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办旨在团结包括中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中国女人，197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3）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各国朋友友好的交谈了。现在，我又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沉默的巴金又复活了。
他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敢怒不敢言的“牛鬼蛇神”，他是一个有胆有识，有骨气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
———柯灵：《〈随想录〉三人谈》
A，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自己1952年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前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会存留迄今。
B， 巴金读到这里，心仍然在流泪。他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后，已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获悉了彭德怀的近况。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C，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脑际中始终都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
D，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吃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自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老人少见的震怒之时，报社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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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1）
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6日夜11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 好！
芾甘
1952年3月6日北京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第一次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时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存留迄今。当初他在北京和朝鲜不知给萧珊写过多少信，可是，在历经大难之后，巴金没想到这封家信竟然还能幸存。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见到给萧珊的信，巴金就会想起亡妻。他已经暗下了决心，他没有忘记萧珊临死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巴金知道他既想好好生活下去，就要以坚韧的毅力忘记苦难的过去。然而，他力求自己在新时期到来的日子里，尽量少去回想往事。然而往事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仍然顽固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巴金越是不想回想萧珊，妻子的影子越是在他的眼前萦绕；事隔多年以后，当他再看到入朝前写给萧珊的信时，巴金的思绪又情不自禁飞回那难忘的抗美援朝年代。。。。。。。。。。。。
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