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以上三人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毅夫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判过程，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的面目：张春桥穿一件黑上衣，推了平头，胡子有半寸长，一言不发，死猪不怕开水烫；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目中无人，因为她善于表演，那天故意穿了件领子上带补丁的黑色衣服，苍白的脸上残存着昔日的傲气；王洪文很“配合”，双目无神，机械地眨着眼，全无造反派的威风，问什么说什么；姚文元浑身哆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问不问都要说。
顺便交代一下，1983年1月25日，也就是两年的缓刑期满时，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改判江青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她在公安医院治病时在房间里上吊，终年78岁。张春桥2005年4月21日病亡，终年88岁。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病亡，终年58岁，姚文元在1996年刑满出狱，隐居上海。他们左右中国的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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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前线》
％％％《彭德怀在前线》：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在前线的惟一照片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解放后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彭德怀怎么打仗，很多人没看过，但这张照片和它的拍摄者徐肖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旁边就有用于伪装的树枝，但彭总不用，他不怕枪林弹雨。彭总的对面就是日本人，枪炮声都听得见，子弹从身边带着风呼啸而过，我在旁边拍照时也害怕，太危险了。他边看边说话，在指挥战斗。他的脚下就有卷好的电线，那是通讯兵专门给指挥员架的电话线。对面的战斗正在打着，作为八路军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彭总的担子不轻，那时他指挥着105个团在打日本鬼子，史称“百团大战”。
1940年，国际战局很不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果。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国民党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更加动摇。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牢笼政策”（日军宣称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装在他们的“牢笼中”），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共投入了105个团的兵力约20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我军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是动用了40万人，毙伤日军万人。）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浴血奋战。毛泽东和朱德远在延安，所以在前线指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彭德怀了。这一次的战斗原本是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为主的，也叫“交通破袭战”。胜利之后新华社要发消息，问副总参谋长左权怎么写，结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团大战”吧。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发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战斗说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日军集中兵力转而对付八路军，并开始批评彭德怀。
照片上的这一仗叫关家垴战役。彭德怀是总指挥，其他指挥者还有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等。时间是1940年10月20日。本来那个战壕是专门给彭总准备的，但他不用，这样暴露在战场应该是犯忌的，但彭总不管这些。
我那时刚从冀中过来，主要任务是拍战斗的场面。因为那时电影团拍的东西许多是后方的建设、生产、根据地的镜头，缺少前线的战斗场景。我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上前线了。那时还经常派人穿便衣到敌占区买胶卷和相纸，那是很冒险的啊。我还曾经通过当地的“维持会”穿着便衣到敌占区拍纪录片。靠这种掩护，我们可以通行敌占区。到太行山区拍这些镜头是为了做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袁牧之的编导、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给我的任务是拍一些战斗的场面。我拍了电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这个画面拍得太少，只拍了两张。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机，只有标准头。那时候胶卷紧张，一个画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门，所以那时的许多照片都是一张。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后自己冲洗的，连放大机也没有，只印了个小样，彭德怀看了以后挺高兴。后来版画家彦涵根据这幅照片的画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区流传很广。到了解放以后，彦涵把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幅木刻作品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些电影胶片后来袁牧之带到了苏联去冲洗，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电影厂都搬到了后方，那些胶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派专人去找回了一些。这部纪录片到底也没搞出来，很是可惜，但部分胶片还是留了下来。我那时拍的很多胶片大都是这种情况，倒是这些照片都留了下来。后来新中国成立，有关部门又派人去找这批胶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没找到。
现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怀为人耿直，从不阿谀矫饰，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也同时因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时就挨了20多天的批判。后来他在“文革”中的惨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话“直如肠，死道旁；曲如钩，做诸侯”，这是后话。
杨绍明：聚焦伟人（1）
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
杨绍明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1988年第32届荷兰新闻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摄影比赛，差不多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中获得系列人物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却是中国大陆作品在这个领域零的突破。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作品问世，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杨绍明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文章，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和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随即拍摄了大量的领导人照片，尤其是邓小平在家中的照片。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照片就越发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照片一共4幅，其获奖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频繁出现，成为了邓小平“打破终身制”理论的形象注解。
在荷兰获奖的共有4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在出席中共十三大时的半身像；一张是邓小平在打桥牌的；一张是邓在家中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最后一张是邓在院子里双手要抱孙子的照片。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照片，怎么会得世界大奖呢？评委的评语是这样的：“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领袖照片都是高大威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且不是招手就是握手、讲话，人们很难知道领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吗？且听绍明慢慢讲来。
先说第一张，邓小平在1987年出席十三大会议上。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实际上是邓小平要退下来的宣言。
那是1986年，美国著名记者###获准采访邓小平，规定只有一个小时。快结束时，老练的###又提出一个问题，邓耐心地回答完这个问题，起身要走。这时###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问：您准备对###作什么表示呢？
邓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这是邓小平又一次“言退”。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席了大会，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邓说：“今天是党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这一届将有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来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他这样一说，大家就纷纷往后退，给让出一片空间来，记者们也都往后退，这时邓的情绪最好，我就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拍了这张照片。所以说，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里，这是第一张。
但是这张照片的命运却是和另外三张不同。同为一组照片，在荷兰也获奖了，可是在当地展览时却不见了。原因是照片上邓小平戴着中共十三大代表的出席证，而西方人始终对“共产党”这个词是能不提就不提，能反对就反对，能回避就回避。结果只展出了另外三张，后来国内一些媒体在刊登时也只登三张，让大家误以为获奖的只有三张。
再说沙发上看报这张。在这一组之中，这一张的使用率比较高，因为它太家庭化了。
我在拍###访邓小平时（这张照片获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就知道了邓要退的事，也就想到了要拍一组退下来以后的生活照片。这时的拍摄目的就十分清晰。
1987年我到了邓家，正好是白天，邓在沙发上看报，是大字版的《参考消息》。虽然退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我看这个镜头好，像“退下来”的样子，就想拍。邓知道我来了，但是我常去，就像他们家人一样，所以他也不在意我什么时候出现，照样看他的报纸。我正要拍，邓质方的儿子小弟开始闹了，要找爷爷玩，马上就要破坏这个景象了，卓琳就赶紧抓了一本书拉着小弟哄着说：奶奶给你讲故事。这才让小弟安静下来，我就赶快装上闪光灯朝屋顶打光，用反射光拍了这张。等于是卓琳妈妈帮了我的忙。也仅此一张。
从画面上看，邓的家很朴素，家具都是过去单位里常见的那种。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搭在沙发上的双腿十分悠闲，身边有老伴儿，子孙绕膝，典型的幸福的中式家庭。
再看《抱孙子》这幅。邓小平家是个两进的大院子。第一进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第二进才是他住的地方。邓小平十分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对小孙子更是疼爱有加。
我知道他这个习惯，就想拍这样的画面。1987年的冬天，这一天，邓伯伯正好散步回来，小弟就一边喊着“爷爷”跑过去了，邓高兴地伸开双手，要抱住孙子。我也正好在院子里，一听到喊声，我就跑过去拍了这一幅。你看，画面上邓伯伯的一只脚微微抬了起来，小弟的两只脚都抬起来了！邓后面的那个人是301医院的护士。邓伯伯和他孙子在一起的照片我拍得相当多，那种情感是谁见了都会动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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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明：聚焦伟人（2）
邓认为打桥牌是锻炼大脑的好办法。邓从来不为钱打牌，但喜欢有刺激性。一次聂卫平和邓搭档，故意给人家放水，输了很多分，邓不高兴了。后来捎话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
新时期的日子好过了，加上邓又率先退了下来，自然有兴趣打桥牌。牌友包括一些领导人和“棋圣”聂卫平和一些桥牌协会的人。他到人民大会堂打，也在家里打，“文革”前在中南海里打。聂卫平曾回忆说，邓老爷子打牌水平非常高，这并非是恭维。也并非因为他是邓小平，人们就让他。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也曾说邓小平的打牌水平非常高。由于邓的影响，中国桥牌协会于1980年成立，邓任荣誉主席，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牌联合会荣誉金奖”。邓认为，打桥牌是世界语言，像音乐一样，是交流和友谊的桥梁。
这一张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拍的。大会堂里的灯很高，脸部有点暗，我就加了一个分灯在侧面，这样可以把有烟的气氛表现出来，因为邓爱抽烟。旁边是邓楠，前景是聂卫平。我总共拍了三四次他打桥牌。至于说那么大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有时间打桥牌，还真是个谜。
因为桥牌在国际上很通行，所以这样的照片容易被认可。打桥牌的人也被认为是智者。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的英语翻译还下了功夫。送去以后没有消息，突然通知我说得奖了，我还在外地。后来我就和香港的曾家杰（他英语法语都好）去领奖，他们管机票，但是没有奖金。我顺道去了法国，见了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回来后出版了画册《荷兰·法国》。
再说《乡情》这幅作品。
1980年的夏天，我正好去成都随我妈妈（李伯钊，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北上》剧组拍照，这个剧是我妈妈写的，要到川西北去体验生活。那时我已经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了，因为我妈妈那里借用我，就到了成都，拍摄跟这个剧有关的照片，同时拍摄《雪山草地行》画册。
有一天在杜甫草堂突然看见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画家）。我们自从“文革”后一直没见面，互相都很关心挂念，这样的时候见了面自然很高兴。她说是“陪老爷子来的，明天要去峨眉山，你也去吧，小二也不容易，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我当然也很想见见邓伯伯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金牛坝邓的驻地，随后登上了邓小平的专列，进了车厢我才看见了邓小平。老人家见了我也很高兴，第一句就说：“小二又照相了。”接着问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我就一一介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