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应该是倒退或关上大门，而应该谨慎地推动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重要的一步。迈开这一步，我们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才能得到有效使用，我们的经济也才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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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能靠吃药
如果一个人靠药物维持健康，需要兴奋时就吃兴奋剂，需要安静时就吃安定片，其结果必然是破坏了身体内的自然平衡。那些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短期内可以创造奇迹，但长此以往，身体会更糟，甚至会促成早亡。这点道理谁都知道，我讲这点道理，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经济。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律，也许我们不能完全认识到这些规律，但它们仍然在自发地发生作用。经济繁荣也好，衰落也好，都是这些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力量企图改变这些规律，短期内也许可以像兴奋剂那样起作用，但长期却会引起更坏的结果。这点道理并非人人都知道，因此，政府经常喜欢用行政的力量，让经济按自己的意愿运行，表现出自己喜欢的状态。
让我产生这种感想的事实是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有一段时间，股市跌破了3000点，救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我是坚定的不救市者，但我知道，政府肯定会救市。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次有效的救市，是政府宣布证劵市场印花税由现行的千分之三下降为千分之一。这一救市手段公布之后，股市大幅度上扬，股市如同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创出了好成绩。
但降低印花税这种兴奋剂真的那么灵吗？股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从根本上说，股市的状况取决于宏观经济状况，每种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业绩，即长期盈利能力。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上扬与宏观经济增长迅速，企业盈利状况好是相关的。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决定了上扬的股市，不过在时间顺序上是先有宏观经济走势良好，后有股市上扬。当宏观经济状况恶化时，股市也会下跌。不过往往是股市先下跌，而后宏观经济恶化的状况显露出来。2008年年中以来，通货膨胀加剧，原材料价格上升，预示着宏观经济的转变。这就反映在股市的下跌上。
股市运行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会由于人们的投资行为而扩大。从个人的角度看，股市高涨时投入，股市低迷时退出是理性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决策总是盲目的。这样，个人看似理性的行为就成为集体的无理性行为。这种无理性行为会造成股市上扬时产生泡沫，形成过度繁荣，而在股市下跌时也会反应过度，形成紧缩失常。所以，股市的大起大落总是超过了现实经济状况。
政府用政策手段干预股市并无法改变股市本身的客观规律，所影响的仅仅是投资者一时的心理。无论是提高印花税税率还是降低印花税税率，并没有改变宏观经济状况，从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状况。但是它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从而对股市发生一时的作用。这些年，有关政策机构把印花税作为调节股市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的走势。2007年5月30日，有关部门对印花税税率采用“半夜鸡叫”的形式，从千分之一调至千分之三，从而造成股市暴跌，上证指数从4300点跌至3400点，但这依然没有改变股市牛市冲天的格局，上证指数最终涨至6000点以上。下调印花税税率，意在改变熊市状况，也使得股市的确有所上升，但如果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仍然无法走出熊市。
这样调节的更坏结果是公众更大的误解，即不认为股市有客观规律，把中国股市看做完全由政策决定的“政策市”。股民整天在推测政府的政策，政府用政策调节股市，长此以往，股市就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这样，市场经济又回到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吗？
政府的动机是想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但它不明白自发的波动也是正常状态。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维持正常的秩序，而不是干预结果。如果就把印花税固定在千分之一，而无论股市如何涨跌都不调整，股市才会正常。调过来，调过去，其结果是破坏了市场机制，正如今天吃这种药，明天吃那种药，吃来吃去，身体更有病一样。
记得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曾经说过，70％的人不是死于有病，是死于治疗。经济也是这样。
掌握开放的节奏
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都受到冲击。这场危机给我们也带来了损失，但更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得的课。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人提出了“金融深化论”。其中心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打破限制金融活动的“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与开放。当时，这种观点颇有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以后的结果并不妙，实践“金融深化”最有力的墨西哥等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风暴，经济发展亦受到影响。从而亦使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指责。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从各国的情况看，“金融深化”的方向并不错，而问题出在节奏没有掌握好，走得太快了。尤其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开放得太快，自由而缺乏必要的监管，于是就出了问题。这次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完善，经济实力强的国家，自由化做过头了，也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这次危机的根源还在次级贷款上。给不符合住房贷款条件的人发放贷款，把他们的偿还能力寄托于房价上升，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做法。一旦房价下跌时，危机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没钱的人想有自己的房并不奇怪，问题是房贷机构怎样给他们钱，让他们美梦成真。房贷机构之所以同意给穷人贷款还是出于利润动机的考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内容就是给银行（包括房贷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但银行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往往会作出不理性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后果却要由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来承担。因此，无论给银行多大的自由，一定要有监管。如果监管机构的能力不够，还是不要给银行自由。给不给他们自由，给多少自由，还取决于国家的监管能力。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还取决于监管制度的完善与监管机构能力的提高。金融放开的第一步还在于监管。
次贷引起这么大金融危机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是重要的金融创新，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使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离得太远。而且使这些工具的创造者和购买者，或者说委托人与代理人，距离太远了。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购买者或代理人非理性炒作金融衍生工具，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这时，虚拟经济已经远离了真实经济，不能反映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不以真实经济为基础，迟早要出问题。虚拟经济的问题必定会影响真实经济，而当真实经济出问题时，整个经济必定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如何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也是金融监管的大事。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金融放开也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但如何放开、什么时候放开，放到哪一步，比放开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放开过程中，我们缴点学费也是难免的。但是，注意研究各国放开中的成绩与问题，尤其是从当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更多教训，学费便可以缴得少一点。
救经济先救信心
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尤其是经济信心，对实际经济影响相当大。当年凯恩斯就曾说过，如果资本家由于某种原因对未来失去信心，减少投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他对某种原因的分析还很不深入，但经济信心的丧失的确会加剧危机。当大家都捂着钱袋舍不得花钱时，已经出现衰退的经济岂不雪上加霜？
所以，拯救经济必先要拯救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只要有信心，人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意义正在于给抗日处于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信心。今天在中国经济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人们的信心也是当务之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的形成一是来自个人本身的经历。在经济危机中，遭遇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人会形成悲观情绪，失去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经历。对更多的人来说，信息还来自媒体，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也许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什么影响。但是媒体扩大衰退的信息，也会使他对未来悲观起来。
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形成和信心极为重要。当然，这绝不是说，媒体要报喜不报忧，像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那样，尽管连饭都吃不饱，还讲形势大好。那种骗人的信息最终只会帮倒忙。媒体要让人相信，首先要给人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是要有选择的。我觉得国内一些媒体引用国外媒体的报道，把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灾难扩大了。比如有媒体引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来未有的。尽管格林斯潘是名人、是权威，但这话并不正确。起码它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那么严重，而30年代距今也不到百年。国外的媒体是與论多元化，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不能一概引进，要选择正确的，这方面媒体应该有判断力。中国的媒体不能成为国外媒体的翻版。
国内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不能追求言论独特引人注目。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应该有责任感。起码说话要有根据、有分析。比如，用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的破产，用一些本来就有问题的企业破产来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欠妥当。把问题讲得过分严重，忽略了基本点，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悲观。有些看法作为个人之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讲，但绝不能扩大到公共媒体上。
当然，振奋人们信心的还在于实际行动。应该说政府支出4万亿的计划是可以振奋信心的。但人们还要看结果。因此，媒体对这个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实施情况，应该及时给以正确的报道。讲得太抽象了，让人难以相信。只讲好、不讲问题，也难以让人相信。
我并不主张“與论一律”，但认为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还是要有正确的导向。这种正确的导向就是要让人对战胜经济困难有信心。不能像吓小孩子那样扩大问题，也不能用虚虚实实的信息来误导公众。在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引导公众的信心，不可等闲视之。
消灭城乡差别之路
儿时生活在农村，长大后对*共产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极为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后，我们应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５0％以下。这表明，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不是农民当“候鸟式”的农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但远远未完成这一过程。要加速这一过程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绝不是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所能解决的。就业最大的部门在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将来吸收农民最有潜力的部门。从企业来看，吸收劳动力最大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极其重要。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在现实中，一说保增长，就是投资于大型项目，就是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看来，我们应该按增加就业的思路来调整产业结构，把就业而不是增长作为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富民。
农民的就业不仅取决于机会，还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失业与空位并存”是当前中国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许多地方对农民进行就业培训，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成人识字率已达70％以上。政府始终重视基础教育。我参观过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学，其设施比中国现在许多小学都要强。农民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迅速拥有在城市就业的一技之长，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农村不少基础教育是有“量”而无“质”，这更加大了农民就业的难度。教育不是消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这种投资更重要。
当然，无论有多少农民进入城市，一个社会总还要有农业，仍然有人当农民。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在于走规模经济之路。不过这种规模经济不能走强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场化之路。市场化之路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兼并，实现大农业。兼并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与设备，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可以由农民进行，也可以由企业家进行。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农业，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提高经营的集约程度，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种好方法。小农经济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长期中消灭城乡差别之路。这条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实现起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实惠。这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要农产品一涨价就反通胀。农产品涨价并不是通胀。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不高，农产品涨价有利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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