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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空气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渐成气候，条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写道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的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把米领到手，却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的，碾米的人，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刷刷地开动，你就得张开口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就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等不到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不得不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花费许多精力，可是，等把米弄回家，往往只有半袋。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听到唐兰先生讲的古文字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朱德熙和汪曾祺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生的友情，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情也洋溢着干巴菌的清香滋味儿。
在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关于昆明干巴菌的记忆片段。朱德熙的老师唐兰先生是美食家，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恐怕只有唐先生家知道如何拣除干巴菌的松毛，松毛拣不干净，吃到口里如同针扎。朱德熙第一次吃干巴菌，就是在唐兰先生家吃用干巴菌做的打卤面，味道非常鲜美。
一天，朱德熙到唐先生家里去。见到唐先生和师母在屋檐下聚精会神地挑拣干巴菌中夹杂的一根根烂了的松毛。唐兰看到朱德熙来了，故意问他见过这东西没有。朱德熙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的古物，看着朱德熙大惑不解的模样，唐先生很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估计你也不会知道，这就是昆明野生菌子干巴菌，样子很不好看，吃起来非常好吃。”唐先生留下朱德熙吃师母做的面。朱德熙吃过，大饱口福，意犹未尽地对当时的未婚妻何孔敬说：“奇怪，唐师母做的打卤面真鲜，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香味，味很鲜，很好吃。孔敬，等我们结了婚，把汪曾祺、施松卿叫来，你给我们做回干巴菌吃，好不好。”
结婚后，何孔敬真的给恋爱中的汪曾祺、施松卿做了肉丝炒干巴菌，以飨好友。汪曾祺吃了赞不绝口。认为干巴菌是菌子中味道最深刻的。他曾写下过这样的顺口溜：“……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何孔敬在她的晚年回忆录中特意详细说明了干巴菌菜谱。干巴菌里不但藏有松毛，且有红泥沙土。先把干巴菌里的烂松毛一根一根地剔除出来，然后撕成一丝一丝的。在汪曾祺的印象中，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放在清水中浸泡，泡到没有红泥沙土为止。“配料肥瘦肉丝各半，红绿辣椒丝少许，猪油、素油皆可。先把油炝热了炒肉丝，放少许好酱油，炒到光了油，
再放上干巴菌、辣椒丝，一同炒一炒，就好起锅上盘了。”
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回忆初次品尝干巴菌：“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话真妙，可以想见干巴菌之美。汪曾祺还说：“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昆明出差归来，带回一大包干巴菌，从机场送到朱德熙家。朱德熙正在北大上课，何孔敬接过这包菌子，由衷地说道：“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如果说西南联大那一代人的友情清淡时如水，浓烈时如酒，那干巴菌的味道中隐藏着多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蕴藏着多少代表着情谊的“意思”。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昆明，干巴菌成为他们战时清贫生活最好的犒赏，成为风云激荡之中美好生活瞬间的一个符号标志，干巴菌上，留存西南联大学人的逝水年华和青春印记。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冯至在联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疏散到昆明杨家山林场，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一篇题为《一个消逝的山村》的散文中，写采菌子：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即变成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
汪曾祺也在文章中多次写云南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野生菌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人间美食，联大师生对各种各样的菌子感情很深，面对摆上餐桌的大自然的馈赠，心生感激之情。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三种菌子是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先来看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这种菌子是联大食堂里的一道菜。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可能是大蒜放少了。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牛肝菌滑，嫩，鲜，香，很好吃。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
牛肝菌价极廉，而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折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就不好看了。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今人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1］文中这样描述青头菌：“青头菌也长得漂亮，美丽的绿斑如一幅染出来的水彩画，浅一块深一块很诗意地印在凹凸有致的菌盖上，活像一位头戴瓦帕的彝族妇女。想不到野生菌也有绿色的！我每次见到这种带点绿色的青头菌，就会想到那墨绿可爱的新鲜蔬菜，就有了想吃这种菌子的欲望。”
鸡枞，野生菌中名贵者。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在汪曾祺看来，鸡枞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子的特殊香气。
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鸡枞的做法：“放点腊肉或火腿肉片炒一下，放水煮出来，那汤汁白白的，浓浓的，味道与鸡汤一模一样，又鲜又甜。就算不放火腿肉，鸡枞炒出来照样像鸡肉一样鲜美可口。更高级的吃法是油炸鸡枞，吃起来香味扑鼻。炸时放点花椒，把鸡枞用油炸到七八成干后浸泡在香油中，可贮藏一年不坏。这种油鸡枞我们只舍得用来做佐料，煮面条、米线时放一点点，早餐就变得十分可口了。但这种山中美味，数量极有限，你就是翻几座山头有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窝鸡枞。”
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描述可知，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这种菌子在云南并不难得。汪曾祺讲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岁月沧桑，菌味依然。只是，西南联大那个时期的精神和风流，永远消逝在历史水云间了。时空转换，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大学生，如今健在的，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更加怀念云南的人间草木。
汪曾祺擅饮酒，微醺时，爱画几笔。他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跋曰：“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菌中岁月，纸上滋味，味中风云。笔者为写这篇小文，多次查阅汪曾祺的著作，每次沉浸其中掩卷之时，恍惚之间，想到这样一位极品的老头儿，已经仙逝十余年，思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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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品烤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这些学者是：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张文渊。另有《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还有清华大学近期毕业生王俊陶。28日，一行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
这些教师中的费、罗、潘、曾、孙5人，由宋希濂陪同，于2月5日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睡在洱海边的船上。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第二节“洱海船底的黄昏”中，可知当时的情形。“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潘光旦和费孝通坐在船上，两人闭眼静坐，享受这半个黄昏。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是烟和茶打破两人的沉默。费孝通写道：“潘公常备着土质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两人对着一船风声吞云吐雾，为增加兴致，问船家要茶。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什么呀，为何不去拿茶壶？费孝通感到纳闷，又有点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弥漫，满船春色。潘光旦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何为烤茶？费孝通以简洁而不失雅致之笔墨娓娓道来。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决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会，香味就萦绕。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稍等片刻，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烤茶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