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１］［1］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看来，唐兰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也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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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居士”刘文典（1）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刘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的一面。他尝自称“狸豆鸟”；刘文典字“叔雅”，因“狸”、“刘”古读通；“菽”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这位国学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但在何兆武的《上学记》描述中，刘文典的话和他的行动不一致。何兆武回忆：“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据他的学生王彦铭写文章回忆，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回忆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云居士”刘文典（2）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这个回忆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有一张刘文典的照片显示他手夹香烟，一个人的抽烟方式是多年的习惯，不大容易改的。比如，潘光旦就是口含烟斗。《知堂回忆录》中，周作人的记忆，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周作人的记忆，还传达了这样一个细节，刘文典在课堂上是不吸烟的。
刘文典讲“《文选》选读”，有一次，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融融月光之下，学生聆听刘文典像行吟诗人一样朗诵谢庄的《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刘文典每朗诵一句，即引经据典讲解，学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无独有偶，吴宓也曾把课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吴宓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吴宓日记》中记道：“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由战争、时局作讲课的引子和前奏，盖当时吸引学生的一种讲授方法也。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狂人刘文典也以“二云居士”闻名，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遗憾的是，他最终因贪食烟土离校未归被西南联大解聘。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闻一多强烈反对，坚决不再聘请。即使刘文典收到了聘书，也要收回。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确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刘文典贪食鸦片，借此缓解、麻痹丧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贻琦延迟回复刘文典的信中说：“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辩解“自问实无大过”，但犯了联大学者的大忌。联大学者精神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联大学者的精神特征。
据闻黎明的研究，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一层连刘本人都不曾知晓的隐情。“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后，在陈寅恪、吴宓的推荐下，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执教云南大学。1946年5月4日，联大解散北返，刘文典仍在云南大学，终老昆明。
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