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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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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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两天,一直停了两周!这可咋办?我着急,蒙古方面雇来的司机更急。这个口岸是个季节性的,再有一天就关闭了!没办法,只好打通关节,送酒,送礼品。终于在一个晚上大家都喝醉了,就在闭关前一个小时,我们的卡车通过了。
  这还仅仅是开始。入了关后,邬经理不敢公开,只好放在一个亲戚家的牛圈里藏着。不料在一次喝酒之后,一个朋友把这事给说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北京晚报》的记者和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馆长。经过记者的软磨硬泡,这个消息披露了,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引起一阵轰动。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也想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征集回来。经过辨别真伪后,薛馆长开始活动了。但是不久薛馆长就退休了,此事就没了下文。
  1998年,秦皇岛市的一个朋友得知此事,表示要拿去展览。我就同意了,本来要在北戴河展览,那样更有意义,但没能批准。在秦皇岛和山海关展出后效果也挺好。这部分残骸主要有发动机、座椅、起落架、机翼等等。我相信这是林彪飞机残骸的最后部分了。
  孙一先:我拍摄了林彪飞机的残骸和尸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罕草原上坠毁,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9人全死了。
  飞机坠毁后到过现场的中国官方人员总共只有4个,他们是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1971年正是中蒙关系趋于好转的时期。9月14日早晨8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当时许文益大使刚到任20多天,还没有拜会这位副部长,时间这么急,事先又没有预约,显然是有紧急情况。
  许大使回忆道:
  我到了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办公室,他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他接着说,大使知道,现在天气比较暖,尸体是要用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我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接着我说,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2)
他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作出解答的。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这天,外交部开了一上午的会,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的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回忆:
  12点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就拿着特急电报,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身边,姬鹏飞部长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看着看着他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出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这份急电被送往中南海。姬鹏飞要王海容给总理打电话,但回答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醒来。这时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报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
  接到林彪飞机起飞的消息后,毛、周立刻作了各种准备,包括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大会堂新疆厅开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9月14日上午,总理下令在北京附近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并于当晚进入预定地区。主要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因为苏联在中蒙边境早已陈兵百万,要以防万一,毛泽东甚至从中南海搬到了保卫措施更为严密的人民大会堂。
  许大使本来要派二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看。由于那时的通讯实在不敢恭维,加之事态严重,许大使迟迟得不到国内指示,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而蒙古方面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我使馆人员何时动身。一直到下午6点,国内终于来了指示,说要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
  孙一先回忆道:
  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共有9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60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个个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我还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我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许大使的相机交给了沈庆沂(后任驻蒙使馆参赞)用,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当年在国内广为传播的飞机残骸和尸体照片就是这两个人拍的。但事实上,他们到现场时已经是第三天了,而在9月14日、15日上午就有苏联人和蒙古人去了现场,苏联人在第二天就拿走了主发动机和黑匣子。由于当时他们不知道死者是谁,所以对尸体没兴趣,只是后来有所怀疑才又来挖出了尸体进行检验。
  孙一先回忆说:
  我们来现场之前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有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冒用我们的名义,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我开始和小沈一块走,我拿着相机,他拿着许大使的相机,我俩边走边拍。后来小沈跟着许大使走,我就到别处拍。
  天色已晚,我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们又来拍了一些,正面拍,把尸体翻过来再拍,特写,局部,还有一些纸条书本之类的,现在看到的那些尸体照片就是第二天(16日)拍的。
  从现场回来后,按外交部的指示,使馆派孙一先回北京汇报。孙一先就带着他们拍的胶卷和文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
  使馆决定让我回国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在蒙公司的一位译员陪同我一块回来,我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我们俩。窗外苏军比以往更多了。到了国内的二连浩特,我方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有熟人告诉我,现在是一级战备!我仍然没有把飞机和这些迹象联系起来。
  到了北京站,我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符浩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更弄不懂的是,直接把我接到外交部招待所(今北京华风宾馆)住下,嘱咐我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算是“软禁”了。我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刚躺下没多久,有人敲门,一看是王海容。她是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毛主席的表侄女,是司长里惟一的外交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王司长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我很疑惑。时间已经是半夜,我坐在汽车里,穿过长安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非常迹象。汽车开进了大会堂,我一进去,发现周总理在那里正给什么人交代工作,我又一次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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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3)
总理让我拿着照片和提纲汇报,谈到飞机残骸时,总理没多大兴趣,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当然也有几天来的疲劳所致)。但看尸体照片时却来了精神。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5号尸体(那正是林彪)。对我们向死者默哀的照片则不屑一顾,扔到一边。这已经是9月22日的凌晨了。我带去的照片大概有200多张,还有绘制的一张飞机坠落的示意图。虽然周总理很快就做出了飞机自行坠毁的结论,但是还在事后找有关专家验证了几次,包括到西郊机场察看同型号的三叉戟飞机。
  给总理汇报完之后,我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使用。10月3日,仍被“软禁”的我接到电话说让我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的防空系统也是够薄弱的。当飞机进入时,无论蒙古还是苏联的雷达站都没什么反应,只有蒙古的边防站天亮以后报告说凌晨2时发现一个飞行目标从二连以东的414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时已经是9月13日下午4时了。而在这一天的中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苏联方面对事件密切关注,据后来的报道披露,他们准备了四大箱子文件,里面有数十位中共高官的材料,都是近年来从政坛上消失的高官。于是苏联人又来到了现场,这次是包括克格勃、法医等专家小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拿回去对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的档案,从而得出林彪就在这架飞机上的结论。
  孙一先讲:
  我拍了7个卷,沈庆沂拍了3个卷,回到使馆,为了试验效果,我先把小沈拍的一个卷冲了(那时我们没有彩色卷),放出来效果不错,这下放心了。这一个卷就留在了使馆。使馆里都有冲洗设备,另外9个卷就带回了国内,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她是很专业的,外交部的设备很好,除了对焦曝光以外,其他都是自动的。那照片清晰极了,我的相机也很好,是新型莱卡M3的。我拍了许多尸体的特写,包括飞机上的大洞,每个尸体都拍了2-3张,还有埋葬的过程,边拍边步量距离(早先我在军事学院学过简易测量),我还带了指北针,根据这些“数据”绘制了现场草图。中央开会的时候把这些照片放大了十几套,后来更是放了无数套。
  照片的底片现在都在中央档案馆,我离开外交部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交了,那时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根本不考虑自己留什么档案之类的事。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从此在驻外使馆里配备了电影机和电台。而当时我们就缺这些先进东西。我后来总结这叫“时代性的遗憾”。
  这些照片在1980年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才发表了一部分,当年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有许多孙一先和沈庆沂拍摄的照片,当然也不会署名的。所以至今许多人不知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也不会有稿费之类的事。孙一先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从此穿上了军装。如今退休在家。毫无疑问,这件事是他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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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1)
握手,这样一个人间极为平常的礼仪,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一握,甚至可成为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标志。中国和美国、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就是这样的一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据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的回忆,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一失礼行为时(指杜勒斯拒绝与中国人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罗杰斯(时任国务卿)和我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前我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了。……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为了这次空前的会见,摄影记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准备。###回忆说:
  2月21日清晨,我早早地起来了。车子来接我去机场,我看时间还早,就让司机拉我到西花厅。总理的背影在前院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着,又是一夜没睡。我说,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总理问:你呢?你在哪儿?我说我也一样,拦在远处。总理又问: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我回答说有100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式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总理又问:老杜,这次的接待方针知道吗?我说知道,这次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飞机还没停稳,所有的眼睛就都贴在了相机上。我用的是莱卡相机,还有一支长镜头。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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