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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另外两大主题：恐惧和残忍。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仁义、信爱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却揭示出我们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产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着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跟恐惧和残忍相连。西方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视死如归，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环境有极致的冲突，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生存环境的恐怖和残忍。
不仅革命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红色恐怖，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专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生存的前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证实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残忍。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残忍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残忍各自专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生存环境充满了恐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恐惧衍生出仇恨，野夫写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恐惧还衍生出愚蠢、荒诞，野夫写他小时候跟姐姐起照相，父亲在照片上代他们加上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这样的恐惧显然不只属于野夫的孩童时代，也属于我们当下。野夫对监狱的描述，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可以让每一个当代读者明见他生存的本质。
跟恐惧相辅相成的主题就是“残忍”了。“残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野夫反躬自省，他对残忍也曾熟视无睹，他是从六岁开始就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师的教导下，和同学们一道去抽打一个小偷，那个穷得想给孩子偷三尺布的农民，在大人唆使的孩子们的抽打下，“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野夫笔下的残忍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五．
野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准、诗意，又不乏子曰诗云般的典故和博学，他在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但他又绝非传统或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在他寥寥几笔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是一个同样对农民的历史、土地问题、极权主义心理、现代性问题关注极深并有自己见解的志士。
野夫论述传统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20世纪的中国政府，无论以什么名义，革命、国家利益、管理效能，对土地的生杀予夺，都是对文明的背叛。
野夫论述农耕文明生态：“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样的论述有如《圣经》中的神谕和智慧：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样的明见是对一切制度决定论、进步论和历史规律崇拜的解毒剂。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样有着历史和天人情怀：“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论述说：“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解救暗合《圣经》的教诲：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暗合中国圣贤的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度、对策里，爱、宽恕都比制度和对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六．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