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1）
10月7日，英军密使、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威妥玛和恭亲王的代表恒祺达成协议，清政府将向联军交出北京的主要城门之一。英国人的确想预防中国人变卦，要找一个能起遏制其改变主意的筹码，因为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必须呆在中国首都城内。冬季即将来临，时间紧迫。两国外交公使想迫使恭亲王加快签定和约的进程。
格兰特和孟托邦由炮兵和工程兵的指挥官陪同，边侦察边向城北安定门走去。城墙上面的鞑靼士兵向他们摇白旗表示欢迎。格兰特将军甚至还在护城河饮马，守城的清军士兵向他投去善意的目光。
额尔金和葛罗要求他们的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致函恭亲王，就说如果在10月13日中午之前不向联军交出一个城门（安定门），联军就要强行进入北京。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在信中说，“若同意让出安定门，那么联军不会允许任何兵卒进入城内，居民不会受惊扰……反之，如不让出城门，我们就从城墙打开缺口。如因中方拒绝而使进攻成为必要，联军将立即构筑火炮掩体，支起大炮”。
英法军队立即开始修筑围攻工事，清军岗哨始终在那儿好奇地观看。不过，英法军主要是在做姿态，而非实际威胁。北京护城墙的防卫性能的确了不得。它的高度超过十四公尺，底部厚达二十六公尺，顶部也有二十公尺宽。
法军仅有野战炮，只能投入四门大炮，炮位（一个炮兵少校迈大步量了一下距离）离城墙七十公尺。英国人则建了一个有四门攻城大炮的炮台，此处靠近地坛，离城也不过二百五十公尺。指挥法军炮兵的本茨曼上校向格兰特将军交底说，在这么牢固的城墙上打开缺口，他没有什么把握，他的行动也只能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10月12日
外交形势不可捉摸，难以把握。恭亲王踪影全无，他惶惶然夜无定所。想到可能被联军当作人质抓去进行报复，他大概害怕了……他犹豫，拖延。皇上会把他怎么样，他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樊国梁大人问道：“别看他与皇帝是亲兄弟，把首都献出去，他能不受责备，被问罪，被杀头？”联军最担心的是恭亲王不见了，使他们不知所措，没了谈判对手。
然而，这时候恭亲王给葛罗男爵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谴责法国士兵，为什么要抢劫皇帝的圆明园？不过他又认为法兰西是一个文明国家，它的士兵都是受纪律约束的……
英法联军向北京市民发布了一个公告，是用非常蹩脚的汉文写的（按照翰林院一个文人的说法）。他们说，如果明天中午不能签署和约，就开始攻城；并劝告市民离开城市，因为他们不能对产生的后果负责。北京的商人们意识到要大祸临头，都成群结队地去恳请恭亲王交出城门。亲王惊恐万分地说，就他个人而言，他宁愿一死也不作让步。但是为了迎合那些人，他应允接受他们的请求。
这时，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已回到北京，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非常关键。俄国公使最终使恭亲王相信，他个人对联军没有什么好怕的。他还引用葛罗男爵的说法，向恭亲王陈述道，万一他想要逃到鞑靼去，那对北京皇宫的进攻将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必然是清王朝垮台。伊格那替叶福的中间人角色干得非常漂亮。他对中国人和联军的心理都摸得很透。他向双方解释对方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以谈。两个阵营对伊格那替叶福的建议都很重视。他成功地既得到了清王朝高官的信任，也得到了联军的信任，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劝说恭亲王献出安定门。
巴夏礼又开始工作了，他会见了原先看管过他的恒祺。恒祺告诉他朝廷同意联军提出的条件。安定门明天将交给他们，但是不得破坏城市；除了将要进驻城里的两国公使的护卫队，联军士兵不可大批入城。
10月13日
“10月13日是决定继续战还是和的关键日子”，这是诺利斯写下的话。确实如此，如果不献出安定门，联军已准备好继续开战。上午十点，巴夏礼带着康普农和斯蒂文森两名指挥官，再次会见恒祺，大炮已处于战斗状态，只等会谈结果。这次会见地点是在北京西郊的一个衙门。清政府的特使信守承诺：中午十二点，安定门将向英法联军开放。于是两位指挥官商定每方各派二百名士兵组成一支四百人的支队占领阵地。这样，两个支队将于中午安定门前会合，联军共同进入中国首都。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2）
康普农急忙赶回法军营地。孟托邦立即指定他的参谋长施米茨带领一零一团的一个营开赴会合地点。但是，当法国人到达安定门前时，他们发现拿皮耳将军率领的英军士兵并没有等候他们……英军营地离得近，他们比法国人动作快。
对此，巴赞库委婉地提出他的看法：“英国人对礼节和权利方面的问题是很注意的，在这个完全不必动用武力的行动中，他们本应可以等候法军小分队到来。”然而，如此严格按其特权和法军的特殊地位行事的孟托邦将军，却宁可忘掉这件事，至少在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是这样。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情绪激愤的埃里松伯爵对英国人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很不服气。他说施米茨上校是十二点差五分抵达城门的，但是英国国旗早在十五分钟之前就已经在北京城头飘扬。
埃里松记下了那一难忘的场面：
“施米茨上校怒不可遏，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非常勇敢地责备拿皮耳将军道：
‘你们本来是可以等我们的。自从我们两军并肩作战以来，这是你们第一次把你们的旗帜首先插到城头上。不错，这一次没有敌人在后边追赶。’
英国将军被弄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但借口说法国人晚到了五分钟，法国上校反驳道：
‘就算是有那么回事儿，如果懂礼貌的话也应该等我们到来。说到礼节，我要提醒您注意现在演奏的是《上帝保佑女王》，而根据我的命令，该演奏的是法军一个团的军乐。’
他说完就转身而去。”
德洛尔·塔克西尔评论道：“英国人可能是要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散播的谣传，即法国人打仗是听命于他们，而且军饷也由他们出。两国军官之间相互讽刺挖苦，非常尖刻，但是由于两支军队远在天边的那种孤独感，又使他们表面上保持着和谐”。
英军在距安定门右侧一公里的地方安营，法军则在左边扎寨。一零一团的一个营占领城墙。联军支起大炮，对准城内，把一条条主要交通干线控制起来。格兰特将军很欣赏这座已经为联军所占领的城门。它的外形美观，建筑结构合理，位置重要；城门楼呈平行四边形，上下四层，比城门高出十五公尺。将军想起往事，把它与巴比伦的城墙相比。他印象中那里的城墙也很宽，顶部筑有马道，可并排行驶几辆马车。他觉得北京的城墙更为壮观，并行五辆车绰绰有余。
保罗·瓦兰对北京的城墙做了很详细的描写。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中国人拒绝交出安定门，那么英法联军没等把那个“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打开一个缺口就弹尽粮绝二十次了。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之所以献出那座如此易守难攻的城市的大门，大概是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掠而吓破了胆。”
巴赞库也有与此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联军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应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安定门而庆幸，因为凭他们那微弱的攻城能力以及有限的装备和给养，想要在那样的城墙上打开缺口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又说，火箭和燃烧弹至少会把首都的居民区变成一片火海，紫禁城肯定也难保全不受破坏。
不许联军士兵入城，市民也不得靠近城门。他们被一条拉紧的粗绳隔开二十来米的距离，同时还有带皮鞭的“当地警察”（保罗·瓦兰语）把那些好奇的人赶开。
拉否例在总结中国人让出安定门的实际后果时说：“事实上，北京刚刚屈服。北京被占领了，从现在起中国皇帝的首都被置于英法联军将军的保护之下。”
10月14日
从惊恐中醒过神儿来的恭亲王给葛罗男爵（当时男爵已安顿在北京城前面的一个喇嘛寺院里）写了一封信，承认对安定门的占领进行得很顺利，“纪律严明”，“使百姓得以重新恢复安定，驱除了他们的不安与恐惧”。他重新谈到天津条约的签字问题，称他正在准备有关批准书。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3）
安定门让出来，意味着军事态势大有进展。如何在短期内找到外交解决办法，已成燃眉之急。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按照保罗·瓦兰所说，英法两国特使都已经很不耐烦了，“被他们对手那令人恼火的软磨弄得忍无可忍”；特别是额尔金勋爵，那是个“好激动的人，他生来应该是个刚烈的士兵，而不是个有耐性的外交官”。额尔金勋爵甚至准备在北京过冬。他建议部队抓紧进城驻扎，在城里安排他们的冬季营房。
10月15日
经与葛罗男爵商议之后，孟托邦将军告诉霍普·格兰特，他以为，如果11月1日之前“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任何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有必要考虑在这一天将部队撤回天津。因为孟托邦担心清政府仍在企图争取时间，把联军套住，迫使它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极度的严寒，既不能与天津（主要的后方基地）取得联系，（因为那时道路冰冻，河流与运河已结冻），也不能与舰队联系。在他看来，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保全部队。孟托邦将军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北京度过冬季，那简直是发疯。那里人众如海，只要人们把联军一包围，就可以困死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待春季再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孟托邦请两位外交特使确定和约签字的最后宽限日期。如果不成，他建议以“直接进攻皇宫”相威胁，也就是说像巴赞库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摧毁皇宫，即紫禁城，“以便在一国之都的中心留下某个令人久久遭受创伤的记忆。”
10月16日
这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恭亲王的确信守了他释放人质的诺言，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质都活着回来。他一直都在向两位外交特使保证，人质受到很好的对待；然而，他应该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去。当联军知道了那些人质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死去的，都忿忿不平。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暴行不能不受惩罚。
英国人已经不能自持了。巴赞库写道：“主要是英国人，他们气愤至极”。他们叫嚷着要报仇。格兰特将军第一次同意额尔金勋爵的意见，公开表示，由于他们同胞被杀死以及所受的虐待，清朝皇帝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为了使之具有惩戒性，他宣布应该把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完全彻底地烧毁，“甚至夷为平地”。英军最高指挥官竟恬不知耻地解释说，反正俘虏已经全都放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中国人已经再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报复了。
额尔金站在城墙下，他要做什么呢？
丹拜女士写道：“额尔金勋爵当时处于其职业生涯的最危急时刻。必须给中国人一个惩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负有责任。但是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会引起世界性的反响，并将决定未来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那时额尔金勋爵还设想要强迫清政府出资在天津竖立一座纪念人质的赎罪碑。葛罗男爵除了觉得这个主意不合时宜之外，他认为清政府绝不会接受那样的侮辱，去纪念“自己的不诚实，他自己的耻辱和懦弱无能”。
可是，10月16日这天，和平始终是未知数。法国特使承认联军的“处境微妙”，他甚至用了“死胡同”一词。怎样走出困境？英国全权代表和法国公使以及两军最高指挥官在葛罗男爵的官邸举行了一次会议。额尔金勋爵最终算是放弃了在天津建造纪念碑的想法，除此以外，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额尔金仍坚持他的主张，要使圆明园完全彻底变成废墟。
下面是葛罗男爵苦涩而又不无担忧的评述：
“我以为，额尔金勋爵坚持摧毁圆明园的计划是无济于事而又危险的。我们一直在向中国人讲我们的文明，讲基督教的仁爱，可是为什么还要象他们那样行事呢？我和他一样，为我们可怜的同胞所遭受的暴行深感悲痛。然而，过于严厉，没有必要的严厉，难道它不会使我们处于孤立境地吗？我们可能应该去摧毁北京的冬宫！应该撤回天津，等待援军或者其他命令，还是等到好季节到来，再开始一场新的战役？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走到那一步，欧洲就不可能有人原谅我们了……”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4）
10月17日
这是三方频频互换信函的一天。额尔金勋爵向恭亲王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规定了他的条件，语气严厉“坚决、傲慢而又专横”（拉否例的话）。这位英国全权代表还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批准1858年条约，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条款，即为9月18日的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银两（二百万法郎）。葛罗男爵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人数较少）赔偿二十万银两。
不仅如此，额尔金还显示了他要荡平圆明园给予报复的决心。他在给恭亲王的一份照会草案中称：“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它必须予以摧毁。”
他确定了这个三重最后通牒的具体日期：
—10月20日，答复；
—10月22日，支付赔偿费用；
—10月23日，批准条约的最后日期。
他还宣布，如有拖延，北京皇宫（紫禁城）将受到攻击，而且将重新开战。
拉否例评论道：“对恭亲王没有任何礼貌和婉转可言。这是一份撕破脸皮的公文”。
作为对大清国亲王10月12日书信的回复，葛罗男爵也向他送去了一封重述要点的长信，那是一份非常清楚而�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