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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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2）
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反映新文###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被引进了这本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打击。
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笔者查阅《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得知这是1942…1943年的篇目。语体文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汪曾祺记忆中的丁西林的剧本《一只马蜂》，实为丁西林的《压迫》（独幕剧）。汪曾祺对这个课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当时的《大一国文》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和辅导教材，16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多，接力棒一样由前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新生。《大一国文》从篇目可见，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的意见占了上风，吸收了新文###动的成果。1944年，面对###复古的倾向，大一国文委员会又选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入选了胡适、鲁迅、冰心、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杨振声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两本大一国文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本校教师的作品，特意“回避”，以免引起误解。
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振声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3）
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想找个机会瞻仰先生的风采。吴宏聪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扶持学生的创作。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朴实和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
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也作今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
如今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先生们，说起来，仍要感激杨振声先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振声因为和胡适的亲密关系，被北大疏远，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声在北大时曾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杨振声等人的批判文章，作点评。对很多人的批评胡适嗤之以鼻，并对当年的“朋友”重新认识，唯独对杨振声没有做出批驳的点评。想来杨振声的批胡文章，和他的一向的为人一样忠实、厚道。
1956年，这位学者病逝于北京。究其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身体、健康被透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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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1）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了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见性的意味。
唐兰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不知为何汪曾祺说他是“无锡腔调”。笔者查阅了唐兰的生平，192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发奋研究古文字，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是不是在无锡求学的时候，话语中有了“无锡腔调”？
唐兰在联大培养了语言学家朱德熙，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2）
朱德熙与何孔敬相识、相恋，两人订婚宴，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汪曾祺陪客。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条幅，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１］［1］何孔敬《长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