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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刚到衡州就去拜访了衡州知府陆传应。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整整低了五级，但他不仅没有以高欺下，还和他称兄道弟。曾国藩的平易近人让陆传应受宠若惊：谁说这位二品团练大臣不好相处，看来，以前的风言风语只不过是谣言而已。
曾国藩的弯腰换来了和睦一片，二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很快成了好朋友。
陆知府慷慨地借给曾国藩10万两白银给湘军做军饷，全力支持他编练新军。
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他可以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了。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接下来就要选择合适的训练场地了。
在衡州城小西门外的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它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练兵勇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地。曾国藩便把从长沙带来的一千多名团勇驻扎在这里。
曾国藩在衡州处处小心谨慎。就说他的“署衙”吧，刚开始想用“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这个名称。后来感到不妥：皇帝诏书写的是“帮办团练大臣”，“帮办”二字，定下了主从关系，湖南的主角是骆秉章，而且团练不是军队，统辖湖南湘军就更不妥了。为了不授人以柄，最后决定还是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
招牌没有改变，但曾国藩的主意与在长沙时可大不一样了。他不再蛮干，不再仅仅做维持地方治安的刽子手，而是下决心要练成一支劲旅，做惊天地、泣鬼神的男子汉事业。
72。自己的队伍最牢靠2
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八月到达衡州，到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正月从衡州出征时结束，曾国藩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用五个月时间练就一个劲旅，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曾国藩自从有了要成就一番伟业的想法之后，便踌躇满志，恨不得马上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任何事都要慢慢来，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功亏一篑。
想练成一支劲旅，上必须有人支持，除了有地方官员的协助外，还必须有得力的官兵。
虽然在长沙办团练很不爽，但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于是，特意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练的具体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曾国藩希望用这种方式的“屈服”能换来他全力支持，如果不能如愿，至少不给自己穿小鞋也就相当不赖了。
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陈士杰等人各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前来共谋大计。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一下子感到很疲劳，在床上躺了一下，却怎么也不能合眼。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呢？他在心里盘算着，要想成就伟业，就必须有一支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人数上不能太少了，就凭现在这一千多号人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如果扩勇，肯定会立即引来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它九省帮办团练大臣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超过二三百人，湖南这一千多人已经是最多的了。再说这1000多人的饷银、器械全靠自己解决，已经走上了绝路，如果真的编练大部队，经费问题更难以想象了。
曾国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虽然十分劳累，却毫无睡意。
好在他发出的信有了回应，这些烦人的问题也有人可以共同商量了。
首先是李元度应邀到来，还带来了500名新招募的平江勇。然后，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高兴，他认为衡州是他和自己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
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曾国藩的大问题。有了钱，事情就好办多了。
曾国藩接着又写信给骆秉章，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帮忙练勇。这个请求不损害骆秉章的利益，骆秉章也不想与曾国藩搞僵，毕竟这位团练大臣顶着二品大员的头衔，于是爽快地同意了。三人便一同来到衡州，曾国藩见人才济济，心中异常欢喜。
不久，曾国藩在衡阳也招募了大量的团勇，结果，所有的团勇加起来达到了5000人，于是曾国藩就把他们分为10个营，分开训练，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人为营官。
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银子兑现了，官勇们操练都很有劲头。于是，衡州城外那块荒废多年的演武场上，整日炮声隆隆，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杀声冲天，引得大人小孩前来围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操练地如此勤勉的军队了。
曾国藩还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军事条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在军队中，严明的纪律是战斗力的保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曾国藩深深体会到：嘴上说的，纸上写的都不牢靠，只有做出来才是最实在的。 。 想看书来
73。杀鸡给猴看
经过严格的训练，两个月后，这支由新募勇丁组成的部队，在阵法、技艺上都快速提高，曾国藩对此非常满意。
此时，江忠源来信说：自己现在奉皇命任湖北按察使，前往江西*太平军。而太平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希望曾国藩能够赶快练就一支能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队前往江西支援。
接到信后曾国藩大喜，心想自从出山帮办团勇以来也有好几个月了，这些湘勇以前打过几次仗，可对手都是小股土匪、会党，从来没有跟真正的长毛交过手，他们究竟能不能杀敌立功，曾国藩还没有把握。现在机会来了，他的这些湘勇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还得拉出去溜溜。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情急之下，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江忠源向湖南发出求援请求。骆秉章请曾国藩拨湘勇前往江西救援。
曾国藩决定把新练的军队派到前线进行实地作战，便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3000多人前去救援。
不久，捷报频传，派去的各营均有战功，杀敌无数。然而，正当曾国藩沾沾自喜时，南昌城下却传来凶信：罗泽南一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后续湘勇却见死不救，临阵逃脱。后续的部队主将便是金松龄。
这件事让曾国藩怒气冲天：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见死不救。败不相救的情况在清军中，屡见不鲜，也是清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种陋习发生在了自己的军队中，如果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严肃军纪，曾国藩含泪在演武坪斩杀了金松龄和相关负有连带责任的湘勇。这种做法无疑有杀鸡给猴看的嫌疑，可无规矩不成方圆，金松龄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撞在了刀刃上。
真是，古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现有曾国藩含泪斩金松龄。经过金松龄事件之后，湘勇犹如铁通一般，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74。抓住契机变革军制1
经过江西的这场战事以后，曾国藩认识到：不仅大清八旗、绿营军无法和太平军抗衡，就连自己辛辛苦苦操练的团练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呢？曾国藩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练就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这一重大问题。
曾国藩认为：要想练就一支劲旅，就要严肃军纪，杜绝*，提高每一个士兵的实战能力。他虽然总结了一些作战经验，但是到底怎样练就一支劲旅，心里也没底，毕竟没有可以效仿的先例，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了，一步一步慢慢来。他决定从军队管理制度着手，打造全新湘军。
对于骄纵八旗军、绿营军的*，曾国藩有很深刻地认识，这些贵族军队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认为：在和太平军交战时，绿营军兵与兵不熟悉，将与将不和，造成了互相忌妒，败不相救的风气，以至于只知道投机取巧、掉头逃跑。
这种局面的形成和清政府实行的军事政策不无关系。
因为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所以后来的历代朝廷都采取措施，各省兵权、财权、行政大权统归中央，这样弊端渐渐暴露出来，一旦遇到战争，临时派去的指挥官、各地抽调的军队直接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自然大大被削弱了！在这种制度下，八旗、绿营也难逃厄运，再加上*，打仗不败才怪呢。
针对这种现状，曾国藩不顾大清的法律，在团勇内部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在招募新兵方面，曾国藩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德”放在了首位，其次要求士兵要忠恳、质朴、身体健壮。如果品德不好，就是有再好的身体素质也是白搭。
所以，山村朴实无华、老实巴交的农民成了他的首选。这种乡下人一旦认定了主人，就会终身心甘情愿地为主人卖命，曾国藩的湘军需要的就是这些忠诚的人。
而对于那些散兵游勇和油腔滑调的小混混，一概不收，因为这些人品德不好，今天可以为你效力，明天没准就成了你的敌人，在他们的脑海中就没有忠诚二字，再说，这些人很难管理，还爱招惹是非，引起争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啬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他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所以，在选拔军中带兵之人时，除了能吃苦、不怕死、不势利、有管理才能外，他更看重的是“血诚”。
忠诚是一个士兵最起码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忠诚，就不配当一名士兵，更没有资格当一名军官了。一个不忠诚的人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在你身边爆炸，试想，如果让这样的人带兵，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所以，湘军军官大多是外表木讷，而心志高远，没有沾染当时浮华社会风气的血诚书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给军队带来一种全新的风气。另外，所选将领除血诚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
75。抓住契机变革军制2
其次，在军制方面，晚清时期，绿营军采取的是世袭制，捧着金饭碗吃皇粮，过着安逸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没有了积极性，绿营军*堕落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曾国藩要彻底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优胜劣汰，行就上，不行就靠边站。既带动了兵卒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为了消除绿营兵在作战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导致军心涣散的弊端，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初，即实行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勇丁们受到营官挑选的恩德，如同受到私人恩惠一样，一定会忠心报答，打仗的时候就会共生死，同患难。
这样，湘军在体制上形成了浓厚的家族化色彩，一级服从一级，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带有很强的儒家文化色彩，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另外，针对当时清王朝军纪败坏，民间甚至有兵不如匪的情况，曾国藩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严厉的军纪，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明令湘军禁止吸鸦片、赌博，一度连喝酒划拳都在禁止之列。
在吸取了武昌战役的教训以后，曾国藩在练新军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
如果一个团队的力量不能集中到一起，就犹如一盘散沙，这个团队自然也不会太出色。一个团队只有团结到一起，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会取得成功。
人心齐，泰山移。军队内部同样需要团结一致。
所以，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地向士卒讲说团结的重要性，告诫他们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然，他也向士卒讲说做人的道理，要他们勤于操练武艺，在国家危亡之时建功立业等思想，像他这样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在历代的名将中也是少见的。
还有，曾国藩为湘军规定的饷章与绿营军相差极大，他认为良将精兵是国家的命脉，所以，湘军的军饷比绿营要高得多，高军饷也许是湘军能迅速崛起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湘军的饷银士兵每月是6两，营官的月薪是每月260两，分统、统领月薪是400两至520两，统带万人以上者月薪650两，这个数字仅是规定而已，加上办公银、训练费等，实际上更多。而绿营军的待遇却很低，守备部队每人每月只有一两银子，作战的军队是一两五钱银子，骑兵每月是2两银子，军饷本来就少，加上咸丰年间货币贬值，这点可怜的军饷根本不够吃饭，绿营军只好经常靠离营做生意赚钱养家，根本没把心思放在打仗上，所以这也是绿营战斗力极低的一个原因。
为谁卖命不是卖命，有钱就是娘。这样一来，当时的穷苦农民，甚至有功名的秀才等都冲着这高待遇，争着投奔湘军而来。看来，适当的金钱奖励，无疑是调动军队战斗力的一个绝招，曾国藩是深谙此道啊。
曾国藩认为要练就一支能和太平军想匹敌的军队，最重要的就是改“兵为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