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悠咽，单簧管嗡鸣，第一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埃里松还写道，孟托邦将军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是谁呢？看起来，作者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以后，埃里松带着他的孙女到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庭园散步，他非常无意地把一堆小枯树枝点燃，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看护人。埃里松注意到那人带着一枚中国远征勋章，他就是那个没运气的炮手迪博斯克拉尔。这个老实人还记得与孟将军在一起的情景。他说后悔当时把自己的钱财扔掉了。他的一个炮兵战友从中国弄回来值30万法郎的宝石和珍珠，那人现在在歇尔省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的确，炮兵有方便条件，可以把他们的战利品藏在炮弹箱里，放在马匹拉的军需车里。
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四十八小时。
保罗·瓦兰是孟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孟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对圆明园一拨又一拨洗劫的情况。他竭力挽回法国人在此事件中的荣誉，而且显然想把英国人牵扯进去。
让我们听听保罗·瓦兰的叙述：
“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个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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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4）
“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花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的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保罗·瓦兰上校肯定地说，大家“在那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堆里走来走去，对任何东西都没碰一下。这是孟托邦将军的正式命令”。之后，他们一行人走到“一个岩石和假山环绕装饰起来的人工湖边”。有一座桥架在人工湖的供水渠上。跨过桥，来到第三座宝殿，它更小些，但里面非常高雅。作者大胆地设想道：“按照这个殿的大小、装饰和陈设，大家会想到，生活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皇帝，对于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来说，应该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世俗之人”。再往后就是皇帝和皇后的接见厅和起居室以及裘皮和衣裙存放间。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不需要再去描绘那些宫殿里面的东西。要去形容那些物质的和艺术的珍品已感词穷。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时那个景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依保罗·瓦兰所说，在他们初次巡访的那天上午，直到十点钟的时候，被拿走的东西还不多。但是，这些巡访者的赞美之情很快就被一种“较为粗俗的感情”所代替，也就是“对看得眼睛发直摸得手心发痒的各式各样的财宝的占有欲”，塔克西尔·德洛尔如是说。保罗·瓦兰还提到，孟托邦将军曾允诺各部门长官每人可“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作纪念”。他承认“贪欲”旋即就像脱缰的野马，先前安排海军陆战连队担任皇宫值勤任务，已经显得不够用。后来连值勤的官兵也抵不住诱惑！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贪欲比诺言来得更有力。抢掠就这样开始了。
保罗·瓦兰在为他们的行为做解释，找理由，也在为他们的行为开脱。而英国人活该倒霉，忘了会合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没能赶到现场应该受到谴责。
“大家觉得，这些财宝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征服得来的果实。我们是如约的捷足先登者，换成英国人，风度也不会那么优雅……。应该等他们来一起平分秋色，我们这样对待他们，而他们是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
保罗·瓦兰提到了英国人对河西务和张家湾的抢掠，当时我们的英国盟军并没有请法国人参加！法国兵因此而抛开了最后的顾忌，“个个欣喜若狂，打心眼里觉得这个所有权是无可争议的，而对它的行使容不得再迟疑，也不可再拖延”。
如果相信他的这些说法，那么抢掠行动完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开始的。
保罗·瓦兰和埃里松伯爵一样，也对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抢掠的方式方法做了对比，他把这次大抢掠称为“大搬家”：
“于是开始把圆明园的东西往外搬，但只是部分地搬，与英军必然采用的搬法非常不同。他们的习惯是无论在哪儿，只要他们能做到就全部搬走；而我们的士兵与其说是谋求私利的抢掠者不如说是挥霍者；他们在自己庄严的旗帜下，永远不忘廉耻心，他们拿到的财宝还不到他们可占有的十分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当时他们可轻而易举地敛取一笔财富，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要发笔大财”。
保罗·瓦兰的辩解，全部都是为了消除犯罪感和开脱罪责。他甚至这样写道：在那种情形下，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对某样东西手下留情就是德性”；正因为这样，法军显得“真的很无所谓”，因为他们并不是把所能拿走的东西全部带走！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5）
保罗·瓦兰之所以执笔写作，可能就是为自己辩护，就是试图为个人开脱。这一点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
他还谈到一件事：一名军官（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用蜡烛照明，发现了一个昏暗的殿堂。
“当时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极为精彩的场面！殿的左右两侧各立着一装饰绝妙的祭坛，祭坛上和旁边摆着精雕细刻和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香炉、烛台和纯金制作的大花瓶。其中一个祭坛中央有一金质遗骸盒，镶嵌着绿松石，因年代久远而泛着绿锈。盒里装着一尊黑石偶像，头部是动物—狼或者狐狸—的脑袋。盒上写有汉、蒙、满、藏四种文字，说明那是一个大军事头领献给某个死去千年的皇帝之物。遗骸盒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圣杯状的人头骨，莹莹烁烁地闪着宝石光……”这是皇帝个人的祭拜堂。
保罗·瓦兰继续向我们叙述他在圆明园的巡访情况：
“圆明园后边是一个更大的湖，周围有三座建筑物：右边一个为文源阁，里面收藏着大量的文书档案和中国墨盒，还有一些艺术品；另外两个建筑物里全是贵重的家具和织物。随后进入一大片渠、湖、山组成的迷宫，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工修造的，其中散落着一些配殿，因长期无人居住，改做了仓库”。
最后他还提到，在一个著名的欧式宫殿，即乾隆年间由郎世宁和蒋友仁神父主持建造的，仍隐约可见挂过的壁毯残迹：
“在这些宫殿中，有一个殿是按照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建造的，好些房间饰满了巴黎戈布兰花毯厂生产带有法国徽章的花毯；这些戈布兰花毯是1767年法国王室送给乾隆皇帝装饰欧式宫殿用的。墙上挂着亭亭玉立的法国宫廷美女肖像，下方还有她们的名字。但是，花毯和画作都已破损、撕裂，好像是被遗弃很久了”。再远处，有一座很大的宝塔，塔上有许许多多小塔，宝塔内摆满了奢华的祭品。里面还存放着一件精美华丽的铠甲，头盔上镶有一颗象鸽蛋那么大的真珠。有那么一件铠甲送给了法国人的皇帝，但没有珍珠，路上丢失了……。
这个宝塔对面有个殿，已经改作库房。里面的丝绸布料和丝绒绸缎衣袍不计其数，衣袍上面均用金丝线挖花织制，且镶有五条龙，那是皇帝的专有标志。然后是皇帝傧妃的后宫，坐落在一个大湖的湖边。“所能想到的最罕见、最珍贵、甚至最奇特的属于女性的幻想和优美，集此一身”。
保罗·瓦兰的文章以这一优雅的语句作为结束。他的记述既有对形势环境的描写，也包含着一些有教益的东西。
工程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是1903年他死后发表的，其中说到圆明园里还有许多地方都没能搜索到，特别是一些庙宇，那里面珍藏着很多用宝石镶嵌的偶像。他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将近半夜，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牵着几匹骡子进了皇宫，把在未搜索到的地方偷的物品往骡背上放，有人算了算说那人甚至搬了两趟。但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那桩魔术般的事件：10月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三分之一财宝，在皇宫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二百公尺远的路上，楞是被人搬走。不幸的是事情无可怀疑，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这是被人看到的。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可能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
贝齐亚上尉提到的那位“军中有身份”的人是谁？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保罗·瓦兰上校。那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又是谁？
夏尔·米特雷西则力图尽量缩小劫掠行动的规模。他肯定地说：“每个人只能拿自己的那份东西，以能够带走为限，每一份东西都很少”。他还说，士兵把余下的贵重丝绸拿来当包袱布用的情况并不多。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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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6）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
“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事件发生四十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工夫的事儿。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两万五千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硬币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店和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可以与保罗·瓦兰的证词联系起来看。阿尔芒·吕西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9月1日进入天津时他就有明确的打算，他承认在天津什么都没买，打算以后再说……他写道：“要是说有抢劫的话，我只是在对北京掠夺之后或者说在那期间，搜罗了一些小玩艺儿。那样比较不费力气。此外，我觉得实在漂亮的，就捎带弄上两三件皮货和几件瓷器，否则我是不要的。大家都说那几天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阿尔芒·吕西一看见圆明园就开始赞叹：
“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三千万法郎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瓷器、青铜器、雕像中总之是在珍宝财富中倘佯！我想，远自蛮族对罗马的洗劫以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样好的东西”。
“见鬼！我怎么突然跟你讲起后来这些事？”他在10月7日给他的“好爸爸”（他是这样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