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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潘上校在此期间居然被晋升为上校！他的第一次拍卖是1862年2月26日在杜鲁欧拍卖行举行的；另外三场拍卖分别是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这批拍品中有一个《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配画大幅图册。这四十幅绘画所表现的内容，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圆明园中最漂亮的四十个景观。
2月11日的《箴言报》宣布了这次拍卖；拍品目录明确说明（被《圆明园》作者邱治平先生发现）。这些珍贵的物品大部来自圆明园，是杜潘先生日本暨中国收藏品的一部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上编为329号，配有大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于连（1797…1873；研究院研究员，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说明：“绢本绘画，系各宫殿实景，40页对幅，纸褙裱，各幅长八十厘米，宽七十四厘米。孤本，系保留已焚毁宫殿图像之仅存者”。
《四十景》的保留价被定为三万法郎，但叫价没有超过一万法郎，拍品被收回。5月2日再次拍卖，仍然没有达到预期价格。不过还是以四千法郎的价格卖了一位巴黎的书商。几天以后，帝国图书馆版画部主任获准以四千二百法郎的价格购得，这件孤品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这是版画部当年最昂贵的入藏品。
刊登在《箴言报》上的广告不可能不引人注目。朗东元帅收到下属的一封信，提醒他这次拍卖“坐实了关于参加对华远征的数名军官财产来历的不利传言”。
陆军大臣立即秉告皇帝，说杜潘上校的行动有可以玷污军队的荣誉、名声和责任感。
朗东写道：“有必要抓一个典型。绝不能让欧洲的人们以为，法国军官英勇地奔赴远方，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和金钱的盘算。绝不能在法国军队中造成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今天已经允许一个军官，到遥远的国度占有甚至抢掠稀罕物品，用国家的军舰免费载回国内，再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获得利益”。
按皇帝1862年2月19日的旨意，杜潘上校被“停职”。这是一种纪律处分。但他本人并未因此被开除军籍，以便使他继续处于军事当局的约束之下，并且避免公开处罚造成事态扩大！后来，杜潘故态复萌，1862年4月25和26日又在杜鲁欧拍卖行进行了两次拍卖，拍品是“一批中国的艺术品和古玩，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内格罗尼的拍卖同样令人记忆犹新。让…路易·德·内格罗尼中尉，原隶属于柯利诺将军手下的102团，他宁愿先从军队中辞职，再把从中国弄来的大量物品拿出拍卖。
内格罗尼也找到当时最有名望的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于连进行鉴定，此君对他的藏品颇多溢美之辞：
“就精致完美的材质而言，就丰富多变的形式而言，就登峰造极的工艺而言，我还从未见过数量如此之多、品质如此之精湛的收藏……窃以为，您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藏品是您的瓷器，其数量有五百件之多，展示了中国历代陶瓷艺术品中瓷瓶艺术的丰富变化”。
内格罗尼中尉居然有办法带回五百件瓷瓶，正如朗东元帅所说，“是用国家的军舰免费载回国内的”！
1862年，审计法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中国之战的战利品进行调查。它吃惊地发现了某些违规行为，而且在远征军的账目中，没有任何诸如“获敌战利品”之类的入账。法院也没有发现部队获得大量战利品的记载。被质询时，孟托邦将军成功地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1832年关于战争状态下军队勤务的一项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脱离大部队之军人所获之战胜品归己”。将军认为，当时驻守在圆明园各大门的部队即属于这种情况……。但孟托邦特别强调的是，要阻止抢劫的行为，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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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4）
审计法院乖乖地得出结论说，对1860年的账目不持异议。法院的档案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被火烧毁（当时的法院就在今天奥塞博物馆的位置），今天就更难以做出什么结论了。
1870年夏，距色当战役失败和第二帝国倒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孟托邦将军（时年74岁，已经在里昂担当第四集团军司令五年有余）应召接替因为普法战争初战失利而去职的埃米尔·奥利维。实际上，八里桥伯爵因久负英勇善战之名而获得波拿巴分子的信任。在担任内阁总理的同时，他还担任陆军大臣，而在这后一职位上仅干了二十四天（从8月10日至9月4日）。他写的书，也径直以《二十四天的陆军部》为题。在书中，八里桥伯爵还讲了与对华远征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既新鲜又“愚蠢”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从圆明园抢来并晋献给欧仁妮皇后的那串念珠。这件礼物既然来历不佳，也难怪后来命运多舛。在圆明园的一个仓库里，英法联军发现（如前所述）了大量的项练。战利品委员会分配给孟托邦将军三条，让他送给妻子和两个女儿。孟托邦想到一个主意，用它们改做成了一串念珠，还请孟振生主教大人为其开光，打算把它晋献给本次远征的“教母”欧仁妮皇后。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东西，他保证说，不过是由珍珠和一些小玉珠串成的，居然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这件小礼物后来竟然造成巨大的反响。谣言越传越凶，把它说成一件昂贵的首饰，从上面精美的珍珠来看，估计价值一百万。很快，他的估价就上升为一百五十万，因为它可能是由黑珍珠串成的。后来它的虚拟价值一直攀升至二百万，因为它很可能是由活（？）的珍珠串成的。
在参议院，八里桥伯爵居然还就这串倒霉的念珠回答了质询！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申辩道：“有人声称军官们用这些珍珠发了财，但我们分配这些东西的方式不允许我对这些谣言予以证实；我们发现的这些项练原来是预备皇上赏给臣下的，我从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商业价值”。
不过皇后终究因此事感到有些不快。孟托邦叹道：“我一直觉得，围绕这样一桩小事谣言四起，又被敌对的各方有意歪曲，肯定引起皇后的强烈不满”。这串念珠现存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
12月中旬，与北京达成最后协议的消息使英国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分别写给额尔金爵士和格兰特爵士的信中，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和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没有忘记提醒他们，这场战争在国内没有民意基础，请求他们尽快结束战事。帕麦斯顿对火烧圆明园的消息已经表示赞赏：“我从内心感到高兴……，这是完全必要的”。陆军大臣赫伯特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讲道，如果不烧掉圆明园，条约就不会签署。他解释说，摧毁圆明园给中国人严重警告，而且使他们对摧毁北京城内皇宫（紫禁城）的威胁信以为真。
12月27日，当罗亨利携带着《北京条约》从多佛上岸时，他惊喜地发现，在遭受中国的牢狱之灾以后，自己像民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被请到温莎宫做客，亚伯特亲王说很高兴看见他制服了满清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则称对洗劫圆明园感到担心。而帕麦斯顿却向他透露说，没有人会比额尔金干得更出色。
格兰特将军被请到白金汉宫。他向女王献上了专门准备的礼物玉质镶金“节杖”（实为属于中国皇帝的如意），由锡克骑兵指挥官普罗宾少校获得的三个景泰蓝大盘。女王还接受了从圆明园得来的另一个小礼物，一只奇特的长毛小狗，头很大，像中国人喜爱的石狮子，还系着一个带小银铃的项圈。这只北京叭狗是99团的哈特·邓恩上尉献给女王的。出于英国式的幽默，它被取名为“蠃逖”（含战利品之意）。“蠃逖”一直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快活地撒欢，直到1872年死去。
各类奖章被慷慨地颁发下去。格兰特将军得到巴思勋位大十字勋章，他的几个属下（巴特尔，范纳；等等）都得到了同一勋位最低第三级男爵的战友称号。所有参加这次远征的人都被授予“中国”奖章，上面有两个彩绶，分别标着“大沽炮台”和“北京”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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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5）
悉尼·赫伯特写信给格兰特说，公众舆论对处理中国事务的方式非常满意：坚定，灵活，大获全胜，一流的司令官，出色的参谋部，当然也不能忘记优秀的后勤部和医疗部门，总之，方方面面都使英国人感到满意。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弗泰斯库（1927年出版大著《英国军队史》）对格兰特的赞美之辞，大概会让一贯谦逊的将军脸红吧：
“他麾下的官兵诚然身经百战，训练有素，但他本人竭尽全力防止他们感染疾病，防止他们产生任何不满情绪，或换句话说，尽力使他们的身心免受任何痛苦。要知道，他们的将军从来不向他们提出没有来由的过分要求，他的属下总是乐于随时听从他的召唤，他们可以为他付出一切。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理解英国的士兵，虽然他没有读过一本书，但很少有人比他更透彻地理解战争。他是一个温情、可爱、虔诚、勇敢的长矛手，能像拨动他心爱的大提琴琴弦一样，拨动麾下官兵的心弦”。
格兰特将军与孟托邦将军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拿破仑三世的葬礼上。格兰特在日记中记载，他参加了1873年1月14日在英国举行的前法国皇帝的葬礼。考虑到自己曾与拿破仑三世的军队一道参加过中国之战，考虑到在他1861年4月路过巴黎时，拿破仑三世曾授予他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这位英国部队前司令官认为自己应该出席他的葬礼。
他来到拿破仑三世居住的肯特郡奇斯利赫斯特镇坎普登·豪斯，此地距伦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拿破仑三世的待从康巴塞雷斯公爵出面相迎。在送葬队伍里，格兰特认出了他的“老朋友”孟托邦，如今的八里桥伯爵。葬礼过后，孟托邦将军把格兰特介绍给年轻的皇子，皇子当时正在伍尔维奇培养炮兵和工兵军官的皇家军事学院上学。
1861年1月4日离开上海后，额尔金在香港休息了一个月。根据《北京条约》，遵照政府给他的秘密指令，他主持了将九龙半岛并入英国王冠下的仪式。随后，他带着掩饰不住的轻松心情踏上归途。从1861年4月16日抵达之日起，各式各样的欢迎仪式就开始了。
作为皇家学院的嘉宾，他必须为自己火烧圆明园的决定进行辩解。他重申，没有谁比他自己对圆明园的毁灭更痛心。但当他谈到中国的艺术创造时，他补充道，在艺术方面，西方人没有什么东西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所擅长的是滑稽怪诞的表现形式！不过，他也不排除会有珍珠瑰宝，也就是真正的艺术，埋没在这个垃圾堆里面！这里已经反映出额尔金及其同僚——如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在中国艺术瑰宝面前的无知。这也是一种掩盖损失的方法吗？
帕麦斯顿首相给予额尔金最高最美的奖赏，是让他担任印度总督（这个职位刚刚设立），他欣然接受。但他干1863年11月20日过早地死于心脏病，此时距他抵达加尔各答仅有二十个月的时间。
巴夏礼自从在香港与额尔金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然而十分巧合的是，1862年，他在红海上与载着额尔金的弗鲁兹号邮轮相遇。当时额尔金正在前往印度，准备就任印度总督之职。另一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是，两年以后，几乎就在同一地点，巴夏礼再次与这艘船相遇。此时的弗鲁兹号邮轮上载的是额尔金的###，她刚刚把丈夫安葬在印度与西藏之间位于达拉姆萨拉的一处孤零零的墓地里。额尔金终年52岁。
在伦敦，从1861年4月起，就有来自圆明园的大批物品，包括玉器，珐琅、瓷器、丝绸和钟表，被一次次拍卖。首次拍卖是菲利浦拍卖行进行的，物品有“精美的东方瓷器”。5月份，克里斯蒂…麦森…伍兹拍卖行拍卖了罗亨利带回的东西。7月份，另一位军官带回来的各种物品被拍卖。12月，原属于中国皇帝的宫中服装以及一只御玺被拍卖。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海维亚统计，1861年至1866年间，伦敦进行了大约十五次包含从北京掠夺物品的拍卖。雷吉纳·蒂里埃统计，1861年至1863年间，在杜鲁欧拍卖行就进行了二十来次拍卖。所以不难想象，法国人和英国人从北京抢劫的金银财宝数量相当。但只有法国人为这些“战利品”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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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6）
1862年伦敦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展出了来自圆明园的各色物品，包括皇帝的头饰和做成杯状的孔子头骨（原文如此。也许是保罗·瓦兰所说的头骨？）。1865年，内格罗尼中尉又在水晶宫拍卖了一批东西。
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分散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里，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有很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手里，它们大大增加了世界上中国“珍玩”的数量。直到今天，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其它地方，仍有据称是从圆明园流出的东西被推荐给买主。
所有的公开买卖以及围绕拍卖而作的广告，无不激起公共舆论对洗劫圆明园的愤怒。
最为人熟知的抨击，来自维克多·雨果。在他由于反对帝制和拿破仑三世而流亡在盖纳西小岛期间，巴特勒上尉来信征询他对对华远征的看法，并称自己认为这次远征“光荣而美好”，为法国和英国争光添彩。在饱含感情又略带夸张地描写了圆明园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之后，在把圆明园与巴特农神殿、金字塔、罗马竞技场和巴黎圣母院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维克多·雨果终于拍案而起！他讲了“两个强盗的故事”（见附录）。
“两个强盗的故事”，这就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诗人和作家对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圆明园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