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圆明园大劫难- 第4部分

　　格兰特和柯利诺协商攻打方案。可是，就在格兰特调动英军炮兵之时，法军等不及便沿河涌去，冲向炮台。德洛尔描述强攻的情形：
　　“法军迈着赛跑的步伐冲向炮台，时进时停，力避伤亡。海军陆战队率先冲过第一道战壕，强击步兵匍伏越过横跨的梯道；第二道战壕冲过，他们冲到第三道，即最后一道战壕。就在越过去之时，强击兵们从炮眼发现，上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已从朝河的入口冲进炮台。他们试图放下吊桥，可是大门很难打开。凭借战友递给的粗绳，他们快速爬上炮台，只见墙后四千清兵跪着求饶”。其实，炮台守兵未作任何抵抗，全都把枪扔在地上或又架起来。他们集中在炮台一角，不出声地等着，有的坐在地上不动，有的像是在哀求。
　　这便是等待柯利诺将军及其海军陆战队员的那幕出人意外的情景。接着，孟托邦和格兰特两主帅进到炮台，并问清兵俘虏他们的都统在何处。他们回答“不知道”。三个无明显特征的士官向前解释道，他们的都统，大概是朝廷总兵僧格林沁之弟（实为直隶提督乐善—译者），已在第一个炮台交战中阵亡，故部下失去斗志，不能再战了。没有皇上钦定，谁也不敢取代指挥肩负重责！三人还说，第一座炮台陷落，任何抗击也徒劳无益了。他们乞求放一条生路，以便能去右岸。
　　俘虏有两、三千人。该怎么办呢？令战俘万分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得已悄悄离开。杜潘上校曾指责这种宽大做法，认为是个“错误”，担心这些人回到僧格林沁军中，又将会在以后的交战中与他们遭遇。而布隆戴尔将军在对华远征正式报告中则肯定这一做法，指出：“出于人道而采取的这种措施，旨在使敌军很难再用他们来找我们，事实上果然如此。再说，因严重缺粮，对这些已丧失防御能力的俘虏已无别的选择，要么放了他们，要么杀了他们”。
　　在一座攻占的炮台内，英兵发现一些粗口径的大炮，上写有英文“moore…woolwich”（摩尔…伍尔维奇）字样。原来是去年英国海军败阵时丢下的……。这些大炮后来已被运回到英国。
　　巴夏礼和罗亨利遵照英军主帅命令，举着白旗马上去到白河对岸西口村，与直隶总督恒福谈判。法军三名军官康普农少校、柯利诺将军副官昂德库和科尔斯请求陪同前往。一到右岸，联军代表先见到一位姓王的通译；这位年轻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驻上海使团培训后赴英美留学。1858年和谈时，他曾为协助威妥玛的中方译员之一。他现在是向额尔金转交恒福总督的信件。巴夏礼认识他，却粗暴而咄咄逼人地对待他，声称对方最好直接去见英军主帅。巴夏礼还要到西口衙门见总督大人。
　　巴夏礼要求总督下令右岸各炮台，连同大炮及兵械库全部投降。双方会谈或密谈花去许多时间，约四小时之多。各抒己见，毫无结果。尽管上午谈判破裂，恒福仍寸步不让。他清楚，交出炮台对于他意味着失去高官奉禄，甚至会冒死罪。而巴夏礼告辞之时却显得很自信，提前向恒福打招呼。
　　巴夏礼故意问总督大人，是否全城百姓都已撤离大沽。
　　“没有，他们为何要那样？恒福吃惊地问道。
　　“天哪！”巴夏礼也惊讶地说，“叫他们赶快逃命，一刻也不要耽误。炮火弹片将象暴风骤雨落到那个地方，谁也休想活着出去。我们不愿意伤害无辜的居民，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您有义务敦促他们尽快逃走，因为只怪你们官兵，我们要消灭他们”。
　　想不到几句话，竟产生大效果。恒福一下脸变色，烦躁不安。随后，他决心已下，对巴夏礼说道：“好吧，请下马，我们再就此商谈”。
　　

第十章　攻陷大沽炮台（6）
就这样天一黑，南岸炮台投降达成协议。条件是全城百姓得到尊重，所有财产受到保护。恒福还获准派人找回第一炮台战死的守兵主将的尸体。这位英勇保卫炮台的将军阵亡，使其他防御阵地丧失抵抗斗志。
　　对这充满未知数与危险的白河对岸的惊人之行，罗亨利会声会色地描述；巴夏礼表现得极为坚定又非常灵活，清廷命官开始强硬，毫不退让，最后却只得屈从。
　　联军行动刚好结束，一场可怕的暴雨猛降战场，淹没平原。官兵们冒着倾盆大雨，艰难地走在大沽营地回到新河营地的八公里路上，向后撤走。他们回到了全都淹在水里的营地，根本不可能生火。士兵们整个白天什么也没有吃，只得嚼食干饼了……。一个悲惨的夜晚等待着他们。英军炮兵费尽力气想把陷在沙堆的重炮拉回，可实为失望，只好作罢，就地躺在大炮旁睡觉。
　　一连数日，平原淹在水里，到处变成沼泽。仅几小时功夫反复无常的天气竞使这个决定性的一天变化多端。杜潘认为，“要是暴雨早来数小时，那我们的炮兵将难以动弹，夺取大沽要塞则不可能”。埃里松也指出：“那一天，要是遭这么几个小时大雨，就将使远征中国全功尽弃”。英法联军真走运！
　　杜潘上校对当天的战斗作了个小结：“就这样，五座炮台我们武力夺取两座及两个敌营，缴获大炮五百一十八门，其中一百一十门为铜制，以及大量军需物资。白河从此可以自由通行，联军供给变得充裕，这便是当日战果。另外，我们击毙清兵两千余人，特别是那位炮台主将”。巴夏礼非常满意地说，“大家应当庆贺的是，仅用一天时间迫使五座可怕的炮台投降，夺取只花了很小的代价”。
　　当天的英雄，仍然非柯利诺将军英属。他始终一马当先，非常勇敢机智，深得英军赞扬。孟托邦主帅夸奖他行动冷静，指挥有方。跟随他去攻占炮台的强击兵和海军陆战队，个个都是英雄。广东苦力也受特别表彰。他们按规定只运送爬墙云梯，但也冲在阵前参加战斗，表现得出奇的勇敢。联军见状，简直目瞪口呆！格兰特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
　　“这证明我提出攻打炮台的方案是对的，并且将获胜”。格兰特将军带着必胜的口吻说道。按他的解释，北部那座主炮台，即第二座，朝海一面防御实为严密，后边靠陆地防守则显薄弱，仅有一堵护墙。而且，第一个炮台一旦被攻占，主炮台便直接处于敌人的炮火攻击之下。
　　吴士礼中校向格兰特将军表示敬意与拥护。他写道，在一个战士看来，对顶头上司随便褒贬本属无纪律的表现；但他还是要表达远征军的普遍意见。这就是：“当时，谁也不如霍普·格兰特大人那样的坚定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显得高人一筹。如果说他能听到八月二十一日晚英军营人人都祝贺他的话，那他下决心后又不免一有点焦虑总算得到广泛的回报”。
　　明眼人一看，吴士礼对格兰特的称赞，显然意在否定孟托邦将军！
　　诺利斯上尉1875年把格兰特将军征华日记整理出版，书中也扯到孟托邦将军关于攻夺大沽要塞的态度。在他看来（也可视为在格兰特看来），孟托邦曾经坚决反对英军参谋部提出的攻打计划，仅同意派出四百法军士兵及火力小的炮兵队参战。诺利斯声称，当时认真了解情况并得知可靠的消息，孟托邦头天曾答应派两个炮兵队参战，却只派一个队出动。再者，柯利诺当时率的炮兵队榴弹炮出故障，不得不求助于英军。
　　这种说法也由杜潘上校加以肯定。杜潘认为，孟将军在攻打首座大沽炮台时明显有错，即将三分之二的炮兵力量闲置，以致使柯利诺向出动两千五百人的英军借用两门榴弹炮。另又据诺利斯所言，孟将军只有在攻占第一座炮台接近尾声时才出现在战场上。而且，他竟然未带剑在身！
　　和吴士礼一样，诺利斯也赞扬格兰特将军敢于承担一切失败风险。他回忆说，对华远征在英国从不得人心，一旦失败，反对派必然会把法国对这次征战所持的保留意见拿出来做挡箭牌。格兰特日记出版者曾写道：“值得记取的是，1860年人们把打仗的本领与学问归功于让自己远远抛在其他国家后面的法国人……”。关于这次最危险的征战，他得出结论说：“好有好报”。他赞颂格兰特将军具有洞察力，以军事行家的眼光，判断出大沽要塞北岸首座炮台防守的弱点所在，而其他炮台却依赖于这座炮台。
　　

第十章　攻陷大沽炮台（7）
诺利斯不顾孟托邦将军的抗议，后来毫不客气地写道：“与法国盟军的合作，给胜利制造的障碍比清兵的抵抗还要大……。孟将军在行动中把自己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尽管最后时刻出于谨慎盘算决定派四百步兵表明参战，但拒绝参加他所视为注定失败的行动”。诺利斯还告诉我们，孟托邦感到事实证明他的确有错，便要求收回其抗议。
　　引人注目的是，要参照对华远征正式起草人布隆戴尔将军的评述。他认为赞同孟将军的做法，不过为此辩护的论据显得勉强，含糊不清，难于理解。总之，不太有说服力……。
　　8月22日
　　中国守兵急切混乱地撤离炮台，扔下六百门炮和数量充足的各种军需。他们撤往天津；而僧格林沁由一百五十骠骑护卫，也同样离开，肯定是踏上了回北京之路。
　　英法陆军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入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廷总兵用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两支海军则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清除。舰队投入行动。
　　英法将领们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天津已将唾手可得。这座重镇距大沽约五十五公里，而离北京仅一百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白河两岸均通行）或水路。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也是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艇一天足可开到天津。因而，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孟托邦将军毫不迟疑地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的和约。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占并签署投降书，以及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结束。吴士礼以为可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而征战本身实在太少。这不值六个月飘洋过海”。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其军队更有本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补偿和好处”。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1793年马戛尔尼、1816年阿美士德和1858年额尔金与葛罗之后，欧洲人第四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由于1860年，后两位使节将直到北京，只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依此是将在这些遥远地区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存在，并永久地创办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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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1）
8月23日
　　令法军大为震惊和恼怒的是，他们未得任何通知，也想不到英海军上将贺布独自下令三艘炮艇出动，沿白河驶向天津。如高第所说的那样，停靠塘沽时，贺布借涨潮之势，“竟然大胆深入”内河。无疑，他是想为1859年惨败复仇！或者，他是对8月21日进攻战中海军只起次要作用表示不满！巴夏礼和罗亨利也加入这次行动，同在护卫舰《科罗曼德尔号》上。这简直是鲁莽举动！孟托邦称之为“轻举妄动”。天津大概由两大炮台把守，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然而，英军炮舰沿河而上未遇到任何抵抗。
　　《科罗曼德尔号》刚在天津大运河与白河汇合处一抛锚，恒福总督即上船，随行的有一些大官。他从大沽坐马车而来。英军听说天津最近加固的城防已经撤消，宫廷大军已撤回北京。僧格林沁总兵仅由一小队人马护送，前夜路过天津城墙，未作停留直返京城。
　　恒福总督要求保护直隶居民，答应贺布上将以贵宾相待。而贺布直言不讳，竟然回答他是那里的主人。他当即下令占领最近的城门，叫做象征性占领天津。好奇的市民观看英兵行动，似不抱敌对情绪。过一会，英吉利国旗便在东门城楼上飘扬。在中国人面前，英军竟如此成了唯一胜者……。巴夏礼请恒福为额尔金特使安排下榻府邸。随后，贺布回到大沽，其使命出色完成。
　　事态实在引人发笑。这不是法国人的意见，他们深感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不列颠人）所骗。埃里松觉得此事“滑稽可笑”，“是否再次证明私利的盘算主导着盟军”。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同来向孟托邦将军通报英海军上将何以“临时出动”。格兰特显得特别诚恳，而额尔金虽带“吃惊”神情，但说服不了人，这毕竟是装出来的。
　　第一次与此事有关而最难承受的人，是法国海军司令沙内。据埃里松所言，当沙内得知英军同僚不告而去的时候，“顿时无比怨恨，于是紧随其后追赶，很想与英军同时在天津展示我海军国籍旗。白河之上，两海军上将展开一场真正的船赛，一场驶向天津的竞渡……”。英法海军在中国河流上如此“奇特的水上竞赛”，当时随军作家无一不加以描述。
　　8月25日及随后数日
　　额尔金和格兰特同乘《格拉纳达号》前往天津。英军司令率领一千五百官兵同行。额尔金称，这是一次极为难受之行。皓月当空，须穿越蜿蜒曲折的河滩。
　　孟托邦带领两艘运有五百官兵的炮舰同去天津。葛罗则乘一艘小炮艇前往。在这条河上，船经常搁浅。
　　孟托邦二十六日晚上才到达天津。他采取各种措施安顿部队，设立服务部门。法军在华北作战期间，天津将是基地；直至战争结束，甚至之后，也可能仍是。
　　8月28日
　　孟托邦将军又沿河而下，返回新河，看望部队。30号那天，他亲率余部，取道白河右岸赴天津（英军则从左岸前去）。卡斯塔诺医生指出，法军经过在华近一年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