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了援手。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这位数学家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当时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的。而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几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罗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华罗庚不仅感慨万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
在当时的联大学生徐利治的印象中，“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常常乐于谈到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他喜欢在饭桌上做研究，因为他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1］
天气热的时候，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数学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几年以前，华罗庚在大洋彼岸追随他的英国导师研究“华陵——哥德巴赫”这一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为了纪念自己取得的成就，他给女儿起名字：华陵。从华陵到华光，两个名字包含了这位中国数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辉煌和所有的辛酸！
英国学者李约瑟到昆明进行学术交流时，曾这样评论当时的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得到两个鸡蛋，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望着桌上剩下的那4瓣鸡蛋，眼泪不由得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梅贻琦日记》中也提到此事。《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大病一场，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1944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昆明附近很少再听到空袭的警报声，华罗庚这才告别了在大河埂村整整住了3年的牛圈，回到城里，住在一间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破平房里，继续他的研究。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它的创始人，便是在牛圈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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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荤段子”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清华在战前曾在长沙开始建筑部分校舍，此时还没有完工，因此长沙临大主要租用长沙圣经学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
潘光旦任教清华大学时，沈茀斋（沈履）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长沙临大在湖南岳麓山建校舍，他们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对沈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笑得喷饭。
现存的潘光旦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大教授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很人性化，也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趣盎然，常常说些既谑又雅的 “荤段子”。随手举几例如下：
其一：余与海宗（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其二：之迈（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其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其一中的“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一层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其二，陈之迈和黎锦熙的女儿黎宪初长沙结婚一事，可参见《吴宓日记》，黎宪初是和吴宓一行由北平到长沙，吴宓对黎宪初曾有短暂朦胧爱意。“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隐喻“自慰”，十分明显。其三的“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这明显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说“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这样的玩笑对于发掘古典文献注释《性心理学》的潘光旦来说，是自然的，没有广博和雅致，也不会有学者意气相通的灵犀一点。
当年鲁迅作《中秋二愿》，其中之一是“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即使战争期间，恐怕也不容易。谁也无法把“性”和“人性”完全脱离。教授的“荤段子”，如果没有佛学、陶诗和史记的背景知识，听者准一头雾水，哪里笑得出来？今天的“荤段子”，娱乐就是“愚乐”，低俗，直白，真是围绕“脐下三寸”，没有一点文化含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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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都爱泡茶馆（1）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曾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20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赵瑞蕻说，“泡茶馆”已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联大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
联大的师生为何爱“泡茶馆”？原因有二。其一，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宿舍里光线太暗，阴冷，潮湿，同样没有书桌，而且也嘈杂。所以昆明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其二，有一段时期，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进茶馆。
吴铭绩的《联大生活追忆》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联大学生进茶馆读书的情形：
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
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学生吃过晚饭，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的地区的茶馆。四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的茶馆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馆老板看到学生占茶桌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我们这些穷学生，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不再提壶来给你冲水罢了。不冲开水倒也不在乎，反正茶客之意不在水，而在借电灯之一缕微微光也。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师生都爱泡茶馆（2）
联大学生泡茶馆读书、复习。“到了考试时，图书馆经常要很早就去占位子，后来者就每每向隅，茶馆里的生意自然就更兴隆了。”
读完书，温习完功课，娱乐就在茶馆，在茶馆聊天，打桥牌，或者下棋。
玩桥牌是最普通的娱乐，就只有茶馆里最适宜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泡上几杯茶，一包花生米，任你高兴的时候吵闹，牌坏的时候叫倒霉，都没有人来管你。有客人来要招待或是几个熟朋友要聊聊天，也只有在茶馆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教授们的怪脾气，学校里前几年的轶闻琐事，某个女同学又如何，你都能在茶馆里不劳而获。
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1］［1］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联大学生泡茶馆，还把这一风气带到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叙永分校缺少图书馆和阅览室这些基础设施，茶馆仍是学生读书的地方。四川的茶馆有个规矩，茶客临时走开，只要把茶杯的盖子斜扣在茶杯上，茶座就被保留下来，回来可再继续喝茶。学生们就这样花一杯茶的钱，坐上一整天。有时有的学生连茶钱也付不起，就只得来碗“玻璃”（即白开水），用它来占座位，那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茶客了。大多数的学生宁愿选择城中的一座小公园或河滩空地作为他们温习功课和切磋学问的场所。
和学生相比，联大的教授泡茶馆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回忆：“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师生聊天的场所不限于茶馆，刚走出小茶馆，又在小吃摊相逢。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
泡茶馆泡久了上瘾。汪曾祺的《泡茶馆》文中写到了一个“泡茶馆的冠军”。这个同学姓陆，一怪人，还是研究生，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个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