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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强盗的故事”，这就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诗人和作家对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圆明园的评价。
第二十五章
中国人的创伤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是清王朝历代皇帝各处离宫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无疑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皇家园林。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处曾令无数中国人心驰神往的奇迹，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给中国人民的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它是一座名垂青史的园林，已经成为中国式园林的神话象征。它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园林，然而它带着耻辱的印记，它的片片废墟就是深深的疤痕，标志着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惨遭一向被当作附庸夷蛮之族的外国列强的欺凌”。
——邱治平
法国军队离开圆明园的当天，中国当局即命人重新占领了圆明园。当局试图尽最大可能收回园内被偷走的物品。但这件事做起来极端困难。首先是根本无法找回被侵略者掠走的文物，按理说它们都是最值钱的。至于被当地的窃贼强盗据为己有的不那么值钱的物品，由于数量过多，也无法悉数找回。另外，很多东西已经被卖掉了。
当局敦促凡持有从圆明园流出的物品者，在一个月之内上缴归公。周围的村庄里都张贴了警示和布告。惊恐万分的小偷们急忙把他们偷来的东西藏匿起来。凡拥有园内物品的人，一经发现即被严惩。有些小偷甚至因为藏有圆明园内有价值的东西而被砍头。据圆明园档案，当时有一位将军受命收缴被偷的物品。至1860年底，只有少数几件文物被找回来，但在无以记数的丢失物品中，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
何伯·丹拜夫人（1950年曾出版一部专著，记述圆明园和曾在圆明园内居住的几位皇帝）认为，要找回那些值钱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很多东西都因此被埋在地下或干脆被毁掉了。严刑峻法并未能阻止偷窃行为在疏于保护的圆明园里长期肆虐。其实，在大火过后，圆明园并没有完完全全成为废墟。正如樊国梁所肯定的那样，园内还有一些精美完好的遗存。他说：“有些建筑损害程度很小，树木、花瓮、石桥、栏杆、大理石柱仍点缀着各个花园。从此以后，一切都消失了，要么被看守卖掉，要么被人们偷走。他们砸碎大理石雕塑取走其中起联接作用的铁件，伐倒树木用来烧火取暖，卖掉了砖石以及琉璃瓦，总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明园各处建筑中所有能移动的东西，诸如装饰物、家具、门窗等都荡然无存。几年之后，外国使节在北京建立了常驻机构，这些物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又重新现身。圆明园内流出的精美玉器、象牙制品、宝石几及其它各种宝贝，被兜售给欧洲的爱好者，似乎没有一日曾间断过。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7）
樊国梁认为，中国的窝赃者捡了大便宜。他解释说，英法联军的士兵急于卖掉手中的战利品，因为他们不认识银锭，所以只收大洋。北京市面上大洋的价格急剧上升，竟达到每枚12法郎以上。尽管中国当局对窝赃者以死罪论处，大部分赃物还是流入中国人之手。于是，很多年间，北京的商人们不断地向收藏者兜售这些文物。有的人因此丧了命，但很多人从中发了财。
圆明园的账目和物品清册毁于大火，所以根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金银、珍宝和古董化为乌有。清朝廷从未正式公布损失情况。不过也有一些精美的遗存逃过了火劫。
损失到底有多大呢？
罗亨利，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在其1869年初版《1860年对华远征诸事件记述》中，竭力掩盖圆明园大火的后果。这倒不难理解！毁灭圆明园引起的愤慨，已经传遍整个欧洲。罗亨利深知，这段历史对英国来说既十分敏感又不大光彩。他信誓旦旦地说，大火没有毁坏任何艺术品或文化财富！也没有一册珍本图书或手稿被火吞没！却避而不谈化为灰烬的建筑瑰宝、荡然无存的座座园林……。不要忘记，罗亨利本人无疑也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他从1861年5月起就开始出售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
1872年，即圆明园毁灭12年之后，历史学家亨利·高第有机会参观“额尔金留下的废墟杰作”，并亲眼验证了灾难的深重程度。他描述令人心碎的荒凉景色时说：
“最令人伤心的是这尊铜制佛塔，它坐落在横七竖八的高大石阶顶端，周围也尽是夷为平地的亭台楼宇。低处静静的湖泊里，开满了荷花，横卧着一座高大的石桥，与岸边满目疮痍的景色形成了鲜明对照”。
1873年，舒紫描写他到达圆明园时的情景：“我们穿过两个堆满建筑废料的院子，走进圆明园。几株已成焦炭的树木仍然矗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说明，这座离宫是被一场大火毁灭的”。
同一年，塔克西尔·德洛尔在他的名著《第二帝国史》中提到“这座中国建筑杰作的毁灭”：“……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只剩下一堆堆蚀迹斑斑的焦土和瓦砾，圆明园的大门仍由两个铜狮子镇守着，它们由于过于笨重才没有被搬走”。
旅行家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继毕托之后，于1872年也给恭亲王拍过肖像。他在187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写见到的圆明园废墟的情形。他着重描写废墟面积之广，和他的怅恨之情：
“……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也仍有几座建筑，抗住了侵略者的破坏，抑或是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因其精美而免遭毒手。在这些建筑中，就有一座横跨荷塘的十七孔石桥仍完好无损。远远望去，万寿山（今日颐和园内）上的高大庙宇也在火红的夕阳映衬下，呈现出完整的轮廓。它的脚下，满地都是联军大肆破坏期间毁掉掀倒的塑像和佛塔的碎片。这里仅剩的遗存已足以使我们想象得出，建设这样一座皇家宫苑所必需的人力和财力是无法计算的。圆明园就这样化为焦土。对一次中止条约的举动，竟以如此野蛮的方式实施报复，真是不幸”。
在约翰·汤姆逊拍摄的一张照片中（见《中国》CHINE1860…1912），我们还能看到圆明园中一座被遗弃的漂亮楼阁。它矗立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之上，铜质的门窗和屋顶的琉璃瓦，成为中国建筑细腻风格的见证。
地理学家埃利赛·雷克吕和奥内西姆·雷克吕1902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中华帝国》，谈到北京最著名的园林圆明园，以‘中国的凡尔赛宫’之名而在欧洲广为人知。而据说，中国建筑此园之所费，远远超过法国建筑凡尔赛宫的费用。他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这座宫苑如何在1860年被欧洲军队洗劫一空，造成中国艺术无可弥补的大劫难。他们在八里桥击溃了中国的军队，占领了圆明园。第一批闯进园中的人，一定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座博物馆之中，一件件质地和做工堪称双绝的玉器、金器、银器、漆器，像在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中一样陈列在架子上。这些包含着大量艺术杰作的珍贵器物，有很多被毁坏、被随意分掉或者不可挽回地丢失了。同时，还有大量文物被挑选出来，在欧洲建立新的博物馆。至于金银元宝，都按官阶大小分给了官兵，但主要的财宝似乎并没有被发现”。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8）
“从这些黑暗的日子开始，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外国人的罪恶勾当。当时也曾有数处宫殿和楼台原封不动地保下来，几乎没有受到破坏。还有一些街道、花园、石桥，以及在这座天方夜谭般的天堂里随处可见的雕像和装饰柱，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
瑞典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喜龙士（奥斯瓦尔德·西仑）在1926年叹道：“在近代的皇家宫苑中，圆明园也许是装饰最丰富、布局最漂亮的一个，它的辉煌已所剩无几”。
1962年，圆明园被毁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林语堂于出版了一部插图版《皇城北京》。他描写圆明园的废墟时说：
“这座宏伟的皇家宫苑，昔日曾布满了楼榭亭台，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燕居游乐之所。而今只剩下一处处‘意大利式的’废墟，它们是罗可可时代由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用石头建造的意大利式宫殿的遗址。一根根罗可可风格的石柱横躺竖卧，一块块檐壁和三角楣淹没在荒草之中。这些东西，由于是石头制成的，都留了下来，尽管仍处于废墟的状态，而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遥想当年，这座供康熙和乾隆皇帝享乐的宫苑是何等壮观，与它相比，西方的城堡简直如同玩具一般”。
林语堂强调，慈禧太后（一直掌权至1908年）所钟爱的圆明园的毁灭，对她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因此对西方人恨之入骨：
“新建的颐和园一直延伸到昔日圆明园的遗址。当圆明园在咸丰朝遭到灭顶之灾时，这位著名的皇太后还只是个年轻妇人。她与皇上逃到热河，一同蒙受这一奇耻大辱，这个痛苦的经历如同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所熟悉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一堆无法修复的瓦砾。万达尔分子没有对任何东西手下留情”。
法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皮拉佐莉认为，“军队的万达尔式行径以及其后由额尔金下令点燃的大火，最终决定了这一集风景、建筑、艺术品、古籍等无价之宝于一身的珍贵遗产的命运。除建筑杰作和无与伦比的园林之外，圆明园还庑藏着一百五十年间搜罗来的无价珍宝、典籍和艺术品”。
皮拉佐莉夫人认为，随着这座宫殿…博物馆的毁灭，中华帝国一个文化象征化为灰烬，圆明园也走进了历史传奇。如同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它曾容纳了“物质世界所能创造的最精美、最罕有的东西”，它是皇帝依自己的想象所能改变的世界的缩影。但与凡尔赛宫不同的是，如果不是亲自置身于圆明园之中的话，几乎无法想象出来它到底是一付什么样子。尽管如此，它仍然走进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个民族根本无缘身临其境。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旨在迫使皇帝做出让步、为遭受酷刑及死去的俘虏报仇的行动固然立即达到了目的，但这次行动仍然是“一种可耻的野蛮行径”。
这确是问题之所在。
约翰·汤姆逊已经猜想到这一行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中国人对外国蛮族的刻骨仇恨。他预言道：“这种仇恨可以很快就会显然出来。它不会表现为外国旅行者和商人目前所遭遇的轻微皮肉之苦，而将成为中国人齐心协力将外国人驱出国土的共同行动”。
历史学家亨利·高第同样谴责（1906年）这一行径及其施行者，说他们玷污了此次中国战役，激起了中国人的仇恨：
“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以毁灭昔日遗产的方式惩治今天的罪行，我赞同这一观点。大杀人犯和破坏分子都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千万不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1860年额尔金火烧圆明园和法国人的洗劫行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这些卑劣的行径，无论有怎样的借口和托词，都将使中国之战的荣光黯然失色”。
吕西安·博达写道：“没有任何东西比洗劫和烧毁这块宝地更能令人仇恨‘这些野蛮人’”。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9）
这在中国人集体记忆里，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在19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最早在中国常驻的英国外交官之一弗里曼…密福特收入了一封写于1865年8月7日的信。在信中，他就火烧圆明园一事表达与孟托邦将军和葛罗一致的意见。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那么错在哪里呢？
这位英国随员认为，之所以做出摧毁圆明园的决定，是出于对它的后果做出的错误判断。他解释说，当然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方面的暴行加以报复。但打击的对象应选在都城的中心，而不应是距离首都十六公里的地方。他还解释说，为了打击中国人的气焰并使其明了帝国已惨遭失败的现实，最佳办法应是攻击紫禁城：“如果北京城内的皇宫被摧毁，必将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响，其记忆也就不会随着圆明园的最后一缕轻烟而消逝”。
何伯·丹拜认为，这种以为火烧圆明园的记忆已经消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她确信，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根本没有忘记圆明园的毁灭。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丹拜夫人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但相反，火烧圆明园“一直是一个敞开的、敏感的、灼痛的伤口”，永远也不会被忘记。其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但北京的老百姓，也就是由于额尔金手下留情而免于一死的北京人的后代，仍感到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他们将圆明园视为民族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圆明园只是为了一个人，即当朝的皇帝，而存在的。就像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后代一样，他们对失去这样的艺术和建筑瑰宝愤恨不已。他们将谴责的矛头直指英国人，痛斥他们的万达尔行径。
何伯·丹拜继续写道，法国人实施的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了，中国人自己做下的更大规模的抢劫行径被轻易地掩盖了。然而，当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比如，中国1937年遭到日本入侵之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老百姓，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
她总结道：“事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