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内阁”，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汉人只有4名，满人却有8名，而这8名满人中，皇族又有5人。也就是说，这个内阁成员绝大部分是满人，而满人中又以皇族为主。至此，清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本意暴露无遗：他们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借“立宪”之名集权于皇族。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就是“分权”，可是，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非但不“分权”，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权之实。这样的改革，怎能不遭唾弃？不改革不行，改革得太慢也不行，打着改革的旗号骗人更不行。腐朽的晚清皇族可能至死都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深刻理解这番道理的任务就落到了今人的身上。
清廷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挤压人们参与改革的空间，而且还在经济上剥夺民众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改革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清廷在宣布实行新政时并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它筹集资金的办法就是榨取——以强制捐献和额外税收等名目榨取公众的钱物。这样，改革的“阵痛”大部分由老百姓承担了。许多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成了游民，这些游民最后成了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要数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然后又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此种公然侵害民众权益之事自然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于是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在与清廷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领导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团结广大民众，对清廷施加压力。他们巧妙地把经济目的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要求清廷遵守当初的许诺。在1901年的新政诏书中，光绪皇帝明确表示“铁路准归商办”，可是现在，清廷竟然又说铁路必须“国有”了，这等于剥夺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权利。当年的新政诏书还宣称“庶政公诸舆论”，可现在，民众的舆论明明要求清廷收回不合理的命令，可清廷就是不接受。保路同志会在成都设祭坛，焚香祭奠光绪皇帝，以此来给清廷施加政治和道德压力。可是，清廷依然置民众的合理要求于不顾，拒绝与保路同志会协商解决。清廷的粗暴做法导致冲突升级，保路同志会于9月1日做出了抗税的决定，而清廷则下令*保路运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等9名保路同志会会员，还枪杀了数百名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怒，同盟会的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借机掀起了武装暴动，四川局势由此不可收拾，这时清廷才答应给铁路投资者以足额赔偿，但为时已晚。起义活动四处蔓延，当局根本无法控制。清廷只能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起义，结果恰在此时，湖北又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朝由此轰然坍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5）
不许民众参与改革过程，不愿意让民众分享改革成果，改革最终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场分赃。清末新政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实际上，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创办工矿企业，无论是修建铁路还是铸造钱币，参与清末新政的官员全都中饱私囊，借机*。在新政时期，清廷的高级官僚和商人联合，创办了一批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可是，官员插手企业的结果是，搞得中国的企业产权混乱，官商不分，*丛生。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作了精彩的分析：“中国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给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贷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1911年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自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像私人企业了。”
当然，从物质层面上看，新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吸引很多有作为的汉族大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参与其中，似乎给晚清带来一些起死回生的迹象。但我们必须明白，他们之所以热心于新政，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清朝，忠于皇帝，而是因为他们要保住并扩张自己的权势。他们深知：如果没有清朝，他们的权力会化为乌有。他们甚至也知道，大清早已千疮百孔，即便实行新政，也拖延不了太多的时日。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挽救大清（大清已经不值得挽救），也不是拯救百姓苍生（他们没有这么高尚的情怀），而仅仅是趁着大清完蛋之前大捞一把，尽可能地为自己日后的发展积累资本。终于，辛亥革命来了，像袁世凯这样的清廷大员，他所做的不是设法挽救大清，更不是为大清殉国，而是促使这个王朝尽快解体，并以此作为自己日后发达的跳板。
由此可见，一项新政也罢，一场改革也罢，如果只从“朝廷”（政府）的本位出发，而不是从“民众”的本位出发，只把“民众”当作改革阵痛的承担者，把广大百姓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背景音乐和陪衬道具，那么，这样的改革即便规模再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四
平心而论，与1898年杀害“戊戌六君子”的屠刀相比，1901年宣布实行改革的新政诏书显然可以给人们乐观的期待。事实上，清末新政所实施的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康梁维新变法的衣钵，表明大清王朝正试图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可是，恰恰在变革的过程中，大清帝国轰然坍塌。清末的这段历史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论述，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的*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愤。
我觉得，这段话不仅可以解释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而且还可以移到中国，为我们更深入地解读清末新政的失败提供很好的理论视角。“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的晚清是一个坏政府，而它又恰恰跌倒在变革的路上。可见，历史往往会用不同国度的史实来揭示相同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足以给人以超越时空的联想和启迪。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1）
一
没有人能否认，中俄两个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着山水相连的漫长国界线，还包括着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和渗透。 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主义。”其实，何止是*主义，在“以俄为师”的岁月里，俄国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曾吸引过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其中，民粹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和悲剧命运有着逻辑上的致命影响。
俄国的民粹主义（Populi*）萌芽于19世纪50年代，兴盛于70年代。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俄国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有着不同的看法。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完全不必走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只要能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农民革命”理论，并试图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行动之中。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予人类新的文化内涵，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为此，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民众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由此形成了民粹主义基本的价值观。
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民粹派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中去，是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民粹主义在初期是带有启蒙色彩的，他们走到民众（主要是农民）中间，是出于“怜悯与同情”，是为了“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
但是，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的农业村社组织和农民大众理想化，同时，出于一种原罪意识，他们贬低自身、贬低文化，带有强烈的忏悔心态。原罪意识本身是一种反省能力，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忏悔和自责必须要有一个人格和精神独立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负面。把广大民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这本身就带有空想色彩。以想象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这显然是错误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宣传提纲中说：“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他们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厂工人……”他们甚至还极端地说：“如果有人提出同民众结合的要求，那么任何一个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坏蛋。”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那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做鞋子、亲手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巴枯宁在《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中说：“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同这个世界相联系、作为这个世界的表现的科学，注定要灭亡。”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否认社会的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和学院……”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2）
民粹主义更致命的误区在于，在极力自我贬低和极力美化大众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担负起启蒙大众、教育农民、批判社会的人文使命。在当时的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明是思想先知，他们不缺乏知识，也不缺乏可贵的献身精神，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教育农民大众的道德底气，没有那种传播知识、启蒙民众所需要的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概。
二
为什么底气不足、缺乏勇气和气概？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出身”有问题。在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贵族和农民大众分属两个“阶级”，前者剥削后者。可以说，一些贵族子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大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良心发现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愈加有了“原罪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贵族出身是一种“罪”，以贵族的特权获取知识也是一种“罪”，最后，甚至知识本身也成了一种“罪”——至少是一种有罪的证明。所以，他们要贬低自身、贬低文化，以便尽快、彻底地走向民众，以实现“救赎”。别尔嘉耶夫评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时说：“如果我（指民粹主义者）是一个贵族、商人、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我就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只能把人民看作一支神秘的异己力量。他们是更高的真理承担者，我必须跪在他们面前。”这样的评论确实说透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由“出身”不好造成了底气不足，由底气不足造成了性格软弱，性格软弱就注定要寻找依附力量。民粹主义者依靠的对象自然就是农民大众，他们极力地讴歌劳苦大众，一方面是在弥补“罪过”，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未来的依靠。他们认为，罪恶的沙皇统治注定要终结，腐朽的贵族必将没落，只有农民大众才是未来俄罗斯的主人，他们要使自己迅速地溶入到人民之中。为此，他们不惜放弃贵族身份，放弃优雅、舒服甚至是奢华的贵族生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是真诚的，可贵的，他们要溶入民众之中、成为“人民”一员的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献身到了失去自我的时候，所谓的人民往往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放弃个*利和尊严的方式去换取“人民”的接纳，以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显然是一条歧路。
民粹主义者讴歌“人民”，崇拜“人民”，但他们讴歌和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人民”，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他们反对权威，却容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容不得“旁观者”。民粹主义者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