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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4）
就在赵舒翘被赐死的时期，却有另一个被赐了“ 一品诰命夫人”，这便是三原安抚堡的一个寡妇。寡妇是人物漂亮，处事果断，远近盛传她是金蛤蟆精变的。夫家原是当地的首富，她初为人妻，男人就病死了，村人都说她得改嫁，这户人家从此要败了，她偏就顶门立户，将一个大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难得一个妇道角色，几十年里鸡啼起身，描眉油头，打扮得容光焕发，然后提了曳地长裙，踮了三寸金莲，登坐于专门修筑于大院中的一个板楼上，监督百十号长工短工劳作。慈禧逃来西安，也正是所谓国难之时，这寡妇竟有主见，用马车拉了满满一车金银捐贡朝廷，感动得慈禧要认她做干女儿。
一个是朝里人，一个是民间事，在清朝末年，陕西人演绎的悲喜剧绝对是陕西人的特色。在西安，甚或在关中的任何县任何村，随时是可以听到秦腔的。外地人初听秦腔，感觉是“ 死狼声吼叫”，但那高亢激越的怒吼之中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的哭音慢板，就如冬日常见到的平原之上的粗桩和细枝组合的柿树一样，西风里，你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悲怆和凄凉。时间又过了几十年，又是一个政坛上的强人和民间的奇才登场，这就是杨虎城与牛道濂。关于杨虎城的事迹，各类西安事变的文献书中已经说得太多，他原是渭北一带的刀客，为人豪爽，处事勇敢，但绝不是个粗人。我读过一篇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某人的回忆录，其中有两处描写印象深刻。一是说杨虎城识不了多少字，但记忆非凡，多少年前的某日某事某某参加皆清楚不误；演讲时，他可以拿讲稿，但在讲稿上折好多角，折什么样的角讲什么样的话，只有他明白，然后开讲就全然不用别人为他写的讲稿。二是说他和张学良合作，相互并不是没有存疑。张学良的出身、学养、势力自然是杨虎城不能比的，但杨虎城办事除了有豪侠之气，因出身农家，自有农民的一点狡黠，两人决定了兵谏，他却担心张学良提前撇了他，时时注意着张的动静。一次张学良的一位重要部下在易俗社看戏，他当然也派人在剧场，戏演到一半，那个部下匆匆离去，他手下的人遂赶回将情况告诉他，他便估摸张学良要动手了，紧急召集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即将出发前得到情报，那个部下离开剧场是去干别的事了，方停止了行动，险些出了大的事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照片，一个英武潇洒，一个雄浑沉健。杨虎城的相貌是典型的关中人形象，头大面宽，肉厚身沉，颇有几分像秦始皇墓出土的兵马俑。现存留在西安城里的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公馆，便足以看出两人风格，一个是西式建筑，一个是庭院式的传统结构。出身于草莽的武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兵谏，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可歌可泣，但他又是传统的，农民式的，他的结局必然与张学良截然不同。我曾数次去拜谒过他的陵园，在肃穆的墓碑前，看终南山上云聚云散，听身后粗大的松树上松子在天风里坠落，不禁仰天浩叹。
赵舒翘和杨虎城是西安近代史上两个无法避开的人物，而民间传颂最多的倒是那个安抚堡的寡妇和牛才子。赵舒翘和杨虎城属于正剧，正剧往往是悲剧，安抚堡寡妇和牛才子归于野史，野史里却充满了喜剧成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的是波澜不起地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暗里飞的萤虫自照，如水宿中的禽鸟相呼。
以西安市为界，关中的西部称为西府，关中的东部称东府，西府东府比较起来就有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东府有一座华山，西府有一座太白山。华山是完整的一块巨石形成的，坚硬、挺拔、险峭，我认做是阳山，男人的山，它是纯粹的山，没有附加的东西，如黄山上的迎客松呀，峨眉山上能看佛光呀，泰山上可以祀天呀，上华山就是体现着真正上山的意义。太白山峰峦浑然，终年积雪，神秘莫测，我认做是阴山，女人的山。东府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府里有霍去病石雕博物馆。我对所有来西安旅游的外地朋友讲，你如果是政治家，请去参观秦兵马俑张扬你的气势，你如果是艺术家，请去参观霍去病墓以寻找浑然整体的感觉。在绘画上，我们习惯于将西方的油画看做色的团块，将中国的水墨画看做线的勾勒，在关中平原上看冬天里的柿树，那是巨大的粗糙的黑桩与细的枝丫组合的形象。听陕西古老的戏剧秦腔，净的嘶声吼叫与旦的幽怨绵长，又是结合得那样完美，你就明白这一方水土里养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了。
老西安（5）
如果说赵舒翘、杨虎城并没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他们大的气候，那么，从这个世纪之初，文学艺术领域上的天才却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 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风里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想象这些人物当年走动于这座城市的身影，若是没有他们，这座城将又是何等的空旷啊！
于右任被尊为书圣，他给人的永远是美髯飘飘的仙者印象，但我见过他年轻时在西安的一张照片，硕大的脑袋，忠厚的面孔，穿一件臃肿不堪的黑粗布棉衣裤。大的天才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者，他的所作所为，芸芸众生只能欣赏，不可模仿。现在海内外写于体的书法家甚多，但风骨接近者少之又少。我在江苏常熟翁同龢故居里看翁氏的照片，惊奇他的相貌与于右任相似，翁氏的书法在当时也是名重天下，罢官归里，求字者接踵而来，翁坚不与书，有人就费尽心机，送帖到翁府请其赴什么宴，门子将帖传入。翁凭心性，上次批一字：可。这次批一字：免。如此反反复复，数年里集单字成册作为家传之宝。于右任在西安的时候却是有求必应，相传曾有人不断向他索字，常坐在厅里喝茶等候，茶喝多了就跑到街道于背人处掏尿，于右任顺手写了“ 不可随处小便”，他拿回去，重新剪裁装裱，悬挂室中却成了“ 小处不可随便”。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他同当时陕西的军政要人张坊，数年间跑遍关中角角落落，搜寻魏晋和唐的石碑，常常为一块碑子倾囊出资，又百般好话，碑子收集后，两人商定，魏晋的归于，唐时的属张，结果于右任将所有的魏晋石碑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而张坊的唐碑运回了他的河南老家，办起了“ 千唐诗斋”。正应了大人物是上苍所派遣的话，前些年西安收藏界有两件奇石轰动一时，一件是一块白石上有极逼真的毛泽东头像，一件是产于于右任家乡三原县前泾河里的一块完整的黑石，惟妙惟肖的是于右任，惹得满城的书法家跑去观看，看者就躬身作拜，状如见了真人。
从书法艺术上讲，汉时犹如人在剧场看戏，魏晋就是戏散后人走出剧场；唐则是人又回坐在了家里，而戏散人走出剧场那是各色人等，各具神态的，所以魏晋的书法最张扬，最有个性。于右任喜欢魏晋，他把陕西的魏晋碑子都收集了，到了我辈只能在民间收寻一些魏晋的拓片了。在我的书房里，挂满了魏晋的拓片，有一张上竟也盖有于右任的印章，这使我常面对了静默玄想，于右任是先知先觉，我是浑厚之气不知不觉上身的。
于右任之后，另一个对陕西古代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当属王子云。王子云在民间知之者不多，但在美术界、考古界却被推崇为大师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及陕西所有古墓、古寺、山窟和洞穴，考察、收集、整理古文化遗产。翻阅他的考察日记，便知道在那么个战乱年代，他率领了一帮人在荒山之上，野庙之中，常常一天吃不到东西，喝不上水，与兵匪周旋，和豺狼搏斗。我见过他当年的一张照片，衣衫破烂，发如蓬草，正立于乱木搭成的架子上拓一块石碑。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可以说是他首先发现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并能将这些圆雕拓片，这种技术至今已无人能及了。
石鲁和柳青可以说是旷世的天才，他们在四十年代生活于西安，又去了延安再返回西安发展他们的艺术，他们最有个性，留在民间的佳话也最多，几乎在西安，任何人也不许说他们瞎话的，谁说就会有人急。在外地人的印象里，陕西人是土气的，包括文学艺术家，这两个形象也是如此。石鲁终年长发，衣着不整，柳青则是光头，穿老式对襟衣裤，但其实他们骨子里最洋。石鲁能歌善舞，精通西洋美术，又创作过电影剧本；柳青更是懂三四种外语，长年读英文报刊。他们的作品长存于世，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动资产，而他们在“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命运却极其悲惨。石鲁差点被判为死刑，最后精神错乱；柳青是在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去医院看了病数年后，默默地死于肺气肿。
当我们崇拜苏东坡，而苏东坡却早早死在了宋朝，同样的，我出生太晚，虽然同住于一个城市，未能见到于右任、王子云、石鲁和柳青。美国的好莱坞大道上印有那些为电影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家的脚印手印，但中国没有。有话说喜欢午餐的人是正常人，喜欢早餐或喜欢晚餐的人是仙或鬼托生的。我属于清早懒以起床晚上却迟迟不睡的人，常在夜间里独自逛街。人流车队渐渐地稀少了，霓虹灯也暗淡下去，无风有雾的夜色里浮着平屋和楼房的正方形、三角形，谁家的窗口里飘出了秦腔曲牌，巷口的路灯杆下一堆人正下着象棋，街心的交通安全岛上孤零零蹲着一个老头明灭着嘴唇上的烟火，我就常常作想：人间的东西真是奇妙啊，我们在生活着，可这座城是哪一批人修筑的？穿的衣服，衣服上的扣子，做饭的锅，端着的碗，又是谁第一个发明的呢？我们活在前人的创造中而我们竟全然不知！人人都在说西安是一座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城市，但它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呢？文物是历史的框架，民俗是历史的灵魂，而那些民俗中穿插的人物应该称做是贤德吧？流水里有着风的形态，斯文里留下了贤德的踪迹，今日之夜，古往今来的大贤大德们的幽灵一定就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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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6）
西安多文物，也便有了众多的收藏家，其中的大家该算是阎甘园了。阎家到底收藏了多少古董，现已无法考证，因为“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往外拉“ 四旧”，有的烧毁了，有的散失了，待国家拨乱反正的时候，返回的仅只有十分之一二。鲁迅先生当年来西安，就到过阎家，据说阎甘园把所有的藏品都拿出来让这位文豪看，竟摆得满院没了立脚的地方。等到我去阎家的时候，阎家已搬住在南院门保吉巷的一个小院子里。人事沧桑，小院的主人成了阎甘园的儿子阎秉初，一个七八十岁的精瘦老人了。老人给我讲着遥远的家史，讲着收藏人的酸辣苦甜，讲着文物鉴定和收藏保管的知识，我听得入迷，盘脚坐在了椅上而鞋掉在地上组成了“ ×”形竟长久不知，后来就注意到我坐的是明代的红木椅子，端的是清代的茶碗吃茶，桌旁的一只猫食盘样子特别，问：那是什么瓷的？老人说了一句：乾隆年间的耀州老瓷。那一个上午，阳光灿烂，几束光柱从金链锁梅的格窗里透射进来，有活的东西在那里飞动，我欣赏了从樟木箱里取出的石涛、朱耷、郑板桥和张大千的作品，一件一件的神品使我眩晕恍惚，竟将手举起来哄赶齐白石画上前来的一个飞虫时才知道那原本是画面上绘就的蜜蜂，惹得众人哄笑。末了，老人说：“ 你是懂字画的，又不做买卖，就以五千元半售半赠你那幅六尺整开的郑燮书法吧，你我住得不远，我实在想这作品了还能去你家看看嘛！”可我那时穷而啬，竟没有接受他的好意，数年后再去拜访他时，老人早于三月前作古，他的孙子不认得我，关门不开，院里的狗声巨如豹。
我在西安居住最长的地方是南院门。南院门集中了最富有特色的小街小巷，那时节，路面坑坑洼洼不平，四合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