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新证》，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爱红”史感慨万千，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红学”的炎凉浮沉。“红学”一度成为“显学”，甚至刮起过“龙卷风”，但其最显赫时，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近些年“红学”似又相当地“边缘化”了，虽说这也许能使“红学”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红楼梦新证》，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红学”的各个分枝，更闹不清“红学”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红楼梦新证》作出理性的评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红楼梦》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
８０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新证》中，将高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就此点而言，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
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深为震动，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现在所传世的种种《红楼梦》版本，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绝不是要脱离对《红楼梦》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红学”“正题”的轨道，去搞“烦琐考证”，恰恰相反，通过严肃的探究，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举例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关于李纨的故事，也就是那么个样子，那么，我们对李纨这个人物的理解，也许便不难简单地定位于“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三从四德的礼教的牺牲品”，其实在八十回以后的真故事里，她将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生存状态与性格侧面，她抱着“人生莫受老来贫”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啬虚伪，在贾府大败落的局面中，将演出自私狭隘却也终于人财全空的惨剧。这再一次显示出，在曹雪芹笔下，几乎没有扁平的人物与单相发展的命运。高鹗的续书是否政治阴谋姑且勿论，他将大部分人物命运都平面化单相化地“打发”掉了，甚至于把贾芸这个在贾府遭难宝玉入狱后将仗义探监的人物，歪曲为拐卖巧姐的“奸兄”，诸如此类，难道不应当扫荡烟埃、返本归真吗？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2）
十二岁时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９０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我写了一些细品《红楼梦》艺术韵味的《红楼边角》，写了几篇人物论（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显家的、赵姨娘等），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称是从事“红学”中的“新分枝”的“秦学”研究；因为我的“正业”是写小说，所以又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去岁冬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红楼梦的真故事》。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红楼梦》一书在流传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周先生在节目中说：“我一生研究《红楼梦》，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此言乍出，我颇吃惊。周先生从事“红学”研究半个世纪了，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新证》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红学”家观点颉颃处，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其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还有主持编撰《红楼梦辞典》，等等学术活动，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全无“学术面孔”，出之以“通俗评话”衣衫的《真故事》呢？
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真故事》，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此五十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秋肃春温，花明柳暗，所历之境甚丰，而为学之功不立；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其实他五十年的“红学”研究，已俨然历炼出了如钢的风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吴组湘、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前辈相继谢世之后，像周先生这样“痴情未已”的“红学”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这本看似平易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红学”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五十年辛苦不寻常，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当然，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
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他身体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而耳朵也近乎失聪，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不得不对着他嚷，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在周汝昌前辈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之际，我感谢他在我十二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红学”著作，滋润了我亲近《红楼梦》的心灵。我祝贺他有一个以完整的《真故事》为标志的“五十硕果”，并祝他将自己的学术轨迹，延伸到新的高峰，给我们讲述出更多更细的真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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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弓射鹄志锐坚
——读周汝昌先生《红楼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没有意义？我以为，如果单只是就祖籍论祖籍，纵然写出大部头宏著，论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贯，打个比方，也就好比是拉个满弓，显示超人的气力，属于杂技性的表演罢了。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却好比是立了明确的鹄的，满弓拉起，飞箭出弦，直逼鹄心，这里面当然含有高超的技艺，但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种执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红楼家世》一书，副题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这副题把其满弓所射的鹄的，清楚地告知了读者。周先生射出的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鹄心？一共中了多少环？我以为很有几箭射中了鹄心，总环数很不少，成绩斐然。当然，大家可以各自评定，抒发己见。关键是，周先生以入８５岁的高龄，满弓射鹄志锐尖，令人感佩，引人瞩目。
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涉及各个“红学”分支，而用力最多的，当属“曹学”。在这个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证，甚至要穷搜细辩，于是有人远远一望，便大不以为然，指斥为“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属于烦琐考证”。读《红楼梦》当然不能离开其文本，但《红楼梦》的文本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巅峰结晶，并且极其独特，对其解读不能图省事，走捷径，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固然可以引为借镜，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的理论来抒发自己读《红楼梦》的审美感受，颇能启人，但终究还是给人附会之感；中国以往的文论，当然更可以用来作为解读《红楼梦》的工具，脂砚斋批书，就使用频仍，但因为曹雪芹的笔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国文化的性质，因此以这些工具来衡量，往往也力不从心；这就说明，要解读《红楼梦》，到头来还是必须彻底弄清曹雪芹写作这部伟著的时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文化习尚，这也就必须攻史，举例来说，不通史，怎么能读懂“义忠亲王老千岁”“坏了事”以及“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内涵？而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往往是“胜利者写的”，比如雍正在与其十几个兄弟争斗王位的斗争中终于胜出，那么，他就要改写甚至删削康熙时的大量记载，乾隆虽是和平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实行皇族亲睦的怀柔政策，但没想到权力斗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再怎么不愿出事，也还是发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断麻利地处理了这一政治危机，他胜利了，于是，他采取了销毁相关记载的“留白”史笔，今人要弄清那时的真情实况——这对研究《红楼梦》文本至关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是这个时期，《红楼梦》中贾府的大悲剧展开的时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后——还历史真面目，“补白”，不搜集资料，作细致研究，那怎么能有成果？这样的“烦琐”，是面对鹄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这部新著，不仅体现出他对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熟稔，还有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饱学与融通，更凸显现出了他治“曹学”的完整体系，就是把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内来加以研究，何谓“诗礼簪缨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积累如何承传到了他的笔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辈如何从南方迁播到北方，后来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从丰润迁往铁岭腰堡并在那里被俘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闰月四月二十六日……等等，这些“曹学”文章绝不是些拉弓无鹄的花架子，而是整合为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钥匙。有人质疑这样的研究是否以“历史”取代了《红楼梦》的“本事”，甚至认为这样研究是不懂得小说属于虚构的产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中就明白写出，“至于穿插拆借、点缀渲染、乃小说家之故常”，后来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从生活素材到小说文本必经加工改造虚构渲染的讨论前提。英国人研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认为那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并从狄更斯生平史料出发，解读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如果我们不以为怪，为什么一到研究《红楼梦》时，指出其具有自传性质，利用史料与小说文本互证细考，就如此地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为研究“曹学”的体系，在这本书里满弓射鹄，收获极丰，如全书最后一篇２００２年新作《青史红楼一望中》，从史实上论证了“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又以此为钥匙，精确地解读了《红楼梦》第三回里金匾“荣禧堂”和银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生活依据与深刻内涵，像这样以鞭辟入里的探究所奉献出的钥匙，对热爱《红楼梦》的读者们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学术礼物吗？
“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谁也不能垄断。周先生在自序里说：“错谬不当，诚望指正——摆事实，讲道理，举反证，揭破绽，有利于大家共同勉励求进。”周先生目前已经近乎目盲耳聋，又痛失老伴，仍以铮铮学术骨气，锲而不舍地奋力拉弓射鹄，他还特别能够提携后进，鼓励创新，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拜读《红楼家世》，真有早春幽谷中忽见老梅盛开的感觉，这样的老梅堪称国宝，愿树长在，花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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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之死（1）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红楼梦》第十三回
１
没有月光，没有星光，宁国府里的天香楼，被墨汁般的黑夜浸泡着，刮起了风，天香楼外的大槐树摇动着只剩残叶的枝条，把夜的黑波搅动得如同大海中的浊浪，天香楼便更像是一只遭遇海难的大船，任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