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的一面，但他指责英国人总要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他解释说：“在一个由艺术家和商人组成合伙公司里，艺术家总是上商人的当”。这里所说的艺术家是谁商人是谁，就不用再挑明了吧！
过了不久，他就在日记中谈到，英国人的“嫉妒、居心不良、损人利己等等已初露端倪。这些现象，到战役结束时，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看起来，孟托邦由于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支持，对这一局面难以忍受。他还说，法国人在中国之役中“扮演的是受骗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我们把英国做为联军的时候起，就已经是注定了的”。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3）
埃里松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法国人被英国人欺骗了——我不能用出卖一词，这个词太重了——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想方设法贬低我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使我们看起来像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他们还利用了中国人的轻信，单独签订秘密条款。要么就是皇帝成心把法国军队交给英国来使唤”。
他说的是哪些“秘密条款”呢？我们前文中已经看到，埃里松非常怀疑葛罗——当然不是说他被额尔金收买——完全被额尔金牵着鼻子走。他还谈到联军之间的“纠葛”，甚至说胜利以后，“如果不是被拦住，法国士兵就会放手让中国人追杀这个英国人”。他还肯定“双重条约”的存在，在他此前一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传令兵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件事。这些“真相的曝光”使他受到《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他的另一本书，1883年出版的《中国战役史——根据司令官秘密通信编写》被法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不折不扣！——为名收缴并查封。在这本最终落入陆军部之手的书中，收录了一封涉及“双重天津条约”的信，当时是由皮纳伯爵和康普农少校呈给皇帝的。
在他的《一个传令兵的日记》（书中还谈起关于1870年巴黎之围的回忆）里，埃里松伯爵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英国人。我承认英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拨，敢想敢干，精诚团结。但所有这些优点似乎都被一种无休无止、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破坏殆尽。所有国家都是自私的，好，我同意，常言说，这是国家的责任。自私也许只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们要光明正大地自私。光明正大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也不会影响爱国主义”。
讲到事实，他说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一个士兵跑过来将皇上私室内发现的文件交给孟托邦将军。好些文件恰恰是英法联军9月初在天津谈判的条约草案，由于中国方面的代表不具资格而成为一纸空文。作为秘书和翻译，埃里松将这份用英文写的条约文本向孟托邦译出，他们二人都发现，这份条约与法文的条约有出入，不是按文字对译出来的。换言之，英国人“只为自己争取了所有特别优惠的条款，声称我们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雇佣军，并说他们总能把我们安抚妥当”。
在这一“真相”面前，《泰晤士报》要求他拿出证据，并反过来指责他无中生有，诽谤英国。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他的答复……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他出示了证人们（包括上海的大商人史米茨；他的朋友阿尔芒等等）的信件。他说到额尔金的“心术不正”，甚至是“背叛”。额尔金大体上跟中国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怕法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就可以了。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解决英中之间的事情，他们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是我们花钱雇来的”。
他还补充说，他希望法国不要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应该养成利益均沾的习惯，不能“再像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那样，继续心甘情愿地以得到一些残羹冷炙为满足”。在书中稍后的地方，他还说，中国认为可以把法国人当作“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来对待。
埃里松从这一事件得出结论说，拿破仑三世的确是将法国军队交给他的联军调遣，他以此还一份感恩的债，并获得了后来英国对他的关照。
他还转述了孟托邦将军从此次远征中得出的结论，即“法国以如此巨大的牺牲”，除保障天主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外，“所得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他还恰如其分地补充道，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中国的遵守，甚至在问题最严重的省份都没有张贴示众，也根本没有能阻止传教士再次被屠杀。
几年之后，历史学家亨利·高第认真研究过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说曾设法得到一本上述禁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可以查阅）。在他看来，作者所讲的事件早已尽人皆知，国家实施查禁根本没有道理！实际上，如果事情仅限于揭露英国对九龙的占领，或者是中国人向英国人赔款的数额，那么这个事实早就为人所知，尤其葛罗本人更是一清二楚。所以高第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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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4）
闹得沸沸扬扬的“双重条约”事件，应该把它算在埃里松伯爵反英偏执狂的账上呢？还是简单地归结为当事人以扬名天下为目的的“媒体炒作”？还有就是为了推销他的书……。
1875年，亨利·诺利斯（格兰特将军笔记的编者）就英国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他的狂妄傲慢是那个时代英国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
“我们可以认为，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完美的结局，是英国发动的历次‘小型战争’中最成功的一个。战役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连吃三场败仗，部署了中国主要防御力量的强大的大沽炮台被我攻陷，中国的首都在侵略军大炮的威胁下被迫投降。投入的费用相当巨大，但与以往历次战争不同，投入所取得的回报令人满意。我们为英国商人赢得了在整个帝国境内的行动自由。我们向文明世界保证，外国人从此免受中国强加的压迫和野蛮待遇。我们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正如经验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中国终于懂得，它是无力与我们欧洲各国抗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北京条约》，该条约已显示出，其各项承诺远比此前各条约更具持久性”。
诺利斯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华各商埠的利益。无论是私人产业还是人的生命都不会受到尊重。并且，如果我们和解的姿态和谈判的请求被中国人视为软弱的信号，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最后，在我们法国盟友的协助下，在借助武力的情况下，我们为文明世界赢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我们为自己谋得的利益”。应该指出，诺利斯重拾吴士礼（其书出版于1862年）的论据，而且几乎使用了同样的字眼，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结局洋洋自得。
出于好奇，我们再引用一段美国传教士罗伯特·格罗沃的评论。他的《全球传教使命的进程》于1924年初版，至1960年多次再版。
书中竟然写道：
“鸦片并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它只为战争提供了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自命不凡的傲慢，对条约所规定之各项义务的极端蔑视，对贸易的严厉限制，以及它对外国人实施的残暴和侮慢”。
1864年，太平天国军队被查尔斯·戈登和他率领的“常胜军”剿灭。弗朗索瓦·莱热谈到这一连串前因后果所包含的讽刺时说：“英国，一个欧洲的新教国家，不得不用左手铲除了它用右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他还认为这将对西方人的声誉产生影响：“西欧的进步力量，一边连续以沉重的打击撼动满清王朝的根基，一边又把它从一场颠覆革命中拯救出来，使它苟延残喘，以便继续从它身上最大限度地攫取好处。这一事实，隔几代人的时间再去看，将不会提高欧洲的声誉……。我们想给中国当局一个严厉的教训，把他们的优越感和高傲自大打得粉碎，我们做到了，并为此洋洋自得。我们帮助他们打败了太平天国，赚取了他们的感激，我们也为此洋洋自得”。
这个时期，长江开放了。英国人控制了对华贸易的八分之七。英国、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总额超了一亿英镑。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从1859年的五万九千箱上升为1879年的十万六千箱，整整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格拉德斯通，1840年曾极力反对鸦片贸易，此时已在印度赚了大钱，高兴得忘乎所以……。1856年至1888年，出口到中国的棉布翻了两番，达到四亿米。
对中华帝国来说，1860年的惨败在国内也产生了严重后果。西蒙·莱斯（皮埃尔·里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来侵略使整个国家惨遭劫掠，引起了一连串剧烈的骚动、混乱和革命，他们至今还没有摆脱”。所以，对中国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
此外，中国还被迫向外国割让国土。一部分满洲割让给俄国，九龙割让给英国。还要在开放的商埠赋予英、法、美（但也包括德、意、比等国）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这一制度使得在中国领土上的英国和法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只受各自国家领事机关的法律管辖。中国还被迫同意外国的外交机构常驻北京，接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美国历史学家埃德加·霍尔特认为：“这是中国摆脱陈旧的闭关锁国政策，争取加入世界各国大合唱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5）
尽管有恭亲王亲领的总理衙门负责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中国仍然花了不短的时间才开始放弃闭关锁国的态度，着手实行合作的政策。等了整整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皇帝才答应接见外国的使节！还是在专门接待附庸国使者的接见厅里。直到1879年，中国才同意向外国派出使节。无论是否情愿，中国最终被拖进了现代各国的大合唱。但西方文明的阴影仍使目睹1860年野蛮行径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唤起了祖先们对残忍野蛮、文化落后的外国入侵者的恐惧。
于是，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中国人长期拒绝接受——更不用说推崇——西方的道德价值观。透过圆明园的烈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野蛮民族的牺牲品，他们倾向于将西方与匈奴人相提并论，而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文明具有先进和高雅的性质。
有多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一次“惩罚”著书立说。在惋叹珍贵的艺术宝藏和文化遗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同时，有些历史学家也从圆明园的烈焰中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样。
可以想见。正如泰奥在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是满清王朝的没落”。
此外，面对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和商埠的企图，中国没有采取日本的应对方式，也颇使人不解。额尔金看得很准确，他说：“当中国不可避免地继续走向毁灭之时，日本没有退缩，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洒到自己土地上的阳光，走上被中国人轻蔑地抛弃的进步之路。而这样的进步，一旦日本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必然会想要得到它，而且终究会得到它”。最初还十分犹豫不决的日本，最后终于认识到，向美国和欧洲列强粗暴的叩门声做出让步，正是日本利益之所在。日本利用这个机会奋起直追，借鉴西方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现代化，既开拓经济资源，又壮大军事实力。在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这才是使他们避免厄运的唯一办法，更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的明治时代“明智地”回应了西方的威胁。在十九世纪末，通过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1871…1908）和维新派大臣康有为所支持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国差一点就实现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历史转折。但对中国社会和皇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主张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公共机构和采矿工业的现代化以及言论自由，吓坏了慈禧太后等人。宫廷中最保守的一派占了上风，旧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专制和变本加厉的排外。从此，清王朝的垮台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中国则恰恰相反，自恃地广人众，认为是自己的强势。1860年，中国犯了低估西欧力量的错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外国的威胁面前让步。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万在他的《东方问题》一书中对日本和中国做出比较：“日本对外国意志做出让步的那一刻，它已经隐约看到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广阔远景。当中国一面无可奈何地俯首称臣，一面又努力将国家维持在传统轨道上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他们进行了‘全民性’的反应，正在思考如何使国家实现深刻的转变”。
如果我们冒昧地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将中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以迫使中国人低头并签订条约的决定，与美国人1945年8月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并列起来看。一定要轰炸广岛吗？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问。这里同样涉及到要日本尽快投降的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继续对这些“战争罪行”的必要性发出质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现得更耐心一点，额尔金也许就不会去放火。在广岛，美国人本来可以再等上几天，当时日本已经山穷水尽，并准备放下武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两件大事（不过也应该承认，很难将它们相提并论）都应该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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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6）
卡罗尔·麻伦写道：“个人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和残暴，与国家荣誉所遭受的种种伤害一样，它们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