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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文章的一般规律，讲史之后总要说几句带有规律性的话，以示“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意。我也不能免俗，故做如下总结：其一，历史中有很多偶然性的事件，集中的体现就是：“坏人”偶然也会办好事，假圣旨偶尔也能让百姓受惠。其二，看人待事要尽量通达，切不可死钻牛角尖。如果你非得追问：连圣旨都有假的，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呢？我到底还能相信什么？这样，你就会活得很不开心。如果你换个角度想：圣旨都有假的，历史上的事还真有趣。这样你就会活得比较从容。想想吧，即便出了假圣旨，天也不会塌下来，生活再糟糕又能糟到哪里去呢？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1）
这是一起发生在皇族的叔侄之间的血案，时间在明朝的宣德年间。
很多人都知道，朱棣的皇位是从他侄子建文皇帝的手里抢来的。为了争夺这个皇位，叔侄之间打了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当朱棣抢到皇位成了永乐大帝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由他“开创”的叔叔与侄子争夺皇位的悲剧还会在明朝重演，并且就在他喜欢的儿子和他深爱的孙子之间。只是，这次叔侄斗法的结果与“靖难之役”不同。“靖难之役”中，当叔叔的胜利了，而这次，胜利的天平倾斜到了侄子的一面。这次扮演侄子角色的是朱瞻基。
朱瞻基就是历史有名的宣德皇帝，他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孙子。而与宣德皇帝争夺皇位的，则是他的叔叔朱高煦。永乐皇帝朱棣共有三个嫡生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炽虽为长子，却不为朱棣所喜爱，原因大概是高炽有先天性的肥胖症，胖得连走路都很不方便，更不要说骑马打仗了。行动不便，连带着性格也比较内敛，甚至还有点懦弱。朱棣是带兵出身的，一身英武之气，他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如此“窝囊”。与大儿子相比，二儿子朱高煦则英气逼人，在老爸兴兵与建文皇帝争夺天下的时候，朱高煦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建立了赫赫战功。两相比较，朱棣就很想把皇位传给二儿子朱高煦。可惜，当时实行的是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朱棣一时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朱高炽的老婆、孩子都十分争气，为他日后当上皇帝立了大功。他的老婆张氏（日后称为张皇后）是个贤内助，还深得公公和婆婆（也就是朱棣和他老婆徐皇后）的喜欢；而他的大儿子就是朱瞻基。史书记载，朱棣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但却十分喜欢自己的长孙，他数次出征都带着长孙朱瞻基，还对侍臣说：“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练行阵，俾知并发，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长孙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棣甚至还表示，他之所以立朱高炽为太子，就是因为他喜欢长孙朱瞻基。在今人想来，朱棣这个皇帝当得也真是不潇洒，不仅要操心军国大事，而且还要为谁来接班的问题煞费苦心，安排一任接班人还不放心，还要隔代指定接班人。
老爸朱棣还活着的时候，朱高煦就一直与大哥朱高炽争夺太子之位，结果没有争过大哥，这让他心里很窝火；朱棣死后，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当皇帝还不到一年就死了，皇位传给到朱瞻基手里。朱高煦终于憋不住了，他想：既然我老爸可以从自己侄子手里抢到皇位，那么我为何不能从我的侄子手里抢来皇位？于是，朱高煦起兵造反。
初登皇位的朱瞻基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他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很快就包围了叛军的老巢乐安城。朱高煦没料到宣宗会御驾亲征，一时没了主意，只得请求投降。大臣请求宣宗朱瞻基将朱高煦就地正法，但宣宗顾及叔侄亲情，没有同意，只是将朱高煦押回京城，软禁了起来。
这样的处理对朱高煦来说应该是十分宽大的了。这也符合明宣宗朱瞻基的办法风格，在明朝的皇帝中，宣宗朱瞻基本来就是很厚道的（顺便说一句，宣宗统治的十年加上他老爸仁宗统治的一年被成为“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可是，作为叔叔的朱高煦不知进退，身陷囚室仍然不服气。登基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囚室探望自己的叔叔，身为皇帝的侄子对身为囚徒的叔叔嘘寒问暖了一番。这本来是件好事，说明宣宗还没有忘记叔侄亲情。不料，朱高煦却在宣宗起身离开之际使了个绊子——用脚将宣宗勾倒。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宣宗朱瞻基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缸上积炭燃烧，铜缸被烧化了，朱高煦在缸里被活活烧死，尸骨无存。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一并被杀死。后世的学者始终弄不明白朱高煦在这个时候还给皇帝使绊子是出于何种心理，更不明白以仁厚著称的宣宗为何对这个绊子如此愤怒——自己的叔叔起兵造反都能饶他不死，为何对他使绊子气愤至极？ 。 想看书来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2）
我的解读是：历史本来就有它的吊诡之处，它不会按照常人的思维逻辑去按部就班地发展。一个绊子所引起的帝王愤怒，有时就是比千军万马的厮杀还激烈。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就是历史，至少是历史中的一部分。
“剃发易服”与明末思想家
明朝从嘉靖皇帝炼丹到崇祯皇帝上吊的这段历史，读起来实在叫人憋气：皇帝不像皇帝，朝政不像朝政，太监专权，民不聊生。虽然偶尔也出来几个忠臣（像海瑞、袁崇焕及东林党诸位君子），可这些“好人”都郁郁不得志，有的干脆就被残酷地杀害了。我就想，这样的朝廷如果还不灭亡，那简直是天理难容！可是，等我读到明末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有关传记时，又产生了一个困惑：既然晚明如此腐朽、如此不堪，那么这三位思想家为何还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难道他们还深深地留恋那个腐朽的明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岂不是有点“迂”，有点“笨”？
继续阅读，答案逐渐浮出了水面：问题就出在清军入关后提出的“剃发易服”令上。
在清军入关之初，因为晚明政治*，不得民心，北方人几乎没怎么抵抗。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后，清廷发布“剃发易服”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道命令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对不剃发者一律“杀无赦。”人们将此概括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时还不准汉人继续穿“汉服”，而必须改穿满族服装。
“剃发易服”令的发布遭到了当时汉人的普遍抵制。在今人眼里，剃不剃头、留不留辫子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关乎“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大事！多尔衮说实行剃发令的目的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实际上，满人先就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他们把是否“剃头易服”看成了是否归顺的象征，“剃头易服”者为顺民，反之则为逆民。可在汉人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说剃就剃？而且，我们的“汉服”也穿了一千多年了，这文化传统怎么能说断就断？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所以，自清廷“剃发易服”令发布之后，汉族地区人心大哗，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了残酷*。清军制造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究其实质，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直接触动了汉人的文化认同。头式和服装是汉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文化符号。清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在改朝换代时干涉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抢的是江山，根本没必要对普通百姓的头发和服饰动手动脚。骁勇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与汉人迥异，可他们也听任汉人按原来的方式过自己的日子，并未强迫汉人更改发式和服装。与之相比，清廷发布的“剃发易服”令就显得十分粗暴。更重要的是，“剃发易服”令中还暗示着灭亡汉人文化的政治企图。如果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就意味着汉人不但接受了“亡国”的现实，还要默认即将到来的“灭种”的可能。正因如此，“剃发易服”令才在江南遭到了强烈的抵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他们之所以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留恋腐朽的晚明朝廷，而是表明了他们对清朝初期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反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3）
“反清复明”的活动最后失败了，但是，我们必须说，“反清复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民本”思想的成熟和飞跃。经历过明清交替的乱世之后，黄宗羲猛烈地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明确指出，君主的独断专行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他深知封建帝制会使中国走进死胡同，所以期盼中国发展成一个由文化精英主持的*社会，从而变封建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远比为一个没落的朝廷殉道要重要得多。黄宗羲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万民之忧乐”置于“一姓之兴亡”之上，以天下苍生的视角而不是以帝王、皇族的视角来考察天下的“治”与“乱”，这显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与黄宗羲对“苍生福祉”的强调相比，顾炎武的思想就更是对君臣伦理*裸的颠覆。他在亡国之余，痛定思痛，发现封建的“君臣之伦”有着极大的欺骗性。他在《日知录》中说：“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接着，他又将“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而“亡天下”则是指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被严重破坏，致使民不聊生，民族文化濒临崩溃。因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所以人们对“保国”与“保天下”的态度也应有别。“保国”实际上是在保卫某个封建王朝，责任应该由统治集团承担，即“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普通百姓不必关心；“保天下”是要保卫本民族的民生福祉和文化传承，那就应该每个人都承担责任，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的这个思想，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成了今人耳熟能详的句子。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虽也认同，但不会有切肤之痛。如果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就会有石破天惊之感——原来这里面饱含着顾炎武的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堪称思想瑰宝。
王夫之的境界虽在总体上不如顾炎武和黄宗羲高，但他也同样提出了“民族大义”应高于“君臣伦理”的思想。总之，明末的三大思想家都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的过程中看到了百姓苍生所遭受的苦难。他们参加“反清复明”运动，表面上看是在为明朝唱一曲挽歌，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另有所属。他们早已跳出了“君臣之伦”的窠臼，他们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境界是漆黑历史岁月中的一盏灯火，一直闪烁到今天。
晋商浮沉与票号盛衰
最近几年，以晋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开始出现，2009年央视的“开年大戏”就是以晋商为题材的连续剧《走西口》。《走西口》里讲述的故事是从晚清开始的。其实，晋商发展的历史远比这要早。早在明代，晋商就以张家口为基地，经过塞北，同东北的满族政权沟通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从那时起，晋商就与满族政权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军入关后，认为“山东是粮运之道，山西是商贾之途，急宜招抚二者……”于是就对晋商网开一面，采取了招抚扶持的政策，这样，晋商和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二者迅速勾结在一起。可以说，晋商之所以能坐大，是与其从发展之初就有“官方背景”密不可分的。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它的开封分号的经理，结交开封抚台为兄弟，一下子就把河南全省的财政收入都吸引从日升昌“过局”。还有，对盐业，清政府一直是专控的，只允许两淮商人经营，晋商本没有盐业许可证，但是他们通过贿赂两淮商人，并在两淮商人缺钱时给予慷慨的借贷，一点点地控制了盐业的经营权。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晋商和清政府官员的互相利用无疑是晋商迅速致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晋商的繁荣和富庶有相当的成份是靠官商勾结的手段得来的。
晋商以“走西口”出名，这一方面归于山西人肯于吃苦、敢于闯荡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地理环境逼迫的因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又受战事的影响，文化教育一直不怎么发达。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科考一直是山西人的弱项。刘红庆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屋顶下溜走梦中的平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晋剧中有不少描写为佳人所爱的才子最终考中状元的情节，估计那都不是发生在明清两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也属于我们地方艺人画饼充饥式的*。因为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这比中国姓张的从来没有一个作过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