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
“见鬼！我怎么突然跟你讲起后来这些事？”他在10月7日给他的“好爸爸”（他是这样称呼的）的信中这样自诘道。我们理解他的困惑，因为他要讲的都是些微妙敏感的话题，而他这个人又天真得出奇。
阿尔芒·吕西陪同孟托邦将军进入御座宝殿，“绝妙的雕刻品”、几百年的景泰蓝大花瓶以及“精美的青铜器”，比比皆是。他肯定地说，他看到巴特尔准将及其手下的军官毫无羞耻地、自顾自地、“毫不客气地搬东西”。一项他先称之为“艺术性娱乐”活动，很快就变成“具有传染性的”活动。比如，他眼看着一本封面烫金镶着宝石的书，还有一些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一转眼就不见了。他还谈到安在宝殿旁边的小祈祷台正中央的一个纯金小宝塔，它上边的宝石和真珠都被抠走……说是防备丢失！
接着，他又进入另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御座大殿，四周是小陈列室，其中一间满是首饰。一个司令部（他避免提孟托邦的名字）的上尉和他自己，每人各拿了一只“很难看”的表，这还不算，他又无所顾忌地拿了“几枚中国砚台，也就是御用墨宝”。阿尔芒·吕西和另一个英军翻译官共同瓜分了一本用朱笔批写的文书，那是皇帝的亲笔批示。后来他将此物丢失！他继续“踅摸”东西，终于弄到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象牙的。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总之，每个人都弄到自己的一小份东西，可惜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谁都没能拿得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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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7）
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踅摸”东西。他向他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
“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这是士兵们的一种奇怪的乐趣，他们在挑选东西时表现出极为荒唐的癖好。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再远处是一座丝绸库房，我回去给你看看从地上拾起来的四块货样。齐脚踝深的制作精美、用金线挖花织制的绸缎堆了满满三个大院子，奇光异彩，华美绚丽，令人难忘。然而，有人用每米值五个多金路易2的锦缎当包袱布用，把他们抢来的小玩艺儿包起来！”
阿尔芒·吕西还谈到御座顶上的华盖：“我不知道那是用什么贵重木材雕凿而成的，那雕刻真是了不起，全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极尽想象力；还有特别怪诞离奇的洛可可风格图案，与出人意料的精巧、品味颇为高雅的装饰结合在一起”。他本来很想把那件“独特的东西”带走，因为没有手推车，只好放弃！第二天他弄了辆车子又去了，然而那华盖已经七零八落。他还提到有不少精致的戈布兰挂毯“都被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都不翼而飞了……他是继保罗·瓦兰之后，又一个发现那些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美女图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人。
阿尔芒·吕西骑马走到一座“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宝塔前。那宝塔建在一座假山上，登高望去，景致美不胜收：“一座座宫殿，一泓泓湖水，湖中荡漾着经过粉饰装潢得五彩缤纷的船只；湖中有一小岛，上面是后宫”。这是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处最漂亮的景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他这样断言道。
他瞥了一眼马戞尔尼勋爵赠送的车子和鞍辔。就在这座宝塔里面，他发现有“好几套镶金银宝石的马鞍”，还有“两座非常漂亮的青铜怪物”。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只好在上面画了个十字。在返回的路上，他看见几个中国人用一辆大车载着他们的家人走过。阿尔芒·吕西上前强行征用，强迫这几个倒霉虫去帮他拉他的战利品。他在吹嘘他那些可怜的军功，承认他的行为（想起关于最近那次意大利之战的记述？）“就像奥地利人在伦巴第”。像这样强行拦车的人不只是阿尔芒·吕西一个人。他还若无其事地说，在往回运战利品的时候，他还遇到“另外四辆大车，命运都一样，都是以皇上的名义”……。
但事情还没完。他的战利品又多了一件浅灰貂皮衣（是另一个士兵拿不了送给他的），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珊瑚项链以及一个从御座上抠下来的绿宝石……他为没能带更多的东西回来而感到遗憾。
如果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象个巨大的旧货铺”，在当时
那种情况下，这毫不为奇，阿尔芒·吕西也如是说。
对那“别具一格的”景象，保罗·瓦兰多有描写：
“……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象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傧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而又可鄙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份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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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8）
巴赞库也描写过法军军营令人惊愕的场面：
“那里营地看上去根本不象军营，怪诞得出奇。加金丝交织的织物、五光十色的丝绸锦缎、艺术品、青铜器、极为精致的宝物匣，统统堆在营帐前，有的被撕裂，有的东西只剩下半个。士兵们蹲在地上，用惊诧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奇珍异宝，那都是掠夺来的、要统一瓜分的战利品”。
10月9日
第二天，法军撤离海淀村和圆明园，向距那里三公里左右的英军靠拢。英国人一直驻扎在北京城东北边。法国军队横跨通往安定门的大路扎下军营，就在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大营里边。粮食供应开始出现不足，不过大家能够猜想到，孟托邦将军不会因为离开一个遭到合乎规则抢劫的地方而遗憾。如果埃里松伯爵说的是真的，那么包括皇帝寝宫、召见大殿以及御座宝殿在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已经一片狼籍。但是所有的宫殿、宝塔和文源阁本身都完好无损。
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这其中可能有个人的考虑也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承认这是因为部队供应短缺造成的。他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有深谋远虑，本来可以很容易从砖瓦厂的那个村庄弄些粮食和食品，因为那里有仓库。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圆明园附近多呆上几天，“就可能从里面多发现些东西。说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经常的驻地仅有我们的士兵在皇后的寢宫搜罗到的那些金条，那有点儿不可想象”。所以，保罗·瓦兰为自己没有时间好好地寻宝感到惋惜。
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象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者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他由此而看到，由于中国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他不失时机地以廉耻之父的口吻教训道：我们在圆明园找到了“大量淫秽的东西”，这些发现只能“证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已经堕落成令人恶心的耽于声色之徒的说法”。为了自我安慰，他断言，这些东西只有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商业价值：“我们的士兵想不到除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工业珍品之外，其中还可能会有一些只能让人产生异嗜癖梦想的东西，当他们明白这些装满淫画的盒子值不了几个钱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失望。那些盒子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暴露这些东西的主人的耻辱”。
此外，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以另一种笔调写出他在圆明园大掠夺之后的伤感情绪：“我们撤出那些被蹂躏、践踏、掠夺的宫殿，心里充满凄凉感，因为那场面真是令人哀伤，好好的珍品，好好的瑰宝，那么快那么突然就成了一堆垃圾”。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他比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心情更加沉重：
“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9）
尽管掠夺来的东西增加了负担，但部队仍显得轻松愉快。而必须指出的是前一天没有分发任何食物和饮料。这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士兵们都在忙活其它事情！再说，也没有人发牢骚……
9月22日以来一直很好的天气，此时突然大变。法军在透心凉的雨水和冷嗖嗖的东北风中向北京进发。
1回法国后，经弗勒里将军争取，莫里斯·埃里松获军功章。
2自1803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使用的20法郎金币。
第二十二章
北京令人失望
10月29日
在10月28日为死去的法国人质举行葬礼之后，法国人只剩下一项必须完成的大事，或者说，最后一项“虔敬”之举，即重开北京的主教堂。这座教堂是葡萄牙转让给法国的一座旧建筑（南堂）的一部分，建于路易十四时期，已经被关闭了三十五年。教堂里到处杂草丛生，一片破败荒凉。屋顶早已坍塌，大殿地面的石板被移走，只有四面墙壁还矗立在那里。全部家具，包括绘画、祷告席、主教座椅、告解座以及座椅等等，早已荡然无存。
几天以来，在贝齐亚上尉的指挥下，步兵和工兵们一齐动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复教堂。沿着墙壁支起了帘布，以便遮住破败的墙面，还在大殿内竖起了一座巨大的天盖。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来参加劳动。原来安装在大门上方、1853年遵照圣旨被砸掉的十字架已经被找回，并被安装在原处。关于这个十字架，贝齐亚在他的《日记》的一处脚注中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算命先生告诉僧格林沁，只要基督教徒的十字架还竖立在教堂上，就不可能打败叛匪（太平天国？）。僧格林沁秉告皇上，皇上遂下旨将十字架打掉。
大批的部队，当然还有孟托邦将军和特使葛罗男爵，都出席了重新开放教堂的祝圣仪式。一曲“圣母颂”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公开地恢复合法地位。朗东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就是向全中国宣告，向全世界宣告，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法国所追求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
做完弥撒，北京主教孟振生继续主持祝圣仪式。随后，他讲了几句话。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雨，雨中还夹杂着雪花。主教猛地一怔，居然在讲话中把俄国公使馆的一位秘书德·沃尔夫当成了一位英国军官——他当时正在回顾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大败强大俄军的光辉岁月……而在前一天晚上，在法国人质的葬礼上，一位基督徒在致悼词时歌颂法国和俄国的友谊，却偏偏忘记了他们的联军英国人！祝圣仪式在《感恩赞》中结束。
这一次，连额尔金也未免在日记中表示诧异：法国的主教居然称颂维多利亚女王，并感谢女王“当之无愧的代表”（日记中用的是法文）来到中国，恢复北京的天主教和罗马教堂！在北京主教堂祝圣仪式上，孟振生主教无意中犯下了张冠李戴的过失，完全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在中国内地过着地下生活，与世隔绝，不知时事的缘故。
回到住地，孟托邦将军还接见了一批中国的天主教神甫和基督徒。他还收到了恭亲王送来的礼品：一只装满漂亮扇子的红木匣，以及六张大幅北京地图。
额尔金在9月18日的钦差大臣怡亲王的府里——真是历史的小讽刺！——选定了住所。这处府邸位于满人城区，非常舒适，厨师还是个法国人。额尔金准备在北京住上一段时间，要亲眼看到皇上下谕旨将《北京条约》的内容颁行整个帝国。他还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兄弟、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弗雷德里克·普鲁斯来到北京，以便介绍他结识恭亲王。
恭亲王前来拜访，呆了两个小时。这虽是一次友好的访问，但仍免不了繁文缛节。尽管恭亲王并不乐意，毕托还是利用这个机会给亲王拍了一张照片。这次成功了，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额尔金只是对未能面见皇上表示遗憾，因为皇上仍住在满洲的热河（承德）。谈话过程中，额尔金从恭亲王口中得知，中国方面并不知道印度属于英国，并且一直认为英国是一只小小的岛屿，它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