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中国的远征，在军事上一帆风顺。有人甚至忍不住会加上一句：简直是天遂人愿。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的看法终于不胫而走。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叹道：“中国之役短暂而辉煌。思想肤浅的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这场战役根本无惊无险”。极力反对帝制的历史学家伊波利特·纳让的话，反映了普遍的看法：“这场闹得尽人皆知，还为孟托邦将军赢得八里桥伯爵头衔的战役，其实是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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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0）
的确，按官方统计的十几人死亡、二百七十一人受伤的数字，伤亡人数似乎微不足道。正如巴赞库男爵所说：“在战争中，幸存者的荣誉往往是由阵亡者的数量来计算和衡量的”。因此，对于这场关于“以阵亡者数目衡量一场胜利的损失和重要程度”的争论，《八里桥》一书的各位作者感到“伤心”。尤其是因为实际伤亡的总数要大很多。由于受伤和疾病，死亡人数达到了八百四十一人，再加上两次海上长途航行途中死去的一百多人，这还不算紧随中国战役之后在交趾###蒙受的人员损失。也就是说，死亡人数为总人数一万人的十分之一。
人们往往忘记，在历次殖民地战争中，发烧、传染病和其它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单纯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1900年前后，皮埃尔·洛蒂奋起反对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他认为，在这些罪恶的战争中，由于各种恶性疾病和热带疾病，无数个前程美好的年轻生命都被断送了。
因此，舆论对1860年远征中国的看法是，那不过是一场无惊无险的战役。另外，它还使参加这次远征的人发财致富……。
几年过后，塔克西尔·德洛尔提出下面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这场战役中，手持先进武器的联军从远处射杀中国军队，无论他们胆敢在哪里出现。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士兵还拿着火绒枪和弓箭，他们只能带着亚洲人对死亡的普遍蔑视，眼睁睁地前来送死。在法国的官方报纸上，这场战役的结果被概括为短短的几句话，其中提到八里桥战斗，并把它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战斗相提并论，还提到飘扬在北京城上的三色旗。尽管人们都承认满族人与马穆鲁克骑兵或者阿拉伯人一样英勇，但光荣还是属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回到祖国时两手空空，没有由于公开贩运轻易得来的战利品而损害法国军队清廉无私的名誉”。
华方济伯爵将军对舆论的缄默感到惊讶：
“当人们得知这次远征的辉煌结局时，人们都以为是在做梦。但是，人们对丰功伟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这次战役显得平淡无奇，孟托邦将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的的确确，对圆明园的洗劫“使这次远征的辉煌黯然失色，虽然此次远征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成果丰硕”。第二帝国史专家路易·吉拉尔的这一看法既有分寸，又合乎情理。
甫返巴黎，孟托邦就不得不直面两个阵营的反对。一个是他的同僚和皇帝身边的人，他们嫉妒他得到的桂冠。另一个是帝国的反对派，他们一心想利用洗劫圆明园一事抵毁法国军队，进而抵毁政府的对外政策。
不过拿破仑三世皇帝对孟托邦十分欣赏。除了已经给予他的荣誉（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军人勋章，参议院的席位）之外，1862年2月，皇帝还想给他一份5万法郎的巨额年俸，不仅终身享有，还可世代相袭。但议员们表示反对，甚至右派的议员也不同意。华方济将军记载，委员会发言人儒韦内尔先生“在发言中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致使政府的方案被否决”。议员们轻蔑地说，这是对傀儡军队的有力一击，洗劫圆明园的风声已经引起公愤，议员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借口说预算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提出，据信当事人从北京带回来的财富和好处，已经使其它任何奖赏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的矛头可能同时还指向立法院（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莫尔尼公爵，他也收到了洗劫成果的一份，有大量的艺术品扩充了他的个人收藏。
怨恨交加的孟托邦将军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信（刊登在1862年2月23日的官方公报《世界箴言报》上），请求皇帝收回给予他年俸的法案。他向皇帝表示感谢，因为皇帝本以为立法院会赞同他“表彰为法国争光者的初衷，并且会满怀热情地接受这个法案”。皇帝对这个高尚的要求非常感激，但又回答说无能为力。他能怎么做呢？为了孟托邦解散议会吗？不可思议！于是法案被撤销了。在一封（极有分寸感的）私人回信里，皇帝对新科的八里桥伯爵说，他不会改变报偿对华远征军司令官的初衷——但要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从中国支付的赔偿金里为他提取六十万法郎。华方济将军认为，这是一笔“微薄的封赏”。直到1872年帝国垮台的时候，皇帝的这一慷慨之举才为人所知。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1）
在他给八里桥伯爵的正式答复里（刊登于次日的《箴言报》），拿破仑三世皇帝说，“一支由英勇的将士组成的精干部队，历尽千难万险，在世界的尽头，将法兰西的旗帜插上一个拥有二万万之众的帝国的首都，而他们经历的艰难险阻，很快就被遗忘了”。立法院居然认为，“这只部队的司令官不配得到一份特别的奖赏”，他为此感到遗憾。皇帝还放出这样尖酸刻薄、让议员们感到十分刺耳的话来：“……伟大的业绩，越是受到崇高的评价，就越是容易涌现出来。只有退化堕落的民族，才在国家感恩回报的问题上讨价还价”。（顺便指出，按梅里美的说法，皇帝的信是在未经校对的情况下刊登在《箴言报》上的。）
孟托邦将军还希望能得到元帅头衔，但最终没有得到。不过，陆军大臣的一封信曾让他看到一线希望。这件事，埃里松特别埋怨朗东元帅。他说，孟将军回来时，“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妒嫉和莫名其妙的仇恨。陆军大臣只关心如何讨好朝臣，而不是主持正义，对可怜的将军为他本人和属下提出的各项要求，一概予以拒绝”。
华方济将军认为这对孟托邦将军是极大的不公：
“这场战果辉煌的战役，本应将元帅杖授予孟托邦将军，他不仅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而且为法国军队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来信、投诉、恶意游说、嫉妒、军队高层的责难等种种压力之下，皇帝只得考虑舆论的意见”。
孟托邦气愤地发现，巴赞将军在墨西哥战役之后获得了元帅头衔，而这次战役几无荣耀可言，并且后果严重。他在1871年出版的《二十四天的陆军部》一书中，曾经写道：“舆论普遍认为我将被任命为元帅，结果并不是这样。而另外几场战争，尽管没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却得到如此崇高的报偿”。当沙内由海军少将提升为海军上将时，他并没有感到同样的委屈。在对中国的远征过程中，由于没有发生海战，沙内并没有使用过他的海军，而任务仅限于运输陆军部队和给养。不过，孟托邦被任命为里昂军区最高司令官，这是六大军事司令部之中最重要的一个。
孟托邦将军的失望也许是正当的。无论如何，各方面对他的攻击使他深受伤害。但这样的不公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应该予以澄清。
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法军司令官有没有从北京带回一部分战利品以中饱私囊？”
首先明确一点，孟托邦一向以手头拮据为人所知。这就有可能使别人从不利的方面对他的行动进行解释。在他1862年2月22日写给皇帝的信中，孟托邦提到他不甚富有。但恶毒的谣言已经传扬开来。对于孟托邦将军来说，这是纯粹的恶语中伤吗？
在1860年10月27日致拉塞尔爵士的私人信函里，额尔金写道，根据某些传言，孟托邦可能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得到了大笔钱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极力想尽快返回法国，以便将钱财派上用场！在同一封充斥着恶毒诽谤的信函里，额尔金还对孟托邦将军奇怪的道德观提出疑问。他的道德观允许他洗劫圆明园，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将园内的财富装入他自己和法国军队的腰包”。但还是这位将军，以同一个道德观的名义，拒绝参与对圆明园放火，甚至还谴责这一行径。额尔金一向不喜欢孟托邦，这样的诽谤是出于报私仇吗？也可以这样假设。
可怕的奥拉斯·维埃尔…卡斯泰尔在《回忆录》里谈到将军的儿子夏尔·孟托邦，说道，“小八里桥伯爵是赴中国军队中最无耻的强盗”，他回来时带着“二百多只装着他查抄成果的大箱子”，而且已经卖了两次了。
孟托邦将军的孙子罗曼·德·孟托邦1932年出版了他祖父的《回忆录》。他在为这本书写的《编者说明》中反驳这些传言：
“我们完全清楚，读者面前这本《回忆录》的作者，与第二帝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人恶毒地攻击他，无所不用其极。圆明园事件更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成为攻击他的口实。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使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八里桥伯爵将军，在担任了如此崇高的职务之后，在担任司令官、参议员和内阁总理之后，去世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财产”。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2）
不管怎么说，洗劫圆明园在公共舆论中掀起的情绪，终于使八里桥伯爵与元帅杖无缘。
某些法国军官将洗劫圆明园的财物据为己有，并将部分战利品带回法国中饱私囊，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出来揭露此事的是英国人，虽然英国人当中干同样勾当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一个去中国的士兵是两手空空回来的。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满载而归。远征军出发的时候，所有人的亲朋好友都请他们带回点中国的东西作为礼物。很多人都已经像一般旅游者一样买了纪念品。柯利诺将军开玩笑似地说，像每一个来中国的欧洲旅行者一样，他到处特别是在上海买工艺品、衣料和其它“新鲜玩艺”。他笑道：“真是不可思议，有那么多人要我给他们带所谓的‘小纪念品’。我敢说，远征军的所有官兵都带有同样的任务；所以将来返回法国时，已经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中国大集市”。
《插图》杂志的读者们于是得知，法国军队到达北京时只有一辆大车，载着司令官的帐篷和旅行箱。但当他们离开北京时，法国军队拥有了大批的车辆，每一辆车都装得满满当当，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过完！在行囊中带回金银珠宝的军官似乎也不计其数。比如说葛罗提到的那位，大概掠走了价值八十多万法郎的珍珠和首饰！
檄文小册子的作者们如获至宝，他们用这些材料攻击从中国之行获利的那些人。他们的愤怒来巴黎和从伦敦从1861年底开始的一系列拍卖活动引起的。
由英法混合委员会挑选并以军队名义晋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艺术品——它们尤其得到皇后的喜爱——在杜伊勒利宫的马尔桑楼底层展出，时间是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康普农中校受命组织这次展览。在展出的“中国特产”之中，有几件庞然大物，包括黄铜镏金嵌绿松石佛骨塔，小型佛塔等；几个大件的景泰蓝，其中有一对面目狰狞的怪兽；一只珊瑚狮子，等等。架子上摆满了古玉，古瓷和古铜器，还有盘、瓶、杯、壶以及香炉等。墙上挂的是表现福禄寿三星的挂毯。所有这些珍宝现在都陈列在枫丹白露宫所属的“欧仁妮皇后中国馆”内。荣军院的军队博物馆收藏了乾隆皇帝的盔甲、兵器、刀剑等等；还有一些被当作权杖收藏的如意。
英国的《插图伦敦新闻》派出郇和领事（曾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对华远征军记）到巴黎报导这一盛况。他在报导中说，假如看到自己的珍宝最终落入这些野蛮人和懵然无知的收藏者手里，中国皇帝对这场洗劫一定会痛不欲生。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杜伊勒利宫展出这些珍宝也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只是更换了地点，但仍然落入帝王之家，……免于被外人的目光所亵渎，并没有因此失去尊严！远征归来之后，在巴黎和伦敦接连举行的圆明园物品公开拍卖，再度败坏了对华远征在公众心目中已有的恶劣形象。在法国，有两次在德鲁欧拍卖行举行的拍卖值得一提，其中一次拍卖的是杜潘上校的藏品，另一次是让…路易·德·内格罗尼的藏品。
占领圆明园后，格兰特和孟托邦随即组建一个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以便挑选最漂亮的礼物，晋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皇帝。杜潘中校1860年10月7日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法方主代表。鉴于他的人品和名声，人们对这项任命感到不可思议。的确，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杜潘中校返回里昂的部队，由于在赌场上损失惨重，他赊了一大笔账，还欠了一屁股债。他不得不离开里昂……。
让这样一个人领导战利品委员会，不啻是引狼入羊圈，让嫌犯当警长！一个自称图沙图（实为记者、檄文小册子作者莱昂…夏尔·卞韦钕的笔名）的作家，在那本新颖大胆、冷嘲热讽、令人捧腹的《拿破仑三世喧嚣传》中，大胆地把这个委员会比做卡图什和芒德兰的手下！人们都会想到，杜潘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像人们说的那样，先“为自己挑上一份”。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3）
这里面有孟托邦的责任吗？
这一职务，本应由一位正直廉洁、更有品行保证的军官担任，指定杜潘担任这个职务只会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杜潘中校对远征军地形处主任的职务颇为不满，他在军中的日常表现，以及他爱吹牛、说大话的毛病，给人印象不佳。1861年初，军队监察部门还针对他展开调查，参谋长施米茨上校和孟托邦将军都被召作证。两个人都承认杜潘中校的军事才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