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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品”除了造成“基层官员”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隔阂外，就是在“高级官员”之间也有恶劣影响。它造成了官员之间不恰当的攀比－－比出身、比学位甚于比工作成绩。晚清大臣左宗棠，因只是举人出身，虽功业盖世仍备受歧视。他当时位列军机大臣已是异数，但因不是进士、翰林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左宗棠咽不下这口气，在进军新疆平叛的途中仍连夜上奏，要求回京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士及翰林学位。慈禧太后接到上奏后，下诏称：战事紧急，主帅不宜请假，特赐左宗棠进士出身，并赏翰林，着以原职继续统兵平叛。左宗棠感激涕零，遂有抬棺进击、平定阿古柏叛乱之举。看看，当时位列军机大臣之高位的左宗棠，尚且不能超脱于“文凭”的诱惑，可见科举制所造“流品”之害人不浅。
如今，高校“扩招”早已成锐不可当之势，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等文凭所标志的教育等级已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相应的，“流品”意识也初露端倪。比如，许多单位招人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非“硕士以上学历”不能进入高校任教，非有“博士”及博士后学历几无晋升教授之可能。目前，受“流品”之害最剧者，莫若教育界。漫长的“学制”和刻板的教学模式，正在起着“逆淘汰”的作用，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考不出或不屑去考一级又一级的学位，大部分学位遂被一批死读书、读死书、专以应试为能事的人所占据。一方面，有学术潜质的人进入不了学术门槛，另一方面，能进入学术门槛、耗用学术资源的又多是庸才。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感，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拒绝招收研究生一事就是极好的例证。这种情形其实跟明清时代的科举制亦有类似之处，像蒲松龄这样有才华的文学家在科举的路上极端不顺，而许多进士出身的人却庸庸碌碌，学无所长。
四
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做过这样的批判：“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这段话切中科举制度之要害，“所学非所有，所用非所学”实在是科举制的一大弊端。检讨今天的中国教育，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端，显然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了。不断地有媒体披露，有英美人答中国的英语高考试卷，所得分数并不理想；王蒙等作家曾答过高考的语文试卷，所得分数也仅仅是“及格”而已。笔者在报纸上看到了今年山东高考语文的试题，其中的“白话文阅读理解”部分所出的几个考题着实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其中的一个是：说出“乡愁是一种文化心灵上的寂寞”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本身就把意思说得够明白的了，你还要考生怎么说？我拿这个题请教过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也答不上来。命题者给出的答案是：“故土文化的失落会造成人类心灵的寂寞，乡愁由此产生。”看到这个标准答案后，我哭笑不得，这就叫“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更让人费解的是，“乡愁”的产生跟“故土文化”是否“失落”没有必然的联系。思念故乡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情感，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我离开了老家内蒙古，时不时地就想家，思乡，这很自然的，跟内蒙古是不是在刮沙尘暴没有必然的联系，草原文化没有失落，我也照样产生“乡愁”。如果一个人非得等“故土文化”“失落”了才产生“乡愁”，那就像非得等父母死了才想起尽孝一样，都虚伪得很。最关键的是，我实在想不出考这个题的目的何在。今天的考生不论日后是当报刊的编辑，还是当中文系的教授，还是当著作等身的作家，他都用不上这样的“理解能力”。这些不都是典型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吗？语文和英语试卷出现了“所学非所有，所有非所学”的现象，其他试卷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难说。当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着如此怪异的试题时，我们难道还不能嗅出一点科举制度僵尸腐臭的气味吗？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5）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在纪念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一定要警惕科举制度借尸还魂！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已经出现了种种和科举制度类似的弊端，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设法加以解决。
中国的现代教育再也不能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了！
五
本文写就之际，我读到了杂文家张心阳先生发表在2005年第6期《杂文月刊》（原创）上的文章《邪门的教育》，深有感触。我上面的文字主要是针对目前的高考、高校所发的，而张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学教育，为补充计，容我转述张文的大意，并节录其精彩段落。
张心阳在文章中说，他的女儿读初三，语文寒假作业中的一些题目极端邪门。他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生日书》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满是书籍，却常读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也。”出的题目是：这段话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这句俗语是什么？其中的两个字形相同音不同，请写出这句话。
其二，《人类需要梦想者》一文讲述的是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图私利的品德，其中有这么一段，美国记者到居里夫人的试验室采访，居里夫人说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镭的所在地。记者问：“法国有多少呢？”“我的试验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吗？”“我，啊，我一点也没有。”题目要求从下面四句话中选一句填入横线处。这四句话是：A、“这一克是属于人类科学事业的。”B、“这一克是属于法国的。”C、“这一克是属于实验室的。”D、“
这一克是属于比埃尔？居里和我的。”
就这两个题，张心阳问了“五位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第一题没一个人能答上来。第二题五人答A，两人答B，所答全错，因“第二题的标准答案是C”。
张心阳先生不禁愤怒，写道：“我们的教育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真让人为之愤怒又伤悲。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并不是好好培养人才，一切都不过为考试服务，以考住学生、拉开分数档次为目的。至于学习的内容是不是与真理常理相违背，是不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是不是有助于开启和开拓学生的智慧和思维，是不是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似乎不在教育者考虑之列。”“如果说孩子们豁出命来学习，学到的都是有用的东西，也还算没白辛苦。可是当看到上述几道题时，我们将作何想？这简直无异于剥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谋杀。被毁掉的当然远不止他们现在的岁月，还有他们的未来。”“学生们其实是在与一些垃圾知识为伍，是在垃圾知识里东奔西突，是在同垃圾知识战斗。我为他们心痛，也为我们的教育体制伤悲。”
感谢张心阳先生的文章。以前我单知道在高中、大学教育中存在“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如今才明白，这流毒早已开始侵害中学生了。小学生所学，是不是也有“垃圾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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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救救孩子！（1）
忠奸之谜如何破解
李陵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李陵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大约是因为遗传的原因，李陵“善射，爱士卒”，曾带领着八百骑兵，“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不久，“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数岁。”可见，李陵是个难得的将才。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刘彻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三万骑兵攻打匈奴，嫉贤妒能的李广利不让李陵带兵打仗，却让他管理后勤辎重。报国心切的李陵遂直接向汉武帝请命，“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于是，他带着五千弓箭手“出居延北千余里”，在浚稽山与匈奴遭遇。单于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的五千步兵，李陵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坚持了八天，退到了离居延不到百里的地方，可是李广利的援军仍未赶到。“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李陵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以五千步兵抗击匈奴骑兵八万人近十天，“杀伤匈奴亦万余人”，浚稽山之战可谓虽败犹荣。事实上，李陵的骁勇亦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也就是说，李陵成了单于的女婿，地位十分尊贵。
可是，汉武帝刘彻对李陵的投降之举非常恼火，遂“族陵母妻子”——把李陵的老母、妻子、儿女都给杀了。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汉武帝下狱，最后施以宫刑。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李陵事件。
李陵事件之所以一直让后人念念不忘，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的做法太残暴了，更在于这里面涉及到了对“忠”这一价值观的不同读解。而对“忠”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一种几乎恒定的价值冲突，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这种冲突不仅在思想层面上困扰过很多人，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酿造了不少悲剧。鉴于此，我姑且称之“李陵困局”。
汉武帝刘彻理解的“忠”与李陵理解的“忠”显然是不一样的。汉武帝理解的“忠”很简单：你既然是汉将，就应该为汉朝作战，作战失败了，你就应该战死；战死了，杀身成仁，你就是烈士，你的家人就是烈属，我会给烈士以荣誉，给烈属以抚恤。相反，如果你战败投降，那就是背叛了朝廷，你对朝廷不仁，我就对你不义，所以，“族陵母妻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陵理解的“忠”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按司马迁的解释，李陵之所以投降匈奴，是在不得以情况下的一种保全之策，目的是为了以后寻找机会继续报效大汉王朝，有忍辱负重的意思在里面。我比较认同司马迁的解释，作为一代名将，李陵作战勇敢，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战死疆场或战败自杀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他之所以选择活下来，就是因为心有不甘，想着日后翻盘，一来以雪自己当年战败之耻，二来以报君王的信任之恩。据《汉书》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说：“假如汉朝当时能宽恕我的兵败之罪，保全我老母，给我以洗雪耻辱的机会，我也许能像古人曹沫那样，逼迫敌人签下和平条约，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记的。可是汉朝将我一家满门抄斩，我还有什么牵挂呢？这些话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说出来不过是希望您理解我罢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呜呼，救救孩子！（2）
实际上，投降匈奴之后的李陵并没有“掉转枪口”带兵攻打汉朝，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汉朝的事。他在匈奴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都是在消极度日，他以一种与单于“不合作”的态度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汉武帝屠杀他全家一事成了李陵心中永远的痛，他本想报国，可“国”已视他为敌；他本想寻找机会回家，可家已被彻底毁掉。无家可回，有国却又不能报，家仇与国恨的对立深深地纠缠着李陵。灭族之痛让他失去了对汉朝的归属感。史书记载，李陵曾在送别苏武的宴会上起舞而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句话，如果不是汉武帝株连无辜，屠杀李陵全家，李陵对汉朝的归属感就不会丧失，他再次为汉朝效力的机会就依然存在。可惜的是，汉武帝非但不信任李陵，反而认为李陵之举让“朕”很没面子，遂视他为敌人，并迁怒于他的家人。由此可见，下属要与上司取得心理默契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呀。有时你以为你是在“为工作考虑”，“也是替领导分忧”，“是帮忙”，可人家上司偏偏就认为你是在“找碴”，是在“添乱”，你能奈何？
李陵事件所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在必败的战局面前，作将军的难道就只能杀身成仁吗？难道就只有“以死谢君王”这一条路可走吗？难道就只有战死才算“忠”吗？难道做战俘就是“大逆”了吗？
显然不是。孟子就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意思是说，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不死，这时如果去死，反而是对勇敢品格的一种伤害。可见，即便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个人也还是有选择空间的，以身殉职当然是一种选择，是“忠”的一种表现，而战败被俘也是一种合理选择，并不就是“大逆”。这两种选择都是成立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屈突通的故事来说明。屈突通原是隋朝的大将，镇守山西永济。他率兵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派兵围困。唐军派他的家僮去劝降，屈突通不肯降，把家僮杀了；唐军又派他的儿子去劝降，他仍不肯降，还用箭射他儿子，说：“以前我和你是父子，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敌人了！”后来，京师陷落。唐军再去劝降，曲突通就投降了。投降之前，他下马向着东南方向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可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的画像就是其中之一。屈突通当然是忠臣，不过他还有比普通忠臣更值得嘉许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忠”的理解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