非常有关”吗？
讨论“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
然的状态？看清楚这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关于产权的讨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
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
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疼”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得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100多年里“拍
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做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
，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11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
，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
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
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9世纪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
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
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量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
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①。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
挑战使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使其
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
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
。其二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
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他财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