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与疾病相伴随的。疾病本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即人对疾病战无不胜，实际上是说死亡能被战胜。苏珊注意到，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而一旦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可不是吗？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此地似是而非，因为它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疾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凭着心理因素便可以治病。如此一说，何来死亡？由此可以看到人类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不仅贫乏，还与妄想相伴。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对于疾病的心理学的解释再一次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
神话之三：病魔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认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她指出两种情形：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比如腐败、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种恐惧再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变成了形容词。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隐喻也被广泛地使用着。比如，针对腐败，会说，它像癌症一样，或说挖掉这个毒瘤等等。如此，病，连同患病的人都成了社会排斥和驱逐的对象。试想，当患者听到自己的病名被当作邪恶物的比喻时，会是怎样的心惊肉跳，惟恐避之不及。
神话之四：癌症＝死亡
这是最极端的神话。据说有相当比例的患癌人就是在得知病情后被“吓”死了。然而，无数事实表明癌症不等于死亡。对于癌症，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治愈，而在于如何有效地治疗。而且现代医学也表明，许多病人是可以被治愈的。还有许多人即使不能治愈，也可以延长生命改善生存状况。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并非“不治之症”，有多少人被治愈了呢？大多数人带病生存和工作。如今，肿瘤已是常见病多发病，或许有一天它变成一种慢性病。
1966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随着神话的瓦解，在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谈论癌症早已不是禁忌。有临床表明，当病人对病情有了充分了解，其求生欲望会促使他（她）和家属、医生齐心协力，主动配合各种治疗和护理，积极进行康复训练，比蒙在鼓里的患者疗效要好。
前不久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患癌症不幸去世。学生师友给予董老师高度评价。然而大家忽略了董老师一个特殊的功绩，也是他人生精彩的谢幕——那就是去美国参加治癌新药的临床试验。这一次，他把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在科学上勇于进取和探索态度用在了治病上。《赴美就医记》的从容讲述，显示出他人生的更高境界。与本文相关的是，董老师介绍了在美国治病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在进入治疗前，医院就发给我许多有关此疾病和治疗的资料，其中有国家癌症研究所编印的各种资料，如《你对结肠和直肠癌需要了解什么》、《化疗和你——癌症治疗期间自我帮助指南》、《癌症患者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的饮食提要》等，有杜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和杜克大学医院编印的各种资料，如，《你并不孤独》、《照顾你自己》、《化疗指南》、《预防和治疗口腔问题》（化疗可能引起口腔和嗓子溃疡、干燥或疼痛等）、《静脉保护》（因为化疗可能使静脉产生疤痕组织，使针头难以扎入等）、《低血液计数》、《性生活与癌症》等，还有医药公司就所用药品的详细介绍等。这些资料告诉病人如何应对疾病，如何配合治疗，特别是详细地告诉病人治疗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副作用以及如何防止、减轻和应对，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即时找医生，如何安排生活和工作，鼓励病人做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以及作运动等。显然，这对提高治疗效果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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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让我们说出来！（3）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美国医院的这种作法对于病人太有好处了。我们经历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其中的担惊受怕和副作用带给我们的创伤和痛苦至今还包围着我们。我多么渴望有相应的知识辅导，然而更多地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的摸索，广泛咨询，记化疗日记，总结经验教训。而美国作法的前提是癌症不再成为禁忌，可以开放地谈。在中国，虽然2002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将“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一项作为对医疗机构的责任人给予处分的依据，事实上，据我在医院观察，患者家属往往恳求医生不要告诉本人。而这样一来，有些治疗方案因无法得到病人的理解而难以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发布的《世界癌症报告》显示，2020年全世界癌症发病率将比现在增加50％，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数将达到1500万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80％的癌症患者都是在患病晚期才被发现。而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由于癌症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戒烟运动的作用，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经过几十年的上升之后已经趋平。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每年减少％。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而我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癌症发病人数为九十万，死亡七十万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发病人数增至160万，死亡130万人。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死亡人数140万－150万，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近年来，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另据最新癌情监测资料显示，北京市每年肿瘤新发病例达两万人。
如此来势汹涌，意味着癌症随时可能造访我们自己或家人。因此，我们亟需瓦解关于癌症的诸种神话，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普及相关的医疗教育。半年前，我对于肿瘤毫无概念，似乎它与我无关。其实，肿瘤早已走近我们，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中就有肿瘤患者。而通常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事到临头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在医院里，我看到许多可爱的人和家庭，她（他）们同时承受病痛和享受亲情，我也经历了许多口未开泪先流的伤痛场面。这总使我心里鼓涌着冲动——癌症，让我们说出来！
两位可敬的前辈苏珊·桑塔格和董辅礽，时隔近三十年，前者去法国尝试新的治疗；后者去美国参加试验，她（他）们向公众讲述的方式不同，但是对待癌症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努力是一样的。大约也是经过这三十年，两个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存活率、死亡率呈不同方向的变化，美国在好转，中国的情形趋严峻。它不仅是医院和医生面对的问题，还需要社会上许多朋友的努力。
金子般的少年（1）
来源：文汇报
一、
以为是悲剧，结果遭遇喜剧；
以为是死的压抑占上风，结果是生命的欢笑扑面而来。
一切仿佛踩上了滑板，自由地转弯、滑行、冲锋，一种生命伶俐的活力，美好，爱……
导演是坐在轮椅上的15岁的子尤。
开幕词：我有些紧张，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微低着头，乌木般漆黑的卷发覆盖在额际，精致、纤细的五官，他抚弄着自己的手指。
可是笑意已经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悄悄聚集。这种少年人的羞涩，充满着纯洁的气氛，引发人心中无限善意，眼看它随时都会转化为不可抑制的傻笑。
不过接下去开始傻笑的是站在后排的大人，笑和泪水一起涌出来，因为这个病少年一下子就站到了幽默的上风。
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的我的同学吧：
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李一豪，他美好的品德经常让我自惭形秽，他是我学习的楷模；这是李想，他妈妈做的衣服非常好，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穿上他妈妈做的衣服；特别推出王钊，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活的例子，说明读书可以改变一切（倔头倔脑的王钊否认：我不识字！）。左边的这位女孩，不用说话就能表示一切，她什么都不用说，胜过千言万语（因为她有一双童话般的大眼睛，谁在那里都会明白）。她的名字叫丛雨薇。接下去的是安宁，她的丰富使我见识到，女生也可以这样生活，是你率领这样一支“心连心艺术团”到我这个贫困地方来造访……
这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万圣书园为子尤的新书召开的“青春版”庆贺会；上半场“专家版”座谈会刚刚结束。子尤只出席下半场。
整个座谈认真、真诚，可还是不可思议地有趣、逗乐：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有病来看我，而是因为我好看来看我。”
“我和大家一样在拼一场场考试，只是你们要是考砸了还有机会重来，而我要是考砸了人就没了——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你们谈好了吗？要不要我来给大家插播一个小节目？”
“如果夸张是一种艺术，那我说我憎恨这种艺术。”
——“呵，如果真实是一种艺术，那我说我爱这种艺术。”
“呵，请问洗手间在哪里，我觉得我要哭了。”
……
子尤自来爱笑，对可笑之事敏感，常常笑得在床上滚去滚来。而一年多的生死历练让他的笑更慢慢拥有了一种古典的气度，一种让人一再想去玩味的从容。
二、
在《谁的青春有我狂》里，收录了子尤从8岁开始的作品，我最喜欢其中关于中学生活的《我爱我班》、《节目访谈》、《悠哉悠哉》等。这些都写于病房中。虽然看起来是讽刺作品，却只见生机与爱，没有一丝让人不舒服的狂妄。他熟练驾御生活素材的能力，杰出的才华，正相配这人生中尚未向任何世俗力量屈服、没有丝毫庸俗气息的精神阶段，这是转眼即逝的阶段，也是被托尔斯泰描写的“因为心灵刚刚意识到自己和世界的美好联系而感到幸福、充实的阶段”，利己主义尚未侵蚀，情欲也没有来污染。其实，在托翁之外，还很少有作家认真地描写过这一阶段，赋予它严肃的精神意义。现在我看到子尤的描写了，看到这美好在现实遍布的陷阱中必须像袋鼠一样跳跃前行。
真奇怪了，不就过了一个暑假吗？第一天上学也不积极点，都这会儿了怎么还没人来呢？……哈哈，我们博学多才，神秘清高，看破红尘的钊老居士！不是说要在书斋里研究一假期的佛经，怎么样？收获如何？我是谁？你是谁？你何以为我？我何以不是你？
家长不一定是合格的家长，但他们一定是合格的演说家。
子尤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会被家长认为是坏小孩，可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许就可以与之对号入座。他们是活泼的，心底无私的，言辞锋利的，可是青春赋予了他们一种活力。现实不公的压力给了他们太多的痛苦，无论是家庭的错误偏见，学校的死板教育，社会的虚伪引导和对他们的轻蔑定义，他们都绅士地一笑，接着以战斗者的姿态，前去迎接。人的一生中再不会有这样激烈的美好生活，而我的任务，就是将它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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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般的少年（2）
“绅士地一笑，然后以战斗者的姿态，前去迎接。”——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容了。子尤有一些偶像，当然首先是卓别林，现阶段是李敖。我不是想把子尤和他的偶像们比较，但子尤提醒我们更真实地去关注一些品德：卓别林对笑的永恒赞美，李敖对纯洁的战斗者的捍卫，对善与行善的区别——没有行动的善不叫善。
我对子尤说这些剧本现场感极好，应该排出来——“请孟京辉来导”。他说：“我也想到孟京辉，不过可能英达更合适。”我认为孟京辉能够将那个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小丑、江湖艺人的意大利人达里奥·福表现出宽广的境界，而英达的情景喜剧则是一种就地消化的生活再现。子尤作品中那些元气淋漓的自嘲和反讽，自由自在的精神探索，实在值得有天赋的、才华横溢的演员用横空出世的高声诵读来表现。
可是子尤偏爱英达，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打算和他争论下去。
三、
每一个心事沉沉走近子尤的人，都眉开眼笑地离开。
但直到读到书中最后一篇《让我心痛的妞妞和》之前，我仍然猜想这是一个孩子的懵懂天性，孩子对死亡的尚未觉醒，我没有想到子尤其实已经明白他在经受些什么。
子尤极其巧合地是周国平女儿妞妞的同年同月生人，并有着相似的经历。妞妞在未满月时被发现患恶性眼底肿瘤，一岁半去世；子尤在13岁时发现胸腔长了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俗称畸胎瘤），都是在母腹中带来，妞妞出生不久即发作，子尤在13岁时发作。
不幸是暴风骤雨般降临的。正是在这暴风骤雨的生涯中，子尤和他的妈妈用每一天的抗争，一点一点地实现着“争取生命”这个词的含义。而在这种生命体验中读《妞妞》，一下就有了不同的视角：
为什么一听说是癌症，就说是“死症”？
为什么在概率面前要止步，坐等最坏的结果降临而不去争取生的机会？
为什么要用一种看马戏团小丑的眼光看待病人？
是不是只有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才叫生命？
离开了面对死亡的抗争，这样的生命值得骄傲吗？
可以把无所作为归因为他人的“业”和命运吗？
恐惧和悔恨也可以作为人的安身之所吗？
……
这是一个金子般的孩子面对死亡作出的毫无病象的抗争，天真勇猛，又深情至理。让人想象在这篇文章的背后，有面对寂静的夜沉思的童心。一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后对他妈妈说：“柳红，你值了。”那一刻我和他妈妈一起热泪盈眶，这是儿子以生命的名义给母亲的最高礼赞！
我想，《妞妞》一书的流传，是因为它打动了无奈人间无数人心里的脆弱，为永难超度的寂寞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