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文很聪明，摄影和暗房技术都挺好，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全凭自己的悟性和功夫。有时候他会把照片拼接上，拼得十分独特：他把照片撕开，撕的时候只撕药膜，薄薄的一层，然后再粘上。由于撕的是药膜，粘起来很容易，而且几乎看不出来痕迹！
阙文那一次拍了整整一卷，只有这一张男孩女孩的表情最好。原底是黑白片，后来制成招贴画时上了色。
对自己为什么后来去搞电影，阙文回忆说：
我就想去做电影。正好那年有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看了我这张照片后，就鼓励我报考电影学院。我就这样进了电影圈。
阙文后来就没怎么再拍照片，就是拍了也很少发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电影。但是这张照片已经无可动摇地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那个女孩
照片上这两个幸运的孩子也出名了。男孩叫马越，那年不到6岁，女孩叫孟运，那年4岁。照片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找到了孟运。如今她是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还是那个胖乎乎的样子，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家里养着数以百计的金鱼外加两只大猫。不知那猫看着那么多鱼有什么想法。面对无数的来访者，孟运没有感到厌烦，仍然是热情地翻出老资料，讲述那些幸福的经过。
我4岁时，阙文叔叔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从此我们就出了名。不断地有叔叔阿姨们来抱我，说这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我那时太小，也没法理解一张照片所起的作用。
上初中时，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剪报，是1954年6月在《新观察》上登的文章《一张招贴画》，作者是萧琦。那上面讲这张画在朝鲜战场上如何鼓舞战士们去浴血奋战的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都觉得胸中有热血冲击着我，热泪总是夺眶而出。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我走进最前沿的七班坑道里时，战士们正在团团围着看一封祖国小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被那信里的天真情感打动了。年纪稍大些的杨景春正念得起劲时，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纸片，哈，原来是张照片，两个抱着和平鸽的孩子歪着头在笑。来信的孩子在背面写着：“在你们保卫下的祖国儿童真幸福啊，叔叔！”战士们对照片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议论着：祖国的孩子真像鲜花一样，长得多好！这俩孩子是哪里的呢？叫什么名字？杨景春听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因为杨景春的两个儿子一个给伪保长摔死了，一个让美国人给炸死了。他英勇地作战，立了两次三等功。他和朝鲜孩子都搞得很熟，敌机轰炸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去救孩子。
一天，七班的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杨景春和战友们粉碎了多次敌人的进攻，情况很紧急。这时战士谭林富掏出了这张照片，班长看到了，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来宣誓，为了对得起这些可爱的孩子……四五个敌人朝战士谭林富冲来，当谭林富刺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他自己也不行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杨景春说：我不行了，给你，别忘了保卫孩子们！杨景春二话没说，把照片往兜里一放就冲上去了，一口气打死、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在敌人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也奄奄一息了。他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出了最后的话：可惜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要不把我那没地方寄的立功喜报寄给他们有多好……
我轻轻地掏出那张照片，我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把和平鸽抱得多紧，笑得多幸福！你们知道吗，孩子，杨叔叔和谭叔叔为了你们，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士们把这张画当成自己的精神财富，让这两个孩子陪伴着自己执行艰巨的任务。人们把它贴到坑道里，战壕里，甚至坦克和大炮上……朝鲜停战后，这幅招贴画又大量出现在工地上，鼓舞着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作者萧琦当时19岁，是志愿军战地记者。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到总政编写《志愿军英雄传》中的《罗盛教的故事》。后来萧琦成了右派，再后来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1999年，这些人包括拍摄者、主人公、萧琦等人一块在北京聚会了一把，算是了了一桩心愿。相对于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孟运后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拍完照片的第二年我就随父亲去了长春，1953年我父亲参与一汽的筹建工作。我上小学也是在长春。后来我爸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画上的女孩，大家对我挺好，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中。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跟妈妈到青岛去，那里的海军叔叔们认出了我，说这不是那个抱着鸽子的女孩吗？将来你当解放军吧，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作贡献哪。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初中毕业后我就报考了海军学校。但那时的政治学习、到农村劳动、搞“四清”运动等等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结果只呆了一年，我妈就把我转到了张家口的另一个军校去学习了。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家又被批斗。江青点名批我妈妈，因为我妈是从延安来的，我也就上不成学了。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受二月逆流黑思潮影响，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5年，我进了工厂当钳工。后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到我们厂招生，就把我给招上了，算是倒数第二代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样我就在清华学了无线电技术，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个厂子。1982年我到了中国科协工作，后来又学习了英语，1987年去了美国。由于“文革”误了我们那么长时间，我就发奋地学习、工作。
《我们热爱和平》（3）
到了美国，有一次我的车子坏了，来了几个中国人帮我修，但是还没弄好。这时来了几个美国人，他们很热情地帮我弄轮胎，一边还问我，“你是朝鲜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说：“我去过朝鲜打仗，你看我这胳膊上还有刺青呢！我差点就留在朝鲜了，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姑娘！”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据说在交换战俘时，美国兵很喜欢志愿军给他们的那张画片。我没敢深问，不知道他们得知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的话，该是什么心情。1998年，我回到了北京。
孟运是幸运的。拍照片那会儿，她长得胖乎乎的，黄黄的头发，非常可爱。本来幼儿园女孩子们的发型都是统一的、剪得很短的“娃娃头”，只有孟运是梳小辫儿的—因为她是幼儿园园长于陆琳的女儿，有这么一点“特权”。
从美国回来后，孟运还翻译了一本18万字的小说《遭遇死亡》，已经出版。目前她是北京华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着北京职业商贸学院的秘书长。她的母亲于陆琳从北海幼儿园园长的岗位上离休之后创办了中华社会大学并任校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职业商贸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孟运的父亲孟少农是中国著名的汽车专家，曾任一汽总工程师、二汽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是中国汽车界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他还促成和创办了吉林工业大学、陕汽职工大学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叫马越，如今在贵州。照片上，马越比孟运个子要高，年龄也大两岁，模样也招人喜欢，是个小“帅哥”。
我那年快6岁了，那天一大帮孩子每人抱了一只鸽子，我特调皮，老师怕我不听话，就给了我一个红蓝铅笔头，我就特兴奋，光顾玩这个铅笔头了，鸽子也跑了！后来到真拍的时候，我就没法了。可是阙文叔叔觉得我好玩，就跟另一个孩子说，能不能把鸽子“借给”我，我就这样又有了鸽子。现在从照片上还能看见我的左上兜儿里还露着铅笔头呢。
招贴画出来后，马越的名气也很大，收到了上千封信，还有许多人去看他。北海幼儿园也名气大增，参观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马越经常被拉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坐上小汽车，俨然是个小超级明星。
我那时收信都是论麻袋的，回信都是老师给代写，我签个名。后来我太调皮捣蛋了，父母就在假期人家都玩的时候送我去挖煤！认为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要改造我。
1953年他上了小学，同学们都知道他就是明星，对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但马越却听得太多了，变得随意，没有礼貌，不守纪律，打人骂人。渐渐地，同学们也就疏远他了，少先队也没入成。小马越感到了孤独，自卑。三年级时他转到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在这里，马越转变成了一个好孩子。马越入了少先队，为此《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马越入了队》，可见那时对他有多么关注。但是事情还没完。
1956年，马越的父母给共青团北京市委写信说：“我们的孩子马越10岁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了，学校里都不愿意要他，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请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吧！”团市委很重视，派《北京青年报》记者于文涛去了解。于文涛写了一篇《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刊登在该报上，随后《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不久作家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大规模的讨论。
马越确实变好了。他高中毕业时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中学生优良奖章。
当时北京市招生分数最高的清华附中只招160个学生，其中一半是保送生。马越说：这剩下的80个位子我也要占一个！果然如愿以偿。凭着马越的条件，考北京的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马越觉得自己在北京太“出名”了，应该到一个人们能够忘掉他的地方去。于是他就报考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国防基地当技术员。后来在贵阳市警察学校当老师，后任副校长。工作出色，家庭美满。
在美术史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优秀的宣传画都是艺术家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丰富；世界性的宣传画展览活动十分活跃。画家们创作了许多紧密配合形势的优秀作品。……如阙文的《我们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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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1）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出的号召，还亲笔题了字。雷锋在中国的影响今天还在继续，但是关于雷锋在美国西点军校也成为榜样的事，经过有关方面的考察，根本就没这回事。抚顺的雷锋纪念馆有各国人来参观，他们不仅参观，还经常“冒昧”地提问题：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他在做好事的照片啊？
为雷锋拍过照片的人不多，雷锋在部队时给他拍照的人都算上，也只有8个人。除了军报、军画报的摄影记者以外，跟随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有两个人，他们是张峻、季增。前者曾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后者在该工程兵下属的工兵十团俱乐部，放映、摄影、宣传他一把抓。这两个人各自为雷锋拍了200多张照片，其中流传最广的有这样几幅：雷锋在读毛主席著作；雷锋在擦汽车；雷锋手握冲锋枪的半身照片；雷锋在为战友洗衣服；给自己补袜子；送老大娘回家等等。由于那个年代广为传播的一些照片不署名，而且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大家也不去记哪张照片是谁拍的，这就在无形中为日后的版权问题埋下了不平静的种子。在雷锋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雷锋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理想的榜样的时代，在日渐尊重个人权利的文明社会里，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的时代里，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却令人尴尬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雷锋》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抓拍的还是摆拍的？作者分别是谁？
关于雷锋照片的诞生和发表以及补拍、版权等问题，我们分别采访了张峻和季增，他们各自谈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先说流传最广的几张照片：
雷锋头戴棉帽子的照片。据张峻讲，这是沈阳军区《民兵之友》杂志的周军拍的。后来许多地方采用并且据此做成木刻的画面就是从这里来的。季增也拍了雷锋戴棉帽子的照片：
《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1961年4月24日，我随雷锋去旅顺海军作忆苦思甜报告，我和雷锋在一个屋睡。半夜，我听到“毛主席万岁”的喊声，结果是雷锋在说梦话。他的这种对毛主席的热爱让我很感动。随即我就想到了让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照相。过了一段时间，正巧部队又开会，我就让雷锋横挎着冲锋枪到抚顺钢厂和平俱乐部毛主席像前照了几张像。
雷锋在擦汽车（夏天），题目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幅照片是张峻在1961年夏拍的，发表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经常见报并经常获奖的也是这张。而雷锋在擦汽车（冬天），题目是《雷锋擦“解放”汽车》的画面是季增拍的，时间在1960年冬。据季增回忆：
那是1960年的冬天，《解放军画报》的吴加昌和工程兵宣传处的张峻、赵志华来采访全军“两忆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我随他们拍了一些雷锋的照片，吴加昌把我这些稿子带回北京，不久写信给我说，再补拍一张“破题”的照片。我觉得压力挺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到雷锋是汽车兵，要有职业特点。正好连队里刚接来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中国自己生产的车，热爱汽车的战士在擦车，这不正是最合适的镜头吗？我找了一贯阳光明媚的上午，约雷锋到停车场，让副连长白福祖把汽车调好方向，雷锋微笑着擦车，我拍了好几张。就这样，1961年的第3期《解放军画报》上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报道了我拍的雷锋事迹。（注：这组照片发表时的署名是张峻、赵志华、季增、吴加昌，季增的“黑白擦汽车”照片在显眼位置上）
我拍时是1960年的冬天，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张峻同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