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来说，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既是他们最宝贵的人生品格，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和自由言说是他们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有了这些，他们足可以挺直脊梁，高昂头颅，无愧天地，根本用不着自责，更用不着靠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来“赎罪”；可是，如果丧失了这种独立性，他们即使低头忏悔，即使受苦受难，也无法拯救自己——悲剧在丧失独立性的那一刻就已注定。这，或许就是民粹主义悲剧之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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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柔软的自由（1）
――读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最近几年，谈论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不过很多都是从政治理论的视角来阐述的。钱满素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则从历史的视角切入，通过美国的具体历史实践来考察自由主义的确立和成长过程，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标本。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有特别的意义：这除了能让人从学理上领会自由主义的思想魅力外，还能让人看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一
站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去眺望北美洲的那片土地，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有着深厚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1620年，约翰？温斯罗普带领着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跨越了三千英里的大西洋，来到北美蛮荒，他们在登陆普利茅斯时签订的那份《五月花公约》就蕴涵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宪政和契约精神在这份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教徒既不想当奴隶，也不想当主子，“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是得救的外在迹象，因此以富裕为荣。同时他们又主张勤奋节俭，反对奢侈，两者相辅相成，就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无意中非常有利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
摆脱了英国的清教徒最初也是存有乌托邦幻想的，他们认为，自己跨越大西洋的迁徙之举是完成与上帝的约定，当踏上北美土地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就已经获得了独立，剩下的，就是创建“山巅之城”――按照《圣经》去构建教会和政府，引导人民服从上帝，勤奋工作。为此，清教徒最初的组织建立在三大契约之上：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天恩之约是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教会之约是信徒之间的约定，而公民之约是信徒作为公民在成立世俗政府时的约定。显而易见，在最初的契约中，宗教色彩十分强烈。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只有教会会员才有在政府中任职的权利。可是，到了移民的第二代，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大大减弱，清教徒的子女们对父辈视为特权的教会会员资格已经很不在意了。他们没有宗教体验可以汇报，不能取得会员资格。可是，如果不接纳他们为会员，他们的下一代又该怎么办？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日后又该如何维持？最后，美国人只好减低标准，在1662年搞“半途契约”，规定凡是会员的子女都能成为“半会员”，以使他们的子女能照样受洗，并有望成为会员。在教会不惜改变原则以迁就现实的时候，清教美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再也不能停下来了。清教徒“山巅之城”的理想在世俗压力面前失败了，可是一个迁就人性的良好传统却保留下来了。这一点十分重要。一个理论一旦被尊奉为万世不变的教条，那么它的思想活力也就丧失殆尽了，它距离被人们抛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确立，它意味着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下面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就是美国人两百多年来的共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身段柔软的自由（2）
《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到了1787年，美国人又以宪法的形式使自由主义思想体制化。
二
以宪法的形式将自由主义确定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仅仅是自由主义思想“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由主义显然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思想只有充分地经受得住自历史实践的各种考验，才能够真正地被后人认可。
第一种考验来自自由主义的内部。就在制定美国宪法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内部发生了“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其后又是联邦党与*共和党之争，最后一直发展为共和党与*党之争。在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中，一派强调建立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派则担心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催生*者，削弱州权，并进而侵犯公民权利。反联邦党人的这种担心其实联邦党人也有，于是，联邦党人允诺将《权利法案》与宪法同时通过，以确保公民权利不被侵害。这样，反联邦党人接受了宪法，第一次党争结束了。
在反联邦党人从政坛消失之后，美国内阁是清一色的联邦党人，可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汉密尔顿是开国之初最坚定的强大中央政府的倡导者，他在担任财政部长后，推行国家主义、重工主义和精英统治，极力将美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可是，在《独立宣言》执笔人杰斐逊的心中，农业与美德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代表农业利益，反对强大的政府，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虽然不相信人民能够直接治理国家，但相信人民有能力选出代表他们利益的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与汉密尔顿相比，杰斐逊接近民众，接近*。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杰斐逊回到了弗吉尼亚，组建了自己的党派――*共和党，这是美国历史上明确成立的第一个政党。
1800年，杰斐逊在竞选总统中胜出，政权在联邦党与*共和党之间和平转移。有趣的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是汉密尔顿为杰斐逊的当选做出了贡献。此举表明，两党的共识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一点恰如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在杰斐逊八年的总统任期内，他也确实接受了许多联邦党人的大部分政策。可以说，杰斐逊在政治上矫正了汉密尔顿的精英统治，可在经济上则使美国一直沿着汉密尔顿国家主义和重工主义的道路发展。由此可见，美国的两党历来就有既斗争又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
1812年，联邦党因为在反英战争中持反战立场而瓦解，*共和党有过短暂的“一党独大”时期，可是，到了1817年，安徳鲁？杰克逊带领着自己的人马从*共和党分裂出去，组建了*党，余下的*共和党则改成国家共和党，后又改成辉格党。*党更多地代表底层，而辉格党则更多地代表上层，*党代表南方利益，而辉格党则代表北方利益。此后，在南北内战中，*党因支持奴隶制而遭受重创，辉格党也适时淡出，北方成立*――共和党。至此，形成了美国共和、*两党相互竞争的格局定型，一直延续至今。
几次党争不但没有使美国政府土邦瓦解，而且还有效地整合了思想和政治资源：联邦权与州权的冲突以联邦的胜利而告终；南北冲突以奴隶制度被彻底埋葬、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工商业与农业的矛盾以美国的工业化实践而完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之争以精英的彻底妥协而告终。美国为这些争执付出过大大小小的代价，但有一点是足可欣慰的，那就是：所有争执的解决最终都有利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
身段柔软的自由（3）
三
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制，在经济上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这使得美国的社会发展高歌猛进，至20世纪初，它就已经跃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不会出现危机，也不意味着它奉为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就不会再遇到更为严峻的挑战。挑战就在眼前。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社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可如果分化过大就会出现危机。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可少数人的消费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不足以刺激经济发展。如此，就造成了产品积压，最终导致了经济大萧条。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出现在1929年，当时的总统胡佛近乎虔诚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所以他始终不敢迈出国家大胆干预经济这一步。在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政府不敢干预经济也就无力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于是，人民对胡佛失望了，甚至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动摇。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现了，他于危难之际大胆启动新政，从而给美国的自由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至6月间敦促国会通过了15个主要法律，其中包括银行紧急法、经济法、联邦紧急救急法、农业调整法、紧急农场贷款法、田纳西流域整治法、保险真实法、家宅贷款法、全国工业复兴法、银行法等。这些新政一方面开启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福利主义的大门――政府要直接地对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负起责任。
在罗斯福新政之前，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危机承担责任，也不认为政府应该负责人民的生活保障。在崇尚个人奋斗的国度，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原有理念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可以说，是罗斯福新政在扩大了政府职权的同时也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内涵。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罗斯福总统阐发的“四大自由”理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如今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新政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原有自由主义的理论底线，但是，罗斯福依然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他说：“我们说文明是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停地产生朽木。激进派说：‘把它砍了。’保守派说：‘别碰它。’自由派妥协说：‘让我们来修剪它，这样就既然不会损害老树干，也不会损失新树杈。’
就这样，罗斯福使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的古典阶段过渡到国家有限干预的现代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概念变得有些含混、复杂。好在美国人讲究实用，不那么教条。只要罗斯福能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人民就不会为捍卫所谓的“意识形态”而去打倒他，相反，在1936年第二次竞选总统时，他所到之处受到了“连他自己都感到过分”的热烈的欢迎。
四
自由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能在非常时期培养出非常之人以采用非常手段带领国家度过危机，比如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更在于它有着超强的宽容精神和试验品格，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存在，甚至还允许他们把思想付诸实践。这样不但可以让整个国家保持活力，而且也让人民对各种政治思潮有切实的比较和选择。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美国社会对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态度上。。 最好的txt下载网
身段柔软的自由（4）
19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原来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工业化导致大批雇工出现，他们没有土地，只能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成为“工资奴隶”。与此同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很多有识之士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一度在美国很有市场。在内战前的一段实践里，美国是一个乌托邦盛行的时代，正如爱默生所说：“每个读书人的背心口袋里都揣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些“理想社会的蓝图”当然与美国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如果是在专制国度，这些“不同政见者”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可是，美国人不这么干，他们邀请这些人到美国来“试验”。
1824年，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来到了美国，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花15万美元在印第安纳买下3万英亩的土地，改名为“新和谐”，开始建立他美好的公有制社会试验。在“新和谐”里，财产公有，决策*，所有的人在店铺里各取所需。医疗和教育当然也是公费的，文化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可惜好景不长，“新和谐”的内部就出了问题，大家对财产的使用争吵不断，生意亏本不说，还有人贪污。不到一年，欧文就被迫出售财产以维持生计，不到三年，“新和谐”就彻底失败了。
欧文的蓝图失败之后，傅立叶的“法郎吉”构想又吸引了美国人，于是又有美国人建立了34个“法郎吉”，当然最后也失败了。类似的试验一度层出不穷，可惜都失败了。对此，爱默生发问：小范围内尚不能实行，如何在大范围内实行？此后，乌托邦思想在美国失去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